大别山精神研究中存在的几个认识误区

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尤其是在近代烽火不断的革命岁月中，大别山人民创造出了彪炳史册的光辉功绩，大别山精神也成为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和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典型代表。文章通过对存在于大别山精神研究中的几个主要认识误区进行剖析，探讨了大别山精神更加丰富的内涵和评价，以期提升对大别山精神的认识高度，使之能够被政府和大众重视从而发挥其应有的时代价值。

一、对大别山精神研究所涉及历史问题的认识误区

很多学者们在进行大别山精神研究时，会刻意回避某些历史问题，如“张国焘事件”和西路军问题，必须承认，这些历史问题是大别山精神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得不到弘扬和推广的根本原因，大别山精神的研究也由此而停滞。直到“两个凡是”被否定之后，人们才敢于触及西路军兵败这一禁区。后在李先念、陈云、邓小平等老同志的亲自关怀下，西路军问题才得以正名。而仅剩下的“张国焘事件”是不是能够成为影响大别山精神研究和推广的障碍呢？

对于“张国焘路线”与红四方面军的关系，中共中央在《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给出了看法：中央对于在国涛同志领导下的四方面军的干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所获得的极大进步与对张国焘路线的正确认识，表示极大欣慰。过去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同志负最主要的责任。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1]由此可见，党中央当时已将红四方面军与“张国焘路线”隔离开来。

结合已有的史实和评判，不难看出，张国焘是共产国际委派到大别山区进行革命领导工作的，具有极强的政治野心，从他主政鄂豫皖边区开始，就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并大力开展“肃反”，大搞政治运动。最后，为了保住自己的实力不受损伤而一再退却并另立“党中央”。因此，他根本算不上是从大别山区走出来的有着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革命者，他的错误路线和野心掩盖不了大别山革命者的忠诚和坚定信念。如徐向前、李先念、王树声、许世友、陈锡联、洪学智等一大批从鄂豫皖根据地走出来的将军，始终怀揣着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凭借着自己的坚毅和果敢证明了自己对革命的忠诚，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尽管张国焘是鄂豫皖革命史上的一个污点，但也掩盖不了红四方面军整体的坚定立场和共产主义信念，大别山精神依然熠熠生辉。

撇开历史问题的争论和纷扰，仅论大别山精神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它在风云激荡的近代革命史上曾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从近代革命的历史发展阶段来看，大别山精神和井冈山精神一样，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近代民主革命的“精神摇篮”[2]，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近代社会主义革命早期尝试的精神层面的引领和支撑，是对当时革命群众和共产党员朴实作风的高度概括，是中国革命精神的高度升华，为共产主义革命的发展壮大保留了火种。在生存条件极端困苦的战争年代，大别山人身上所散发出的大别山精神为大别山区的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撑。通过脚踏实地的实践活动，大别山人为自己赢得了生存发展的机会。敢拼敢干、自强不息的大别山精神一直是大别山革命者的坚强支撑，激励着他们不畏艰难、迎难而上，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应用于具体实践。大别山区的革命先烈们为追求共产主义事业前仆后继，谱写了一幕幕英雄的赞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经典榜样。所以，在近代的革命浪潮中，大别山区的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初期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初步实践和探索，大别山精神作为其中一个重要载体，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念在中国的传播和深入做出过重要的贡献，理应得到历史的肯定和赞扬。

二、对大别山精神形成和发展的认识误区

认清了大别山精神的历史地位，那么对大别山精神的研究也就顺理成章，但是在对大别山精神进行研究时，很容易产生“形而上学”的问题，将大别山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定位在某一特定时期、特定背景。比如在对大别山精神进行论述时，很多学者依然将大别山精神仅仅看作是近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种革命精神。但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大别山精神还应该包含其他更深、更广的涵义，它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根深蒂固的传统民族精神和文化。所以，要认清大别山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就必须要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结合大别山区的历史进行研究。

大别山区地处江淮流域，地形以山地为主，农产品资源丰富，但交通较为闭塞;在文化上既受到中原文化的辐射，又是楚文化和吴文化的交汇之地。由于缺乏足够的耕地，生存条件较艰苦，所以大别山人就形成了勤俭节约和敢拼敢干的习惯。但是由于过去生产技术的局限，大别山区的老百姓始终摆脱不了“靠天吃饭”的局面，再加上永无休止的徭役税负以及地主阶级的压迫，所以，当社会矛盾日益加剧以致人民生存受到威胁时，大别山人的革命斗志是强烈的。在悠远的历史长河里，这里就曾爆发过无数的农民起义，以此来对抗腐化堕落的贵族权利阶层和封建地主势力。比较著名的有新莽时期的绿林军起义、明末农民起义、清末捻军起义等等[3]，都是以大别山为发源地或重要据点的农民起义。 近代西方殖民势力沿长江入侵内地的过程中，大别山人遭遇了来自各方势力的压榨，使原本经济状况就窘困的大别山区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愈发彰显，其革命意识和革命信念自然更加强烈，革命意志和革命行动也就更加坚定。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开始将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由以工人运动为重点转入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恽代英等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及革命先驱进入大别山区，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传入大别山，许许多多受苦受难的大别山人顺势而起，压抑已久的革命精神喷薄而出，毫不犹豫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军队。从土地革命时期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从大别山走出的革命先辈们一直秉承着艰苦卓绝的大别山革命精神，继续在新中国的各个岗位上发光发热，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现代的大别山区依然是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区域，但大别山人始终秉承着大别山精神的精髓，以大别山精神为思想支撑，努力寻求着脱贫之路。当地政府或百姓通过构建交通网络、加大劳务输出、开发自然景区、发展红色旅游、改进制茶工艺、加大农产品资源开发、扩大招商引资等等一系列的措施来寻求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4]通过不断的努力和奋斗，近年来，大别山老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取得了显著的提高，交通路网日益便捷、城市化进程加快、毛尖瓜片闻名遐迩、旅游业异军突起。大别山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依然发挥着无形的助推作用。

由此不难看出：大别山精神是以具有数千年历史渊源的中原文化为根基，经由中国共产党，运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对这里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再塑造。可以说，大别山精神是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碰撞所产生的火花。大别山人所具有的“艰苦卓绝，英勇顽强;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热爱家乡，自强不息;淳朴善良，脚踏实地”等传统民族精神，为大别山区革命的开创和发展构建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其革命精神的根基和沃土。

三、对大别山精神时代价值的认识误区

当下，对革命传统精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等，而对大别山精神的研究相比之下着实太少并且存在着研究和推广不够深入的问题。究其原因，除了历史因素之外，还是源于对大别山精神内涵的认识偏差，认为大别山精神是一种革命思想纲领，对现代化建设的影响较小，从而导致对大别山时代价值的忽视。

事实上，如同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等，它完全也可以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用于大别山革命老区建设、党风廉政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从而使其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一）大别山精神是推进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文化建设的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告诉我们，精神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为物质的，革命精神经过大力弘扬后，是能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其时代价值的。大别山精神是大别山人综合素质、精神风貌的体现，是大别山区的一面旗帜。[5]然而，由于各种历史因素，对大别山精神的研究并没有引起政府和理论界重视，对于它的研究也大多局限于鄂豫皖三省的学校和研究机构，并且研究和推广力度不大，各省对于大别山精神的理解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这些都严重制约了大别山精神的弘扬和推广。

如果能在思想战线上形成统一，以大别山精神为价值核心，加强大别山区跨省（市）区域经济协同开发，那么，将会对大别山革命老区的经济振兴甚至是“中部崛起”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大别山精神作为优秀传统民族精神和优秀革命精神的智慧结晶，需要被不断地弘扬和推广，为大别山区各项经济文化建设提供统一的精神支撑，这对于大别山区的建设来说将会是一种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另外，作为一种红色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别山精神的弘扬和推广也将有助于提升大别山品牌的知名度，大大促进大别山区红色旅游的发展，间接推动其服务业的繁荣。

（二）大别山精神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党的群众路线的优秀教育素材

切实抓好党风廉政建、坚持走党的群众路线，是发挥好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坚实基础，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今年恰逢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时期，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仍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议题，不容丝毫的懈怠。

徐向前元帅曾经说过：“经过党长期培养和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具有无限的忠诚和坚定的信心，表现了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证明我们的党尽管多灾多难，但力量却是无穷无尽的”[6]。大别山精神正是这样一种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精神结晶，在这种精神的引领下，无数大别山人艰苦卓绝、奋发向上、团结一心、奋勇杀敌，为的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因此，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中，很有必要汲取大别山精神的精华，引导广大党员真正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大别山精神也将会实现其“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奇特功效。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7]土地革命时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大别山区各级党组织及时而广泛地发动了人民群众，从而成功地保留了大别山区的革命武装并顺利渡过了当时的自然灾荒。因此，新的历史时期，如果能够大力推广和弘扬大别山精神，继续传承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真正做到“群众利益无小事”，将会使党的群众路线更加深入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