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生平及文学成就

苏轼（１０３７～１１０１），宋代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出身于寒门地主家庭。幼年承受家教，深受其父苏洵的熏陶，母程氏也曾“亲授以书”。既长，“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一、生平与思想

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应举，次年与弟辙中同榜进士，深受主考欧阳修赏识。后因奔母丧回蜀，嘉祐四年始沿长江、经江陵再度赴京。嘉祐六年应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期间苏轼针对财乏、兵弱、官冗等政治弊端，写了大量策论，要求改革。

苏轼凤翔任满，其父苏洵于汴京病故，他扶丧归里。熙宁二年（１０６９）初还朝任职。其时神宗用王安石变法，苏轼的改革思想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如王安石主张“大明法度”，多方理财，并迅速向全国推行新法。苏轼则强调择吏任人，而反对“以立法更制为事”（《策略》第三）；主张“节用以廉取”，而不赞同“广求利之门”（《策别》十八）；他还提出“欲速则不达”，“轻发则多败”，在兴革步骤上力主稳健，因此，他连续上书反对变法。由于意见未被采纳，请求外调，自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他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在这期间，他曾经惩办悍吏，灭蝗救灾，抗洪保堤，对邑政进行了某些改革，收到了“因法便民”之效。

苏轼不满意变法，尤其当看到新法推行中的流弊时，“不敢默视”，时时“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东坡先生墓志铭》）。王安石罢相后，何正臣、李定等新进官僚却从苏轼诗文中深文周纳，罗织罪状，弹劾苏轼“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因于元丰二年（１０７９）把他从湖州逮捕，投入监狱，勘问他诽谤朝廷的罪行，这就酿成北宋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经过几个月的折磨，苏轼侥幸被释，谪贬黄州。在元丰时期的贬斥生活中，他虽被迫表示要闭门思过，但并未缄口搁笔，他仍然关心现实，同情人民，写了不少有价值的作品。元丰七年，苏轼改贬汝州，离黄州北上时，路经金陵，曾拜会退休宰相王安石。两人政治见解虽有分歧，但还保持了私交，共游蒋山，互相唱和。

元丰八年神宗病死，哲宗年幼，高太后临朝，起用旧党司马光执政，苏轼被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他不同意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在罢废免役法问题上与旧党发生分歧。苏轼认为差役免役“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这又引起了旧派疑忌，元祐四年，出知杭州。六年召回，贾易等人寻隙诬告，苏轼“七上封章乞除一郡”，先后被派知颍州、扬州、定州。苏轼在杭州，曾减赋赈荒，掘湖修堤；在定州，曾整饬军纪，加强边备。在保守气氛充满朝廷的时代，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进行某些兴革。

绍圣元年哲宗亲政，新党得势，贬斥元祐旧臣，苏轼又成为这些新贵打击的对象，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尽管当时“饮食不具，药石无有”，条件极为艰苦，苏轼却能“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并对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流露了深厚的同情。直到元符三年（１１００）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１１０１）七月死于常州。

苏轼在儒学体系的基础上濡染佛老，他把儒、佛、老三家哲学结合起来，各家思想对他几乎都有吸引力。他早年就“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很向往“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策别》第八）的盛世，具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有志改革北宋的萎靡的积习，要求朝廷“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他主张“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济时治国，“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墨妙亭记》）。他对待人生又有超旷达观的襟怀，认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王君宝绘堂记》）。能够超然“游于物之外”，自可“无所往而不乐”（《超然台记》）。佛老思想一方面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另一方面，齐生死、等是非的虚无主义又有严重的逃避现实的消极作用。这种人生思想和生活态度，在他的创作中都有明显的反映。苏轼在政治道路上是坎坷的。由于他主张改革但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因而既与变法派发生矛盾，又同维持现状的保守派有所抵牾。再加上苏轼为人表里澄澈，讲究风节操守，不愿“视时上下，而变其学”（《送杭州进士诗序》），这就使他既不见容于元丰，更受摧折于绍圣，一生遭受很大的政治磨难，仕途曲折，历尽升沉。然而这正好有利于他加深阅历，扩大视野，使他在文学上获得很大的成功。

二、文学成就

苏轼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主张“务令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与元老侄孙》），反对“贵华而贱实”，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以期“充满勃郁而现于外”（《南行前集叙》）。他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不能“屈折拳曲，以合规绳”（《送水丘秀才序》），更不应“使人同己”（《答张文潜书》）。要敢于革新独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答谢民师书》），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

苏轼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他是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大家，在诗、词、散文等方面取得了独到的成就。

１、诗

苏轼今存诗２７００多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彩。同情人民、关心生产是苏诗的一个突出内容。苏轼在早年即感受到社会上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发出过“但恐城市欢，不知田野怆”（《许州西湖》）的感慨。后来辗转播迁，目睹人民困苦，写了不少“悲歌为黎元”的诗篇。如在凤翔时写的《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描写朝廷摊派苛重徭役，给百姓造成的负担。通判杭州时的《除夜直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舍》，对百姓为糊口奔走贩盐而身陷囹圄，表示深切的同情。在黄州写的《五禽言》、《鱼蛮子》，借渡河农夫和渔民的一家，控诉了地租剥削的残酷性。这些诗篇都写得情真言挚、朴实无华，有的还以具体描述，留下了人民悲惨遭遇的真切剪影。苏轼的政治讽刺诗，如《李氏园》、《荔枝叹》，都能通过具体事件的描绘，揭露封建统治者为满足个人贪欲享受而不顾百姓死活的罪行。有些政治讽刺诗，其真诚同情人民的思想同不满新法的情绪错综交织，如《吴中田妇叹》、《山村五绝》等；其中虽然难免有夸大新法缺点之处，但更多地方则针砭了新法的流弊。部分关怀生产的诗歌，如《次韵章传道喜雨》、《答吕梁仲屯田》、《石炭》、《秧马歌》、《游博罗香积寺》等，写灭蝗救灾、抗洪保堤、开发煤矿、创造工具、利用水力，对前人很少涉及的社会题材，多所开发，取材广泛，命意新颖。

苏轼的写景诗和理趣诗，艺术价值最高，最为脍炙人口。苏轼一生足迹所至，饱览奇景伟观，创作了大量写景诗。嘉祐中由三峡出川时，作有《江上看山》、《巫山》、《入峡》等诗，描写蜀中的奇绝风光，可说是青年诗人的才华初露。苏轼两度任职杭州，“天教看尽浙西山”（《与毛令方尉游西菩寺》），写下了《游金山寺》、《望海楼晚景》、《望湖楼醉书》、《饮湖上初晴后雨》等诗，使长江夜色、江南晴雨、西湖胜景，在苏诗中留下了动人的形象。他在密州、彭城、胶东所写的《登常山绝顶广丽亭》、《百步洪》、《登州海市》诗则逼真地描绘了江北的地方风物和名胜。苏轼晚年远放惠州、儋州，更以浓厚的兴致，再现了岭外风光。苏轼不但善于观察和捕捉各地景物的不同特点，而且以欣喜爱悦的感情描绘了农村环境的清新朴厚。如《新城道中》、《白塔铺歇马》、《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等诗，都写得生机盎然，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苏轼在岭南所写的农村景物诗，如《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和陶归园田居》、《和陶赴假江陵夜行》等，更体现出作者同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融洽的关系。

苏轼善于从日常生活和普通自然小景中悟出新意妙理，发人所未发，写成引人深思的理趣诗。如《题西林壁》、《琴诗》、《泗州僧伽塔》等篇，或表明超脱事物才能看清事物的全貌，或暗喻满意的成果有赖于主客观的统一，或指明大自然的变化并非由于神灵的主宰。这类诗都即景寄意，因物寓理，意在言外，余味不尽，在唐诗中比较少见，可以说是苏轼的独创。苏轼性格开朗，他描摹大自然的笔墨，常常满含着爽朗乐观的情趣，体现出不畏逆境，傲视磨难的精神。如《东坡》、《慈湖夹阻风》，暗示人们不要贪恋捷径坦途，人生难免碰上逆风。《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诗，融情入景，借景写情，显现作者履险如夷、破忧为喜的开阔襟怀，表明诗人在逆境中依然对生活充满乐观和自信。

此外，苏轼对绘画书法均有很高的造诣，写过不少品诗、题画、鉴赏书法的诗歌，如《读孟郊诗》、《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石苍舒醉墨堂》等，这类诗歌品题了别人作品的成就和特色，寄寓了自己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见解，在苏诗中也是颇有特色的。

苏诗想象丰富，奇趣横生，比喻新颖贴切，引人入胜，如《郭祥正家醉画竹石》：“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借助想象把创作冲动形象化；《登州海市》：“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面对碧海想象到群仙的出没，都是驰骋幻想的名篇。苏轼善于以新颖的比喻刻画事物，如以“西子”比西湖，以“紫金蛇”比闪电，以“赴壑蛇”比年光易尽，以“飞鸿踏雪泥”比人的行踪无定，以“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等一系列形象比徐州百步洪的急湍，都是有名的例子。

苏诗有时直抒胸臆，议论英发。如《王维吴道子画》、《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戏子由》、《轼在颍州与赵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扬州》等诗，或论画，或议政，或写怀，文思如潮翻泉涌，极富气势，苏诗的议论化，固然有助于抒写的自由和格调的流畅。但议论化对诗的形象性和韵律美则不无影响。又由于应酬赓和，某些和韵诗近于文字游戏；矜才炫学，某些作品有用典过多或粗率冗长之弊，这些都影响了他的创作成就。

苏轼对古近各体均能驾驭自如，但更长于古体和七言。他的七古“波澜浩大，变化不测”（《诗人玉屑》卷十七引《吕氏童蒙训》），最能体现奔放的才情，如《送李公恕赴阙》、《法惠寺横翠阁》、《送沈逵赴广南》、《雪浪石》等，都妙笔驰骋，奇气横溢。五古如《寒食雨》、《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等，则写得朴厚无华，词清味腴，以自然入妙见胜。苏轼的七律也很出色，如《和子由渑池怀旧》、《初到黄州》、《汲江煎茶》等，都是气韵天成的佳篇。其格调流丽圆转，略与白居易、刘禹锡诗风相近，而更为奇警。苏轼对五言近体用力较少，五律五绝不多，而七绝则写得精美明快，有不少传诵颇广的名篇。

２、词：

在北宋词坛上，苏轼突破词必香软的樊篱，创作了一批风貌一新的词章，为词体的长足发展开拓了道路。从今存三百四、五十首东坡词来看，苏轼对词体的革新是多方面的。

苏轼扩大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苏轼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旅况等传统题材，而且还用词抒写报国壮志、农村生活、贬居生涯等，扩大了词境，前人有“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之评（《艺概》）。他以健笔刻画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来寄托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如〔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等篇。苏轼在词中，更多地倾入自我，表现个性。如〔沁园春〕“孤馆灯青”写青年时代致君尧舜的政治抱负；〔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写贬谪后孤高自赏，不肯随人俯仰的情绪；〔满江红〕“江汉西来”即景怀古，用祢衡的遭遇暗寓愤懑不平的感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借日常生活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处的生活态度。这些词作都是很有个性特色的。苏轼在徐州写的五首《浣溪沙》，以清新隽秀的语言，生动地描绘了农村生产和生活小景，描绘了黄童、白叟、采桑姑、缫丝娘、卖瓜人等各式各样的农村人物，为读者提供了一组洋溢着浓郁生活气息的农村风俗画。可以说，凡能写进诗文中的生活内容，苏轼都可以用词来表达。

苏词在笔力和体制上有所创变。他以写诗的豪迈气势和劲拔笔力来写词，使词作仿佛“挟海上风涛之气”（《花草蒙拾》），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满庭芳〕）；“三十三年，今谁存者”，格力挺拔，语句遒劲。元朝词人以诗文句法入词，始于苏轼。苏轼把陶渊明《归去来辞》改写成〔哨遍〕，将韩愈《听颖师琴诗》，括成〔水调歌头〕，在词体上也堪称创制。以前词家于调名外极少立题，苏轼不少词作不但始用标题，有的还系以小序，小序长者达数百字，文采斐然，颇能引人入胜。前人批评苏轼“以诗为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其实苏轼把写诗的笔力句法等带进词作，正可以扩大词体的表现力。

苏词具有鲜明的理想色彩。有些作品浮想联翩，逸兴遄飞。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写作者幻想乘风登月，又不甘心天阙的清寂；〔念奴娇〕“凭高眺远”，写诗人“翻然归去”，飞上“玉宇琼楼”的“水晶宫”；〔满庭芳〕“归去来兮”，融合天孙织锦、王质遇仙的神话，虚构了自己银河滩头巧遇织女的故事，反映了作者处境坎坷、欲远离政治风波的念头。这类篇章在精神上上承屈原、李白，下开辛弃疾的某些清旷奇逸之作。《左庵词话》说：“此老不特兴会高骞，直觉有仙气缥缈于毫端。”正是指这类作品而言。

在语言和音律上，也体现了苏轼的创新精神。苏词语言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以清雄见称，对以前词人镂金错采的风尚有所改变。前人多指责苏词“不谐音律”，“子瞻之词虽工，而多不入腔”（《墨客挥犀》），然而当时歌手唱〔水调歌头〕中秋词，宋代词评家赞赏〔水龙吟〕咏杨花“声韵谐婉”（《曲洧旧闻》）、“全章妥溜”（《词源》），都说明东坡词并不忽视音律。不过，苏轼更重视词的文学生命，他重视音律，但不拘泥于音律。

苏轼词风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除了“大江东去”一类壮丽词外；另一些作品，或清旷奇逸，或清新隽秀，或婉媚缠绵，都各具风韵。如〔江城子〕悼念亡妻，一往情深；〔水龙吟〕咏唱杨花，幽怨缠绵；〔蝶恋花〕写佳人的欢笑搅动了墙外行人的春愁，风情妩媚动人。正如《皱水轩词筌》评《浣溪沙·春闺词》所说：“如此风调，令十七八女郎歌之，岂在‘晓风残月’之下！”

３、文：

苏轼对散文用力很勤，他以扎实的功力和奔放的才情，发展了欧阳修平易舒缓的文风，为散文创作开拓了新天地。

谈史议政的论文，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大都是同苏轼政治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作品。其中除有一部分大而无当带有浓厚的制科气外，确也有不少有的放矢、颇具识见的优秀篇章。如《进策》、《思治论》透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内外矛盾，针砭时弊，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政见；《留侯论》一扫黄石公授书的神秘色彩，论证秦末隐士有意启迪张良促其执行正确的策略，见解新颖，不落窠臼。这些论文雄辩滔滔，笔势纵横，善于腾挪变化，体现出《孟子》、《战国策》等散文的影响。

叙事纪游的散文在苏文中艺术价值最高，有不少广为传诵的名作。记人物的碑传文如《方山子传》、《书刘庭式事》，能借助于生活片断和有代表性的细节显示人物性格。《潮州韩文公庙碑》有叙有议，结合韩愈一生遭遇，评述了他对文学儒学的贡献，写得议论风生，气势充沛。记楼台亭榭的散文，如《喜雨亭记》、《超然台记》、《韩魏公醉白堂记》，或表达关心稼穑、与民同乐的思想，或体现游于物外、无往不乐的襟怀，或赞扬严于律己、廉于取名的风节，都善于借事寓理寄情，且文意翻澜，发人深思。其写景的游记，更以捕捉景物特色和寄寓理趣见长。如《石钟山记》写夜泊绝壁奇境，情调森冷，耸人毛发；前后《赤壁赋》，一写清风朗月的秋光，一写水落石出的冬景，描绘逼真，境界若画。这些游记也不单纯留连风月，而总是即地兴感，借景寓理，达到诗情画意和理趣的和谐统一。苏轼的记叙体散文，常常熔议论、描写和抒情于一炉，在文体上，不拘常格，勇于创新；在风格上，因物赋形，汪洋恣肆；更能体现出《庄子》和禅宗文字的影响。

书札、题记、叙跋等杂文，在东坡集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苏轼广于交游，笃于友谊，“简易旷达，表里洞然”，所写书札尺牍如《上梅直讲书》、《与李公择书》、《答秦太虚书》、《答参寥书》等，大都随笔挥洒，不假雕饰，使人洞见肺腑，最能显现出作者坦率、开朗、风趣的个性。苏轼兴趣广泛，多才多艺，写了不少题记、序跋、杂著，品诗评画，谈论书法，总结创作经验。如《南行前集叙》、《书吴道子画后》、《书蒲永升画后》等，都紧紧扣住文艺创作的特征，阐发了对文艺问题的真知灼见。此外，苏轼还有一些记述治学心得的杂文，如《日喻》、《稼说》等，写法上能就近取譬，深入浅出，内容上也有不少独得之见。

苏轼还有流传较广的笔记文《东坡志林》，此书东坡生前已提及，但未完成，今传本实后人编辑，宋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收有１６则，明刊《东坡七集》收有１３则，都是史论。其论封建，称“柳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论平王指出其“避寇而迁都”的失策，均很有见地，然其论商鞅等条，借评史攻击变法，则不免有所偏蔽。《稗海》所收《志林》，内容较多，史论而外，还有不少随笔、杂感、琐记，写人记事，言简而明，信笔挥洒，颇饶情致。如《记承天寺夜游》寥寥数十字，烘托出月夜的明净和心境的悠闲，《记游松风亭》通过随地歇脚的细节，写出无往而不适的放达襟怀。随手拈来，即有意境和性情。此类文字，实开晚明小品文一派。另有《仇池笔记》，亦系后人辑录而成，东坡喜爱仇池，诗中多处提到，故以“仇池”名之。其所收条目，部分亦见于《东坡志林》。

苏轼的作品具有广泛的影响。他热心奖掖后进，培植不少人才。他的作品在宋代广为流传，对宋代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苏诗受到金代诗人、明代公安派作家和清代宗宋派诗人的推崇。苏文长期灌溉后学，其小品随笔更开明清小品文的先声。苏词直到清代，仍为陈维崧等词家所宗法。苏轼的大量作品，是他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

４、书画及学术著作：

苏轼才华横溢，诗词文赋而外，对书画也很擅长。他于书法遍览晋唐诸家，转益多师，自成一家，长于行书、楷书，笔法肉丰骨劲，跌宕自然，同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传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帖》、《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帖》、《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卷》等。他自称“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次韵子由论书》），在诗文题跋中，有不少谈书法的文字。苏轼论画卓有所见，主张“神似”、“传神”，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画史上很有影响。他善画竹石，学文同而又自具风格，故有“东坡虽是湖州派，竹石风流各一时”（《次韵子由题憩寂图后》）之句。苏轼画真迹，见于文献记载者不及十帧，传世更少，今仅存《古木怪石图》等。

苏轼在学术上的著作有《易传》、《书传》等。《东坡易传》是续苏洵未成之作。苏轼论《易》大体“近于王弼。而弼之说惟畅玄风，轼之说多切人事”；其文辞博辨，“足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四库全书总目》）。《东坡书传》对前人之说有纠误，也有立新，被称为“于治乱兴亡，披抉明畅”（《四库全书总目》），颇受朱熹称赞。

５、作品版本及注本：

苏轼诗文集合刻本有明成化程宗《东坡七集》本。此七集为：《东坡集》、《东坡后集》、《东坡续集》、《奏议集》、《内制集》、《外制集》、《应诏集》；包括附录的《年谱》，共１１２卷。有清末端方校印本、《四部备要》铅印本。

苏轼晚年就有人为他的诗作注。自宋至清，诗注本很多。在宋代，有分类注本，即题为王十朋所编的《集注分类东坡诗》（亦称百家注）２５卷。有黄善夫刊本、《四部丛刊》影元刊本。有编年注本，即施元之、顾禧《注东坡先生诗》４２卷。有宋嘉泰刊本、景定补刊本，均已残。清有查慎行《补注东坡编年诗》５０卷，冯应榴《苏文忠诗合注》５０卷；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其诗注部分为４６卷。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出版的由孔凡礼点校的《苏轼诗集》，其卷一至卷四十六即以王文诰本为底本；其卷四十七至卷四十八、卷四十九至卷五十，分别为补编诗、他集互见诗，以冯应榴本为底本；共５０卷，书末附有新发现的佚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