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中国传统文化的完美符号──对杜甫文化意义的深入思考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二年，是中国古代著名诗人杜甫诞辰一千二百五十周年。就在这一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四位世界文化名人，杜甫名列其中。我们平常提及杜甫，映入脑海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诗圣”的美誉。我们早已习惯了作为文学家的杜甫，习惯了从文学角度评价他的一生。但是，我们应该静下心来想一想，“诗圣”这一称号，是否仅仅是针对杜甫诗歌创作的成就而言？它是否有超越文学层面的含义？再联系４２年前那场全球范围的纪念活动，我们不仅要问：杜甫为什么会成为“文化”名人？

中国历史上人品最高尚、理想最远大的政治家而非政客王安石，曾经写过一首题杜甫画像的诗。他说：“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我推测子美先生您的这颗心灵就连那圣人辈出的上古三代也是少有的，是非常高尚伟大的一颗心灵。我是多么渴望您能起死回生，让我们成为朋友啊！一生批评历史人物无数的南宋理学家朱熹，在他那部被后世当作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朱子语类》中，一反常态地列举出了中国历史上可称为“伟大”的五个人：诸葛亮、颜真卿、杜甫、韩愈、范仲淹。作为五个人中位一一位一盛大多数时间深处民间、在政治上无甚建树的人物，为什么会得到朱熹的高度评价，在从诸葛亮到范仲淹这样一张名单中占据一席之地？朱熹说得很清楚，关键在于他们五个人的共同点是都有一颗伟大的的心灵，在道德方面和人格层面都有伟大的建树。朱熹评价说，他们都是光明正大，磊磊落落，是在人格层面堪称楷模的人。王安石与朱熹的评价，显然早已超出了文学的范围，一语道破了杜甫的文化意义。

中国古代哲学更倾向于伦理学的范畴。它向来被分为入世的和出世的两类。道家的人“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庄子·大宗师》），认为欲得到最高的成就，必须脱离尘世罗网、脱离社会，甚至连生命也要抛弃，才能得到最后的解脱。因此，道家被看作“出世的哲学”。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注重社会中的人伦和世务，专讲道德价值，不愿讲、很少讲超道德的价值（例如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尽管后来王阳明把儒学发展到“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的程度，在唯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儒家学说总体上是实用主义的、现实的。它不像道家那样强调个体的生命价值，而是更注重群体的（一个家族、宗族乃至民族）利益。有人指出，由于中华民族的先民们生活在一个自然环境并不十分优越的地方（黄河流域），经常遭到以水灾、韩在为代表的自然灾害的侵袭，所以，过于强调个体生命而忽视群体利益是不利于整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这样，历史自然地选择了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带上了浓厚的入世哲学的色彩。

也许唐代在整个儒家思想演变过程中并不占重要地位：既不像汉代独尊儒术伊始各家对儒学经典的阐释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更比不上两宋时期二程朱熹最终完成儒家学说宗教化的历史功绩，就像两个波峰间深邃的波谷。然而，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却指出，唐代儒学并非停滞不前，相反，唐代出现了两个大儒：韩愈和杜甫。有意思的是，两个人都是文学家；他们对儒学的贡献，并不在于写出了多么高深的理论著作，而是“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行动为儒家的道德理想、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写下了最完美的注脚。

那么，在杜甫身上究竟体现出了哪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呢？

第一，杜甫是个“博爱”的人。曾将有个叫樊迟的人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的答复只有简单的两个字：爱人（《论语·颜渊》）。这就是“仁者爱人”这个成语的来历。读过杜诗的人都会感到杜甫是个充满博爱之心的人。这个“博爱”既表现在他对自己亲人的爱，更表现在他对广大人民的爱和对国家的爱。

杜甫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兄长，是一个有着高度家庭责任心的人。在中国古代社会这样一个男权专制的时代，成年男子纳妾、出妻是十分普遍的事，以至于忠贞不渝的爱情往往成为一句空话、一个美好的梦想。但杜甫却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他与他的好友李白的婚姻家庭观念截然不同。李白一辈子结过许多次婚，而杜甫却与妻子杨氏夫人厮守一生，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想念他的妻子。在历代诗人中，作品里出现“妻”字频率最高的很有可能就是杜甫，其中最有名的一句当属“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夫妻间关系的融洽可见一斑。他的《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二尤其能体现他高度的家庭责任感：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精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呜呼二歌兮歌始放，邻里为我色惆怅！为了给家人找食物充饥，杜甫可以不顾自己已是衣不遮体，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手握一柄木铲去山中挖“黄独”这种植物。每个读过这首诗的人，都会被诗中渗出的伟大亲情所深深打动。

杜甫仁爱之心更为我们熟知的是他对人民大众的深情厚意，甚至是对世间万物的怜悯。《论语》上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认为不用网捕鱼和不射归巢的鸟便是“仁”的表现。杜甫也曾经面对江面上被密网困住的鱼发出“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过津口》）的感慨。他的大部分诗歌都充满了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例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的诗句，至今仍然时常被我们引来批判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他最著名的“三吏”“三别”控诉的是残酷的兵役制度和连年征战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在《有感》中，他更痛斥“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他爱劳苦大众甚过自己的亲人。在发现“幼子饥已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后，在为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而深深自责的同时，他仍然“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为失去土地的农民和边疆的将士担忧。他爱劳苦大众甚过自己。当茅屋为秋风所破的时候，他还能许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心愿。在他那些饱含对人民和国家深情的诗句连七岁小儿都能脱口而出的时候，杜甫已然成了忧国忧民的代表。正如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评论的那样，“于黎民，无刻不关其念……诗出于人，有子美之人，而后有子美之诗”。黄庭坚题杜甫画像的一句“醉里眉攒万国愁”（《老杜浣花溪图引》）更被后人评为“状尽子美平生矣”。人们甚至忘了杜甫也曾有过“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壮游》）的青年时代，忘了他也曾时时念叨“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百忧集行》），以至于他留给后人的标准形象，就是那位河南巩县杜甫陵园里愁眉苦脸、怜悯地看着天下苍生得让人心情沉重的石雕老人。

第二，杜甫是个爱国的人。“爱国”与“忧国”显然不同。杜甫生活的时代正是唐王朝由极盛转入衰败的关键时期。安史之乱造成之后百年的大动荡，国家屡屡被推向破亡的风头浪尖，因此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爱国诗人，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但杜甫与其他人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不仅仅在诗作中嗟叹“国将不国”，发出些呻吟，更是立下雄心壮志，渴望驰骋疆场，为复兴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他借戍边将士之口说“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功名图骐驎，战骨当速朽”“男儿死无时”（《前出塞九首》）他向他的朋友大声疾呼，希望他们能同自己一起“济时肯杀身”（《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他更勉励即将奔赴沙场的朋友“猛将宜尝胆，龙泉必在腰”（《寄董卿嘉荣十韵》）。杜甫这些充满爱国热情的诗歌对后世起到了巨大激励作用。

在后代，每当中华民族遭受危难的的时候，杜甫的诗歌就会成为全民族的精神食粮。北宋即将亡国的时候，爱国名将宗泽因为朝廷掣肘，没有机会渡过黄河去抵抗金兵，临终时念念不忘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的诗句。指挥中国历史上那场惊心动魄的“东京保卫战”的李纲，在敌军围城的紧要关头，亲笔题写杜诗分赠亲友，以表示自己誓与城亡的决心。最著名的例子是文天祥。他在被蒙古人抓到燕京之后，在监狱里关了三年。三年中，他始终不屈，坚持着民族气节，最后从容就义。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他？他在《正气歌》中说，“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这本书，首先就是一部杜诗。文天祥在狱中写下了二百首《集杜诗》，把杜甫的原句重新组合成一首首五言绝句，以此作为自己民族气节的一个核心内涵。甚至到了现代，当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成都时，许多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人首先想到的便是杜甫那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的诗句，最能表达当时人们的心情。

第三，杜甫是一个非常重视修身养性的人。他一生得到的追求就是成为一个“儒”。他被人们称为“诗圣”，这个概念是宋代人首先提出来的，认为他是个“集大成者”。任何一个传统文人都清楚这四个字代表什么，因为这是孟子对孔子的称呼。孟子说，“圣人”是“人伦之至”（《孟子·离娄上》），这个称谓可非同一般。但是，杜甫一生都没有奢求自己能成为什么“圣”，他一生为之自豪的是自己的儒生身份。有人作过统计，他的诗歌中“儒”字共出现过４５次，除了一次是指“侏儒”以外，其余４４次都是指“儒家”。他自称“儒”、“老儒”（“干戈送老儒”，《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甚至用从来都是讽刺意味的“腐儒”二字自况。我们不能否认他的一生中曾经有过对儒家思想的动摇，因为他在《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中曾说“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同山中一位儒生朋友一起嗟叹自己的怀抱没有机会实现。但是，杜甫最可贵的就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没有改变自己思想的核心。直到临终前在洞庭湖上漂荡时，他仍然可以自豪地称自己是“天地一腐儒”。综合他的一生来看，他真正符合孔子“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的要求。

杜甫是一个积极入世的人。他不像李白那样看到政坛的黑暗便云游天下不再过问政事。他在各地漂泊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盼望着能得到为君王效力的机会。他早年自称“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话说得颇有些骄傲意味。就是这样一个踌躇满志的人，却是一生不得意，最终落得“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裘何啻联百结。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投简成、华两县诸子》）的下场。但是，他的“入世”，更多的是表现在他以平民的身份，以自己的道德为榜样去影响其他人。中国历史上仁人志士不少，但大多数都是在国家危亡的时候“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类型，唯有杜甫以“少陵野老”“杜陵布衣”的平民身份出现在那张长长的名单上。在这一点看来，杜甫更像被孔子盛赞的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换个角度看，无论在何种境遇下都坚持自己的理想并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的杜甫，甚至比屡屡发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和“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这样牢骚的孔子更胜一筹。儒家向来宣扬“内生外王”的思想，认为好的政治家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这就是所谓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普通人过平凡的一生，只要能实现道德人格的完善，就称得上“圣人”。孟子本来就承认“人皆可以为尧舜”，发展到王阳明时代此话已经演变成了“满街都是圣人”，因为人性本善，人人都可以达到道德高尚的程度。但可惜的是在社会这个大染缸里，绝大多数人都已经失去了本色。这样看来，杜甫这样的人在世界上能够存在实在是难能可贵，因此，他能被称为“诗圣”。这个“圣”字更注重的是他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水准。

４２年前那场全球范围的纪念活动早已远去，但是，杜甫的形象却留在了全世界每一个热爱诗歌和崇尚道德的人的心里。正如闻一多先生在《杜甫》一文里赞扬的那样，他是我们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