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儒家礼学的“至善”观念及其价值

[摘 要]儒家礼学可以归结为“至善”之道，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圣人之境和致圣之道两个方面，儒家依照“至善”精神，塑造了“圣人”形象，构建起了“礼”学的思想道德大厦。

[关键词]儒家；礼学；至善；中庸

《礼记・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从一定意义上讲，儒家礼学可以归结为“至善”之道。“至善”之道既是儒家伦理道德生成的范式，也是礼学伦理道德评价的标准，它为人们设计了一条通往理想世界的现实路径。

如果将《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篇联系起来，不难发现“至善”之道实质就是中庸之道，一切依礼而行、“无过无不及”，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圣人之境和致圣之道两个方面。

一、圣人之境

关于“圣人”的概念，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的概括比较经典：“才德全尽谓之圣人”。儒家礼学所推崇的圣人超凡脱俗，兼“内圣”与“外王”两方面，集智慧、品德和功业于一身。儒家对圣人的塑造和描述，实质上是借助古代名人表达对“理想人格”的景仰和追求。

在儒家所构建的礼学体系中，礼是道德之极，圣人是文明之极，圣人的一举一动都体现礼的精神和范式，礼因圣人制作而至善，“礼”文明内涵与圣人的崇高境界相得益彰，“礼”就是“圣人之境”，“礼”和“圣人”都深刻地体现了“至善”精神。圣人的境界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曰智慧超凡。“所谓圣人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能测万物之情性者也。”（《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故圣人耐（能）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礼记・礼运》）

二曰无私利民。儒家理想中的“圣贤”以匡扶正义、抑恶扬善为己任。孔子认为：圣人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夏禹、商汤和周文王“三王之德”能够“参于天地”，其原因是“奉三无私以劳天下”，所谓的三无私是，“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礼记・孔子闲居》）

三曰维新崇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礼记・大学》先后引用，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作新民。”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然后得出“君子无所不用其极”的论断，其实质是强调君子要日新其德，时时处处尽心尽力。

四曰师表天下。“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悦）。”（《礼记・中庸》）圣人代表着“礼”的标准，“无过无不及”，是真善美的化身，是“士”和普通人学习的楷模。

《礼记・中庸》提出：“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诚者，就是“至”者，圣人就是至善之人，只有其德与其位相互统一的圣人才有资格制作体现至善之道的“礼”。所以，《礼记・中庸》说：“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二、致圣之道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过于完美完善的理想人格和道德境界是无法实现的，孔子曾发出“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的感叹。儒家一方面塑造一个无法实现的“圣人”形象，另一方面又强调：“圣人与我同类者也”，“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荀子・性恶》）所以，在儒家“礼”学体系之中，“诚者”和“诚之者”是紧密相联的。《礼记・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与“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的“诚者”（圣人）不同，“诚之者”（普通人），“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可以经由“学习”和“修身”达到“至诚”的境界。

《礼记・中庸》认为，“道不远人”，“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意思是说，君子的中庸之道，功用广大而本体细微，但并不远离人们，匹夫匹妇虽然愚昧，也可以知晓其中的浅近道理；但涉及极其深奥的道理，即使圣人也会有所不知。匹夫匹妇虽然没有德才，一般的道理也能够实行，涉及道理极其深奥之处，即使圣人也会有不能做到之处。这样，儒家礼学将无法实现的“圣人之境”变成人生的理想标杆，为“礼”发挥文明引领作用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和回旋的余地。

儒家强调“学”的重要性，其主张以学习传统贵族专享的以“礼”为核心的道德文化即“圣贤之道”来改变人生命运，赢得生命的尊严和价值，其人生智慧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

三、至善之道的得与失

求善是人类的天性，“至善”是人类的美好愿望。儒家依照“至善”精神，塑造了“圣人”的英雄神化形象，构建起了“礼”学的思想道德大厦，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强大力量，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

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终身致力于恢复西周礼乐制度。孔子对周代礼乐社会的赞美和崇拜，与其说是要退步和复古，不如说是对现实中被欲望和罪恶玷污的人性的深刻批判，表达了对美好人性的向往追求。

物极必反，在封建专制条件下，“圣人”成为“圣王”，“王者”一家之言代替了天下之言，广大人民群众失去了话语表达和道德选择的自由，“至善”的“礼”成为束缚人民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枷锁，最终往往变为至恶、至愚、至丑，丧失了发展活力。

“理想”是对现实的批判和超越，没有理想和梦想就无法打动人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有理想支撑，需要凝聚社会的核心价值。礼既是动力也是定力。透过形式化、规范化的礼仪和礼器，礼的形式背后隐喻的中国人的文化道德价值观念，融入的是中国人的梦想和追求，蕴涵的是中国人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和思维习惯。深入研究礼学，剔出过时的“繁文缛节”，把握儒家制“礼”的人本精神、民本精神和求善观念，对于发扬民族文化优良传统，凝聚民族精神，打破专制的单一的思想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