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华文文学经典在法国

经典作家（canonical authors）要如何认定？在国家文学的范畴里，经典作家乃是中学及大学课堂上研读的对象，是那些得以名列辞典、作品选和“历代经典作家”（classical authors）丛书之中的作家。事实上，经典作品或因内在形式的完美，或因具体表现了某个时代的精神，被认定为可以流传后世，但其中只有极少数能历经数百年而名声不坠。就当代作家与作品来说，定义上他们正处于形成期，虽然要成为真正的、通过时间考验的“经典”（classics），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经典化的过程，还是随着他们被选入各种教科书和辞典展开了。

在外国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中，国家教育机构扮演的角色，至少就中学阶段而言，不如对本国文学的经典化来得重要。不过在大学阶段，教授外国文学和教授本国文学，两者之间具有相似的准则性功能（normative function）。从出版界来看，一位作家成为经典，则可能显示在著作多次再版、重译、作品全集出版，或是作家入选具有声望的丛书等具有指标意义的事件上。

现代华文文学获得肯定的指标

如同其他非西方国家的文学，华文文学由于处在全球文学图谱的边缘位置，使其与西方国家文学的情况略有不同。中学阶段的中文课上，很少讲授中国文学。大学相关系所的课堂上，会研读知名作家的作品选，不过固定的文学教科书或读本并不存在（中国编选的文学作品选，法国大学很少使用）。而一个中国作家被法国两种教师资格考――CAPES（中等教育师资合格证书）及Agr-gation（高等教师资格甄试），其中一种列入中国文化和语言竞试项目的必读书单，乃是一种获得肯定的指标。然而大多时候，入选书单的原因，和作品是否近期内在法国书市得到热烈回响，或受到同时身为某作品译者的考试评委的推荐，是有直接关系的（比如说贾平凹的小说被列入书单，是在他的小说《废都》于1997年荣获费米娜文学奖之后；莫言的《丰乳肥臀》和余华的《兄弟》成为考试主题，都是在法译本问世后）。白先勇（《台北人》）是台湾迄今唯一被列入CAPES中文竞试项目书单的作家①。反过来说，获得肯定也可能影响接下来的翻译选择：王小波的几部作品，由于被选为Agrgation的文学竞试主题之一，连带地也出现许多翻译他作品的提议，提议者大多是当届报考者。

至于博士论文和其他学术著作，由于数量较少且影响力较弱，在作者的经典化过程中，只是一个次要因素。不过，学术论文除了见证了这个经典化过程，还使其更加无可置疑。综观过去四十年在法国通过答辩的现代华文文学博士论文，不令人意外的是，不论是注册在汉学所或是比较文学所，其中最热门的研究主题，依序乃是鲁迅、老舍、巴金。程抱一（Franois Cheng）的作品虽然是用法文写就，有时仍被认作是中国作家；在他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作品开始受到较广泛的注意以后，也成了数个博士论文的主题。而迄今为止，绝大多数关于台湾文学的博士论文，都是由台湾学生撰写的。这点也证实了台湾文学在法国的学术领域，尚缺少肯定。②

学院标准影响一般大众的认知，主要是透过翻译和编辑丛书。不过，至今尚未有任何中国现代作家，得以跻身伽利玛出版社的七星文库（Gallimard/La Pliade）。这套出版世界经典作家作品的丛书，曾出版过一些著名的中国古典小说，日本现代作家则有一位──谷崎润一郎。伽利玛出版社另一套《认识东方》丛书（Connaissance de l’Orient），于1956年由知名比较文学学者艾田蒲（tiemble③）创立，专门出版东方古典文学，但也曾出版过几位中国现代作家的著作，比如说苏曼殊、鲁迅和郭沫若④。一个现代作家能名列如此具有声望的丛书，可以算是获准进入经典作家的殿堂；不过由于人数极为稀少，以此导出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的接受程度，结论恐会失之轻率。

重译也是一个参考指标，能够表现对某特定作者的持续关注，不过在中国现代文学的领域里，至今仍十分罕见⑤：老舍的《骆驼祥子》在20世纪70年代从中文被译成法文，比另一个从英文版译成的法译本要晚了二十年⑥；鲁迅的《呐喊》，十五年间出现了两个法译本，皆是直接从中文译成⑦。无论如何，一个作家的经典化，必要条件是能持续地，甚至是永久地，出现在书店和图书馆的陈列架上。老舍或巴金已经获得了这样的地位；沈从文在法国则因发掘较迟，光芒又稍被新时期文学的后起之秀掩盖，虽有经典作家的地位，但不如前两者。

台湾文学在法国之概况

对法国出版社来说，重视台湾文学的价值，尚未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出版台湾作品因此承受较轻的压力。政治动机仅扮演次要的角色，但是当台湾官方机构赞助某个翻译计划时，这项因素便有可能浮现：至少曾有一次，台湾官方建议我与安必诺（Angel Pino）、陈庆浩创立台湾文学丛书中，必须纳入更多的本省籍作家！

相较于中国大陆的文学（获得较多媒体关注），台湾文学处于边缘地位，这种情况引发了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结果。从一方面来说，中国大陆作为新崛起的力量，引起了大众的兴趣，然而中国大陆的文学作品法译，较受最新时事议题影响，出版商和译者较倾向于出版具有话题性的作品，即便作品的成功只是短暂的，且几乎不可能成为经典。比如说《狼图腾》法译本出版时，曾主要被赞为出版界一大盛事。出版商Franois Bourin在本书专属网站上宣称其为：“毛泽东死后中国第一畅销书”。文学价值再怎么薄弱的作品，只要能让读者管窥中国，就能吸引出版商的注意。台湾文学的法译较不受制于时事，因而与作品的内在价值关联较大。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文学的出版商长久以来深信，这个大国在不久的将来会产生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一回，将是真正的中国诺贝尔奖得主）。这个信念，导向了把几位诺贝尔奖的可能得主经典化的结果（莫言乃是其中最常被提到的）20。当然，几位台湾作家也曾被列入诺贝尔奖可能得主名单21，但无论如何，这不会是出版台湾文学的重要动机。基于以上提到的两个理由，作品本身胜于作者本身，乃是翻译台湾文学时的焦点。

作为理想书库的丛书

丛书若非随机编成或随波逐流地反映文学时事，也会是经典化过程重要的一环。安必诺、陈庆浩和我于2000年创立的“台湾文学”丛书（Lettres tawanaises），是法国至今唯一一套专门引介台湾文学的丛书，创立宗旨乃是希望呈现出台湾文学（主要是小说）的多样面貌。这套丛书带有游牧性，并不附属于一间固定的出版社，这让我们有机会能为每一本作品，依照出版社不同的出版方针，找到合适的位子。除此之外，法国读者对台湾历史和社会，所知非常有限，向他们介绍翻译作品的背景乃是首要之务。因此，这一套丛书采取了历史化的切入方式（historicizing approach），强调台湾的特殊性和建构在其上的意象，与岛上数波移民潮带来的族群和历史的复杂性密切相关。

这个而今在台湾被广泛接受。在“台湾文学”丛书中，比较是从作品的选择和介绍中流露。《想我眷村的兄弟们》（mes frres du village de garnison）选集，借由并置不同族群出身的作家，如黄凡、张系国、朱天文、朱天心、苏伟贞、黄锦树和田雅各布，展现了台湾社会的复杂性。选集里的作品反映了台湾晚近历史上的政治动荡和失落幻灭r赖索，黄凡小说里的主人翁，生于日据时代，曾是“台独”运动的一份子；朱天心的小说描绘了眷村的生活，而苏伟贞调查了外省第二代的记忆。第二本选集《朱家作品选》（Anthologie de la famille Chu）则将朱西宁和他两个女儿的作品集结成册，随着两代的经验，呈现了从思念中国大陆到在台湾生根的过程。

“台湾文学”丛书收录的作品，大多是在台湾已经被“经典化”的，不过选择的标准在于强调出创作背后的大环境，比如说黄春明的《锣》里，经济环境上的转变，使得无法适应的小人物被时代淘汰；或其子黄国峻的《麦克风试音》中描写的后现代消费社会。丛书里最新出版的舞鹤的《余生》，以一种令人惊异的原创力，描绘了台湾少数民族的历史事件和他们与所谓“文明世界”的关系。在封底和大量的脚注中特别强调台湾的背景，乃是使本丛书有别于其他偶尔涉及台湾文学的出版物的特点之一。

值得一记的是，以上系统性的切入方式，与台湾本地诉求以岛上现代史全貌建立台湾文学经典的努力，是朝同一个方向进行的。与台湾文学仍被视作“自由中国”的文学的时期相较，已有长足进步23。我们继续往这个大方向建立丛书，并不是为了否认台湾作品的普世性（universality）或个人出色才华的存在，而仅是将这个以社会历史观点切入的方法当作起步，意在法国读者心中建立一个台湾的形象；最终乃是希望让法国读者了解，台湾的确存在着具有国际高度的作家。■

【注释】

⑤译者在两间出版社出版的双重译本在此不列入重译的讨论范围[这种情况在中国签署伯恩著作权公约（Berne Convention）前曾发生过数次]；外文出版社（Foreign Languages Press）曾在中国出版了一系列外语译本，之后在法国出现的重译也不算在内。

⑥Lao Sheh老舍，Coeur-Joyeux，coolie de Pékin《喜乐之心，北京的苦力》，Jean Poumarat译自Evan King的英译本，Grenoble/Paris：Arthaud出版社，1947；Lao-Che老舍，Le Pousse-pousse《人力车》，Franois Cheng（程抱一）译，Paris：Robert Laffont出版社，1973.

⑧莫言在我修改本篇论文时获颁诺贝尔文学奖。

⑨这本辞典收录了1994年出版的《世界文学辞典》中（Dictionnaire universel des littératures， Béatrice Didier主编，Paris：PUF出版社）有关中国文学的所有条目。

⑩参见她的抨击小册Pour Luxun：réponse à Pierre Ryckmans（Simon Leys），Lausanne：Alfred Eibel，1975，及李克曼（Simon Leys）的回应：“L’oie et sa farce”，in Simon Leys，Images brisées，Paris：Robert Laffont，Bibliothèque asiatique，1976，pp.181-197.

111970年代的鲁迅译本几乎全是由米雪儿・鲁阿在巴黎第八大学成立的“鲁迅小组”翻译的。值得一记的唯一例外，是他的散文诗集《野草》，由李克曼译为La Mauvaise Herbe（Paris：10/18，Bibliothèque asiatique，1975）。这个书名，译回中文乃是“杂草”之意，曾引发了米雪儿・鲁阿的不满。

12Franois Jullien，Cahiers Luxun 1（Fonctions d’un classi-

15棉棉曾受邀上法国知名的文学节目《文化汤》Bouillon de culture，卫慧则上了综艺节目。

18Zhu Ziqing朱自清，Traces，Lise Schmitt编选、翻译及介绍，Paris：Bleu de Chine，1998.

20观察未来几年出版商的出版策略是否会因莫言获奖而改变，将会非常有意思。

21Wendy Larson 和 Richard Kraus 曾于1989年时写道：“有四位作家极有可能成为中国的诺贝尔奖得主。他们是：巴金、艾青、北岛和王文兴。”

23参阅齐邦媛等选编：《中国现代文学选集：台湾1949―1974》，台北：国立编译馆1975年版。本选集的法文版 于198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