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司治理及独立董事制度的认识和反思经济法论文(1)

[引言]2001年8月16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标志着独立董事制度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开始全面铺开。《指导意见》开宗明义地指出，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是为了“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但是，在现有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内，良好的愿望能否得以实现呢？

一、什么是公司治理

1、公司治理的形式、目的和定义我国对上市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是随着国有企业的股行制改造开始的，但真正引起政府及社会公众的关注，则源于近年来证券市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危机。2001年6月，沪深两市股价大幅下挫，之后，持续震荡，广大投资者蒙受了巨大损失。

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造假”和“掏空”现象风行，上市公司公信力下降却无疑是第一位的。这使得公司治理在监管层、学术界乃至更大范围内成为最热门问题之一。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是现代企业制度中最重要的组织架构。当前，对公司治理的定义存在一定分歧。

一些学者按着公司治理的形式给公司治理下了这样的定义：狭义的公司治理主要是指公司的股东、董事及经理层之间的关系；广义的公司治理还包括与其他利益者（如员工、客户、供应商、债权人和社会公众等）之间的关系及有关法律、法规和上市规则等。另外一些学者则从公司治理的目的出发给公司治理下定义，指出：在代理经营情况下，由于出资的股东与代理经营公司的职业经理的利益不一致，信息不对称，股东就要想出“招”来激励和监督经理，这个“招”就是公司治理最基本的含义。

也就是说，公司治理的目的在于：选择能胜任的管理者，并给予其激励和监督，以对付管理者为了自己的目标而背离股东的目标的“逆向选择”，以及不做什么错事，但也不十分卖力的“道德风险”，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或公司价值最大化的根本目标。应当指出，前述两种观点都有道理，只不过侧重点不一。

如果非要给公司治理下一个定义的话，笔者认为，公司治理就是基于公司法人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不一致而产生的委托与代理关系，所有者为了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而设计并实施的各种激励和约束经营者的机制的总称，这些机制在形式上表现为公司的股东、董事及经理层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司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2、公司治理的全球化浪潮及成果在全球范围内，公司治理问题是随着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现而产生的，其核心是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或目标不一致而产生的委托与代理关系。尽管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司治理，特别是股东和经营者的地位和作用，经历了一个由管理层中心主义到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再到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变化过程，但这种委托与代理关系并没有改变。

所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公司治理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形成了一个公司治理运动的浪潮。这种浪潮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就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1999年推出了《OECD公司治理原则》。

该原则强调：①公司治理架构应保护股东的权利；②应平等对待所有股东，包括中小股东和外国股东。当权利受到侵害时，所有股东应有机会得到赔偿；③应确认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利，鼓励公司与他们开展积极的合作；④应确保及时、准确地披露所有与公司有关的实质性事项的信息，包括财务状况、经营状况、所有权结构，以及公司治理状况；⑤董事会应确保对公司的战略指导和对管理层的有效控制，应对公司和股东负责。

笔者认为，OECD只所以只给出一个公司治理的原则，并没有给出一个公司治理的结构或模式，本身就表明了这样一种权威性的观点，即公司治理的目标总是一致的，公司治理结构或模式则因人而异。不同的公司要根据自己国家或地区的企业文化和人们习惯的行为方式来寻找对其最为有效、也最为划算的公司治理机制。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司治理结构或模式历史上不存在，将来也不会有。这也就是各国公司治理的结构或模式千差万别的原因之所在。

比如，英美国家公司治理结构强调董事会的独立性，是依靠外部力量对管理层实施控制的模式。OECD1999年的调查显示，独立董事占董事会的比例，美国为62%，英国为34%。

《财富》美国公司1000强中，董事会的平均规模为11人，而外部董事竟达9人。标准普尔500家公司的董事会1997年平均的独立性为66.4%。

而德日国家公司治理结构则强调团队精神，是依靠“内部人控制”对公司实施监控的模式。这些国家同规模的企业，董事会几乎全都是内部董事，最多可达50人。

二、什么是独立董事制度

1、独立董事制度的由来前已述及，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仍然是委托与代理关系问题，因此，尽管从表面上看，董事会代表公司全部所有者掌握着任命经理、重大投资、合并、收购等一系列重大公司决策的控制权，但董事多由控股股东或其代表担任，他们实际上听命于内部股东，既使内部股东做出有损外部股东利益的行为。这样的董事会不能有效地代表全体所有者的利益。

由此，出现了很多对公司董事会或管理层不信任的法律诉讼案。为了在董事会中建立起对大股东产生抗衡作用的力量，独立董事制度就应运而生了。

1977年经美国证监会批准，纽约证券交易所引入一项新条例，要求本国的每家上市公司“在不迟于1978年6月30日以前，设立并维持一个全部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这些独立董事不得与管理层有任何会影响他们作为委员会成员独立判断的关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密歇根州公司法》在美国各州公司立法中率先采纳了独立董事制度，该法不仅规定了独立董事的标准，而且同时规定了独立董事的任命方法以及独立董事拥有的特殊权利。

之后，英国于1991年、香港于1993年分别引进了独立董事制度。

2、独立董事的含义按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要求，独立董事（Independent Director)是指与公司没有重要关系的董事。重要关系的含义包括重要的个人关系和经济关系。

个人关系是指一定时期内（过去两年内）曾任公司雇员，或者系一定时期内担任公司CEO或高管人员的亲属等等；经济关系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与公司有过一定数额（20万美元）的交易，或者其所在机构系公司重要关联方且发生过一定数额的关联交易，或者与公司存在咨询等服务职业关系等等。因此在理论上讲，他们既不是公司的雇员及亲朋好友，也不是公司的供应商、经销商、资金提供者，或者是向公司提供法律、会计、审计、管理咨询等服务的机构职员或代表，与公司没有任何影响其对公司决策和事务行使独立判断的关系，也不受其他董事的控制和影响。

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是相对应的。非独立董事是指或多或少地与管理层有着某种个人或经济利益联系的董事，这种联系可能会影响其职责的正常行使。

独立董事与外部董事（美国的称谓）或非执行董事（英国的称谓）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外部董事或非执行董事与内部董事或执行董事相对应。

内部董事或执行董事一般指现任公司负责人和雇员以及关联方经济实体的负责人和雇员，其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监督作用是有限的。内部董事或执行董事以外的董事就是外部董事或非执行董事，其中具有独立性的才是独立董事，不具有独立性的则被称为灰色董事。

如图所示：内部或执行董事 非独立董事 董 事 灰色董事外部或非执行董事 独立董事很显然，独立性是独立董事的灵魂。

3、独立性的界定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应当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任职前的独立性；二是任职后的独立性。任职前的独立性是独立董事其中一个重要的任职条件，即被选举前是独立的。

不同的国家及不同的机构对独立性的界定是不同的。如前面提到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要求。

再如，纽约证券交易所要求：独立董事意味着该董事独立于管理层，并且与公司不存在任何董事会认为有可能影响到进行独立判断的关系。其他机构如美国加州公职人员退休基金、英国Hermes养老基金管理公司、泰国证券交易所、香港交易所创业板等也都对独立性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我国《指导意见》是通过直接规定和援引公司法等来界定独立性的。任职后的独立性则是指独立董事获选后是否能一直维持其独立性，这需要若干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来加以保证。

所涉及到的问题包括：任期问题：独立董事的任期影响其独立性，因为经过一定时期的共事，同化是一种普遍现象。所以各国对独立董事的任期都是有所限制的。

美国《密歇根州公司法》规定的独立董事任期为3年，即使获选连任也将丧失独立性。《指导意见》规定连任不得超过6年。

报酬和激励问题：报酬的多少会产生不同的激励作用，但也会影响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在我国，固定的报酬或称之为车马费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否适用期权报酬则存在较大争议。

独立董事的人数及其在董事会中所占的比例：这关系到独立董事能否实际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几乎各国对此都有规定。

独立董事获取信息的范围和程序：外部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与内部股东特别是控股股东在信息的获取上是不对称的，这是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原因之一。同时，独立董事还应经常与被代理人??中小股东见面并回答和解释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并应有权向他征集投票表决权。

对外部独立力量的利用：独立董事可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但并不是万能的，所以应有利用独立会计师、律师的权利。

4、独立董事应当起的作用通过前面的分析，独立董事应起的作用已经十分清楚。概括地讲，就是完善公司治理。

一方面可以制约内部控股股东利用其控制地位做出不利于公司和外部股东的行为；另一方面还可以独立监督管理层，减轻内部人控制带来的问题。笔者之所以使用“应起的作用”而非“作用”一词，是因为独立董事的作用能否实现，不仅与公司治理基础（如公司股权结构），而且与独立董事制度本身是否完善有关。

三、独立董事制度对完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作用在认识了公司治理和独立董事制度的有关问题之后，笔者认为，独立董事制度对完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这是因为：

1、独立董事制度解决不了上市公司治理所存在的重大缺限在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证券市场，在中国大陆经过了10多年的发展，成绩显著。截止2001年3月，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沪深两市日成交量达200多亿元人民币，仅次于东京、香港，在亚洲排名第三。

中国1130家上市公司至2001年5月通过发行新股共筹集资金超过了7300亿元。但是，作为转型经济，我国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上却有着非常大的缺限。

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国有股权虚置。没有明确谁是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由谁来作为上市公司国有股的代表行使权利，形成国有股权控制权不明确；二是股权结构过于集中。

国有股权“一股独占，一股独大”。上市公司中第一大股东平均持股比例近45%，前三名大股东持股比例合计接近60%；三是公司控制权市场难以形成。

2000年底上市公司非流通股本占总股本的63.4%。由于大量国家股、法人股不能流通，所以公司控制权的转移，无法在证券市场上通过收购（要约收购）而实现；四是“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非公允关联交易盛行。

由于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人员、财务、资产上没有实现三分开，而上市公司董事会人员组成中又以执行董事和控股股东代表为主，缺少外部董事的制衡，因此，控股股东人为控制或操纵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频频发生；五是“董事会不懂事”、“监事会不监事”。董事会功能和程序不够规范，董事缺乏诚信义务，未能勤勉尽责，监事会则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督功能，对董事、监事缺乏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六是经理层缺乏长期激励和约束机制。

短期行为普遍存在，道德风险甚至逆向选择不乏其例。分析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现状，笔者认为，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充其量也仅能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内部人控制”的影响和非公允关联交易的发生，增加董事会的独立性。

而对于国有股权虚置，股权结构过于集中，公司控制权市场难以形成以及经理层缺乏长期激励和约束机制，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

2、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理由也不充分一是中外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公司股权结构并不相同。美国独立董事制度的设计是以公司股权高度分散为前提的，而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高度集中，且60%的股权并不流通。

控股股东实际操纵和控制着董事会，并存在左右公司决策，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可能。所以，美国独立董事在一定程度上是全体所有者的代表，他们通过参与决策和监督高层管理人员的行为最大限度地降低委托代理成本，以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而中国引入独立董事制度是为了防止管理层欺诈，维护中小股东而非全体股东的利益。这也就是说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基础??股权结构的不同，决定了所要达到的目的也不同，从而将影响独立董事应起的作用能否实现。

二是中外公司治理的原有结构也不相同。英美国家公司治理结构是董事会一元制，而我国公司治理结构是董事会、监事会二元制。

中国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后，独立董事与监事会是什么样的关系，监事会的作用是削弱了还是加强了，因此增加的公司管理成本与可能取得的绩效相比是否显得不划算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三是中国独立董事的产生机制与其应起的作用相悖。

《指导意见》规定，独立董事的产生和选拔由董事会确定，而董事会又是由大股东控制的。若由大股东来选拔制约其行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独立董事，其结果只能是独立董事听命于大股东。

四、完善公司治理需要彻底解决非流通股问题不少外国学者讲，中国公司治理应该达到的水准在亚洲是最高的。因为国外关于公司治理的原则和要求一般是由交易所规章加以规定，而我国则由国务院部门规章加以规定。

那么，我国公司治理的现状为什么却如此令人担忧呢？周小川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股市是内部控制下的一股独大。60%的股份不流通，这些股份不能成为现金流，那么，大股东们就得不到资本溢价所带来的投资收益。

所以，他们关注的是变相变现??“圈钱”；而中小股东的投资目标是使股价上涨。二者的利益并不是同一的。

笔者认为，周小川主席的话说明了中国上市公司存在的最大问题不是公司治理结构本身的问题，而是公司治理的基础问题，即股权结构问题。证券市场刚刚建立时，出于对国有资产的特殊考虑，我国人为地把上市公司的股份划分为三部分，即国家股、国有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

其中国家股、国有法人股又统称为国有股。这部分超过上市公司总股本60%的国有股不上市流通。

到现在，这个盘子越来越大，成了一个非常敏感，且非常头疼的问题。说它敏感，是因为不少人认为国有股问题涉及到国有企业的性质问题（可引伸为公有制问题，姓“社”还是姓“资”问题）、党的领导问题、政权的稳固性问题以及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问题；说它头疼，是因为国有股问题是导致上市公司国有股权虚置、股权结构过于集中、公司控制权市场难以形成、内部人控制等一系列问题的根源。

笔者认为，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必须要解决非流通股问题。这里，涉及到两个观念的转变。

一是国有股控股与公有制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民法按着马克思主义原理把物分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认为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是区分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标志。

公有制就是生产资料归国家（全民的代表）所有，由国家支配的基本经济制度，因此，公有制实际上是一个宏观概念。国有股控股则是指在一家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国有股占有绝对或相对控股的地位，因此实际上是一个微观概念。

由于上市公司包括潜在的上市公司并不是社会经济的全部，所以，认为坚持公有制或公有制为主就必须确保国有股在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占有控制地位实际上是一种机械的、静止的形而上学观点。事实上，把国有资本相对集中地投入到应当投入的地方去，而不是分散地投入到每个社会经济实体之中才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正确选择。

现实状况是，一方面，即使大举国债，国家在教育、科研、国防、环保、基础建设、落后地区开发等方面的投资仍显不足；另一方面，大量的国有资本分散在上万家国有企业（包括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守着那块即使国有资本退出也不影响公有制制度的“阵地”。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在上市公司占有60%股权的国有股成了“唐僧肉”，没有人把它真正作为全民所有的东西来看待，国家和中小股东一样沦为被地方利益、集团利益、部门利益揩油的对象。

并且，国有股在上市公司被掏空时所受到的损害更大。这就是所谓的国有股权虚置现象。

这说明，我们目前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制度是有缺限的，或者应当进一步完善，或者应当彻底反思。但终有一天，大多数人会认识到，以交易自由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与生产资料强制性国有的公有制之间的矛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弯子。

二是国有股流通与国有资产流失的关系问题。当国家感觉到国有股不流通给证券市场带来了相当大的麻烦之后，2001年我国出台了一个国有股减持办法，由于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可，失败了。

实际上，国有股减持之举与当初人为设计非流通股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没有走出一个国有资产流失宽泛化的误区。僵化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认为，资产的价值就是物或权利所凝聚的人类劳动，其强调资产的过去成本。

所以，它认为资产运营所产生的增值部分是劳动的结果，而不是资产本身产生的。从而，它认为资源配置中资产的流转应当体现资产本身所凝聚的人类劳动，转让方所获取的对价如果低于资产所凝聚的人类劳动，就意味着资产的“流失”。

它把它本身解释不了的资产“流失”现象归罪于市场，所以，它主张计划经济。而现代经济学说则认为，资产的价值就是物或权利所能带来的未来收益，其强调资产的收益性。

所以，它认为资产本身可以在运营中增值，在资源配置中资产流转的受让方多支付或少支付的对价（超出或低于转让方过去成本的部分），是基于受让方认为所获得的资产能够带来比资产本身价值更大或更小的收益。这样，资产的溢价流转和折价流转就都属于正常现象。

资产流转的市场越大、越活跃，资产流转的对价就越趋于公允，所以，它主张市场经济。愚公的子孙最近在某地投资2亿元搞了一个BOT项目，经营期为20年，20年后将无偿转让给某地政府。

智叟的子孙听说后，笑愚公的子孙太傻：明摆着20年后会发生巨额资产流失！笔者从毛泽东那里抄来的这个寓言也许能说明前述两种学说的正误。事实上，通常所说的国有资产流失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几乎把一切国有资产减少、损失的现象，不分主客观和偶必然，都纳入了国有资产流失的范围。

而法律意义上的国有资产流失应当是为法律所能够禁止的，行为人人为（有过错的行为）造成的并应当承担责任的国有资产减损。把资源配置中资产的折价流转、资产运营中的经营风险导致的资产减损，以及由于政策失误造成的资产减损都作为国有资产流失加以禁止，不仅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客观原则，而且也失去了法律的公平、公正性，不能收到好的效果。

基于上面国有资本可以从上市公司退出以及以市场为导向的资产流转并非国有资产流失的观点，笔者认为，对60%的国有股必须做这样手术：①由上市公司按每股净资产支付对价回购一定比例的国有股作为库藏股，该库藏股只能用于股票期权；②在一定时间内（如3?5年内），按比例分步骤地由承销券商将其余国有股按每股净资产作价全部配售给某一登记日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流通股股东放弃配股权的部分，面向市场公开竞价出售或作为流通股交由社保基金持有。

这样操作，既不会引起股市震动，也不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这是因为，一方面，国有股按每股净资产作价，且配售在前，对流通股东是公正、公平的，不会引起流通股股东的反对和恐慌，因而也不会引起股市的震动；另一方面，国有资产当初折股时就是按经评估确认的净资产计算的，上市公司市值的上升来源于流通股股东所支付的超倍股票溢价，而不是国有股本身的增值。

实际上，如果不考虑经营因素，由于上市公司“资本公积”（股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之和等于所有者权益，即净资产）的主要来源是流通股股票发行溢价，所以，国有股按“退出时的每股净资产”（大于“折股时的每股净资产”）计价已经赚了流通股股东很大的便宜。笔者认为，由于目前上市公司非流通股的盘子过大，考虑到股市的承受能力、成熟程度和监管需要等因素的制约，设计一个3??5年的过渡期，在过渡期内按比例分步骤地减持国有股是必要的、可行的。

当然，过渡期内更要加强监管，应特别强调公正、公平、公开。可以设想，随着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问题的逐步解决，令人尴尬的国有股权虚置、股权结构过于集中、公司控制权市场难以形成、内部人控制等一系列问题将得到逐步解决。

同时，由于上市公司拥有一定数量的库藏股，解决了股票期权的来源问题，这就为在上市公司建立长期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创造了条件。很显然，这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包括对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的修订，以及为司法介入创造条件。

[结语]如果把上市公司比做一台机器，全体股东的利益是这台机器的动力来源，公司治理机制只不过是动力传导系统。如果股东的利益不一致，再好的公司治理机制也无能为力。

因此，独立董事制度尽管是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举措，且已为英美公司治理实践所证明，但在现有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内，其对完善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的作用十分有限。完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根本出路，在于彻底转变观念，按照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切实解决非流通的国有股问题。

不正视、不研究、不解决这个问题，任何试图完善公司治理的改革可能都是避重就轻，都会事倍功半！参考书目：①中国证监会、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家会计学院《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班》讲义，2009年3月；②《独立董事与公司治理》，[中]中祥投资有限公司与[美]董事会咨询公司编著，地震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③《国有资产产权法律事务工作手册》，财政部国有资本金基础管理司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