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基本观念的转变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修改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关注，究其原因，实在是因为它与普罗民众的关系太过于密切。处罚的范围扩大，处罚的种类增多，罚款幅度大幅提高，意味着警察的权力得到空前的扩展，自然引致人们的忧虑，以至于引发媒体言论：“警察事故多发与警察权的控制”。

这种忧虑正常而理性，对于这样一部事关重大的法律，我们理应予以关注，而且应当是深度关注。 由于深度的关注，我认为有几个基本观念需要转变：

一、以公民权利保障为本。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改并不是一次简单的修订，而是伴随社会转型的新的立法。

如果立法者和实施者没有这种指导思想的转变，我们很难期望一部“良法”面世，我们也很难受到“良行”对待。 中国社会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这是我们思考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则，只有当它与社会生活的要求相符，其才获得了“正当性”。即使对于治安管理处罚法来说，社会剧烈的变动恐怕也是引发修改的基本原因。

因此，伴随中国社会转型而来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改，同样也存在着转型问题。以我的判断，这种转型就是社会的治安管理应从“社会控制型”转变为“公民权利保障型”。

综观《条例》的规定，其中透着浓重的“社会控制”色彩，其开宗明义第一条即规定：“为加强治安管理，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制定本条例。” 以“社会控制”为目的，这是“全能主义国家”那个特定年代赋予《条例》的使命。

在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下，在一种“组织起来的秩序”中，治安管理具有重要地位。无论是地域限制的户籍制度，还是维护这种地域限制的收容遣送，甚至包括整个治安管理，都潜在着维护这样一种“安排的秩序”的目的。

市场经济是一种“自发的秩序”，它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即是权利交易中自发形成。国家的职能即在于确定权利交易的规则，并维持权利交易的秩序，而无需、也不应当介入权利交易活动之中，安排整个社会秩序。

因此，政府的管理，包括治安管理的目的都在于权利保障。1978年以来，各项改革措施的实行正在逐步造就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利益的多元化、主体的多元化、社会生活的多元化，以至于法律规则的多元化，我们已生活在一个多元社会之中。而对于一个已经日益多元化的时代来说，保护民众----多元主体之源----的利益应当成为其本。

以此观之《治安管理处罚法》，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有了很大改进，但不尽如人意之处还是较为明显的。如果没有类型的转变，出台的法律不仅不能促进社会转型，保障社会转型，反而可能会成为社会转型的障碍。

当然，法律作为“行动规则”，我们可能更多需要关注的是其具体实施，“歪咀和尚”把经给念歪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以公民权利保障为本更需要成为每一个警务工作内心的理念。

因此，如何将“以民为本”深植于“警心”则是我们进一步的工作。这就需要明确下列理念。

二、明确警察权力来源 以保障公民权利为本，那就意味着《治安管理处罚法》应当是一部规范警察权力之法。规范警察权力最为重要的是明确警察权力的来源。

通常认为警察权力来源于国家，是为维护社会秩序而存在。而我认为，警察权力来源于人民，是为了保护民众的权利而存在。

这两种观点看似差别不大，实则有着根本区别。因为权力的来源决定着权力行使的目的，权力行使的规则与状态，为谁而行使，对谁负责。

表面上看，具体的警察权力确实来源于国家，但这是警察权力的来源，却不是本源，国家权力的来源是公民，没有民众的信任和认同，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因此，警察权力的本源是公民。

毫无疑问，中国社会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许多立法，包括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都可以看作为转型期的社会需求。转型期的中国会有无数的变化，然而，最大或最根本的转变是这样一种观念的转换，即国家权力的来源。

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始终是历史的主旋律。建立强大民族国家的诉求遮蔽了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没有强大的民族国家，也就没有民众的存在。

1949年新政权成立后所建立的高度集权的体制也是基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努力。 这种体制强调国家的作用，建立的是全能主义国家，权力在其中大行其道。

由此所形成的观念是：没有国家，就没有民众，仿佛是“大河无水小河干”，殊不知，事物的逻辑是：大河是由小河聚集而成，因而是“小河无水大河干”。国家与民众的关系被颠倒了。

在我看来，没有认识到警察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并贯彻于警察的活动之中，是警民矛盾之所以存在最根本的原因。事实上，任何政府的存在都取决于民众的信任与认同，因此，民众的信任与认同是政府存立的基础。

近代以来民主政治，学者们以“社会契约论”来解释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而现代行政法更是以“信赖保护原则”作为行政运行的政治哲学的基础。依此理论，政府的存在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公民权利的保护才是国家存在的目的。离开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我们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要有国家的存在。

因此，一切国家权力皆来源于人民，它为民所有，更要为民所用。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以人为本”，即是顺应中国社会转型的要求，执政理念从“以国家为本”转变为“以民为本”。

这一理念当然要贯穿于治安管理之中。 在治安管理领域强调要明确警察权力的来源，也是因为在所有国家行政机关中，警察所享有的权力是最大的。

与其他国家行政机关不同的是，警察享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拘留权，此次修改又增加了对“在国家机关门前静坐、聚集，拒不离开的行为”的处罚，以及违反规定进入体育馆的，强行带离现场的强制措施权，如果不明确警察权力之源，很容易造成警察与民众之间的对立。而且，相对于治安管理处罚领域，此时的民众与违法者在身份上是重叠的，因而很容易产生，因为要对公民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而在处罚适用之时对公民权利的漠视。

但愿公民的权利不被立法者所漠视。我们是为了保护公民权利而立法，我们在确定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时也不应忘记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三、对警察权力的控制 制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究竟是为了处罚违法行为，还是要规范警察权力，事关贯穿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基本精神，因此必须加以明确。 对违法行为当然要进行处罚，这是一个社会保持秩序状态所不能缺少的。

因此，制定治安管理处罚法是为了处罚违法行为这没有错。但我以为，这并不是制定〈制定治安管理处罚法。

的目的所在，或者说不是主要目的所在。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只是一种事实需要，它取决于我们对秩序状态的认知。

问题在于，当我们设定一种国家权力之后，它在保护公民权利的同时，也会对公民的权利构成威胁。因此，有违法行为必有处罚，然有国家权力也必应有对其的控制。

前一方面在制定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肯定会成为立法者关注的对象，而后一方面则容易被我们所忽视。 此次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改，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治安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警察权力得到了空前的扩大。

一是处罚的范围扩大，如抗拒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发布的行政法规、规章、决定、命令的行为；在国家机关门前静坐、聚集，拒不离开的行为；扰乱社会治安、侵犯人身权利的流浪乞讨行为；扰乱大型活动秩序的行为；等等。二是处罚的种类增多，《条例》规定的处罚种类仅有警告、罚款和拘留三种，根据治安管理工作的需要，现增加了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对违反治安管理的外国人，可以附加适用限期出境或者驱逐出境。

三是罚款幅度大幅提高，将对个人的罚款数额提高到50元至5000元，对单位的罚款规定为2000元至10万元。这些变化意味着警察的权力得到空前的扩展。

根据有权力必有控制的“权力制衡”基本原理，相应地，对警察权力的控制也必须加强。 当然，强调对警察权力的控制并不意味着不给其权力。

警察需要有哪些权力，这取决于事实需要，也就是根据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的要求。控制权力所强调的是：在赋予权力的同时必须要有必要的制约。

在规范警察权的行使方面，《治安管理处罚法》明显加强了对警察权力的控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行政法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对于自由裁量而言，当法律规定过于笼统、含混，那就意味着为任意裁量留下可乘之机。

由此看来，《治安管理处罚法》多处对拘留、罚款在一定幅度内细分就具有着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意蕴。尤其是治安处罚的比例原则（治安管理处罚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序相当）、公开、公正和保障人权原则，以及惩教结合原则（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更是潜在着对自由裁量权的制约。

二是治安管理处罚程序。程序之于规范行政活动的意义渐被人们所认识。

这一点也为《治安管理处罚法》所体现。相比于原《条例》。

《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处罚程序方面明显改善。无论是检查时出示工作证件和检查证明文件，履行表明身份的义务，还是调查时对收集证据的要求，“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不得作为处罚的根据”，乃至于公安机关告知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权陈述和申辩，公安机关必须充分听取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意见、且不得因陈述、申辩而加重处罚的规定，都是处罚程序正当性所不可或缺的。

尤其是听证程序的引入，将处罚决定的作出建立在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的基础之上，这是现代正当行政程序的不二法门。 三是法律责任的规定。

《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专章“执法监督”规定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的法律责任。在某种意义上，法治社会就是责任社会，如果每一个人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那是法治所追求的社会状态。

如果违法而不承担相应的责任，那法律也就成为“镜中花”、“水中月”。由此看来，有关法律责任的规定就具有了重要的防止权力滥用的作用。

当然，法律规定只能是、也仅仅是纸面规定，如果我们从“行动的法律”角度，尤其是将法律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我们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关注又不能止于法律规定。尤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现实制度中，我们向来都缺少“控权”的传统。

然而，治安管理领域的“事故多发”、警察权力的经常被滥用，乃至于警察权异化成部门和个人谋利的工具等现象，时刻都在印证着这样一句名言而使我们警醒： “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因此，〈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实施仍然值得我们保持持续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