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不止是附会更应有超越

中国传统文化不止是附会更应有超越

儒家“民本”观不同于“民主” 关于儒家政治哲学，涉及的内容同样非常多。我主要以“民主政治”为中心，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是儒家政治哲学与现代民主政治思想的差异，这是为了廓清一些简单的“以古附今”论；二是儒家政治哲学的优越性，这一部分，就不限于儒家政治哲学与现代民主政治要求相契合的地方，而是着重分析儒家政治哲学优于西方经典民主政治的地方，亦即它可以为世界现代政治哲学作出的独特贡献。

按照一般的看法，现代的一套民主政治制度需要进行“中国化”，之后方能拿来为我所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一些人就采取了这样的论证思路：现代民主政治包含有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也有，故“民主须以中华文化为基础”。例如，现代民主应包含包容、分工合作、权力制衡和讲道理、依制度行事等等要求，儒家同样重视“理”与“礼”，讲究和合、妥协与大同。而且，儒家政治哲学要求百姓应有“有耻且格”的素养，为政者应有“政者正也”的格调。《礼记》中则提出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孟子更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都是“民主”思想的例子。这样的解读，虽然有几分道理，但深入去看，既误读了西方民主政治的本质内涵，又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明就里，甚至降低了传统文化的层次。首先，让我们回到西方民主政治哲学的原典，探讨“民主”究竟意味着什么。民主一词，西语为democracy，这个词源于希腊语，其词根为demos，人民，kratEin，治理，简单地讲，就是人民自己来治理，或者说是一种人民自治的制度。在古典民主的意义上，它意指一种使所有人过上美好生活的能力或制度设计。中世纪以来，民主思想发生了若干变化，随着国家政权的世俗化和普通民众的平等化，民主被赋予了更特别的意义。最基本的，是对权力来源的重新解说，原来的君权神授，逐步演变为“主权在民”，也就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来自人民。但是，这远不是民主的所有内涵，如果民主仅仅是主权在民，或者换成了选举制度中的“多数决”，那很可能变成“多数人的暴政”。因此，在现代国家，民主还需要包含诸如法治、人权等等一些要素，这也显示了现代政治中“民主”的复杂性。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考察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所谓“民主”部分。儒家政治哲学确实有“重民”的部分，孔子讲“政者正也”，孟子更说“民事不可缓也”，“民为贵、社稷次之”，“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些，确实是体现重视底层民众的意思，因此也被归结为儒家的“民本”思想。但是，需要正确地认识民本，需要看到民本与民主仍有根本的不同。“民本”是以民为本，这里的主体显然是“君上”，因此这样的说法不免带着几分劝谏的意味。换言之，君上既可以以民为本，也可以不以民为本，如果是后者，儒家会强调不施仁政，有违天道，但是，“天”本也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说其有则有，说其无则无，根本没有硬性的制度性约束力。检视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就不难发现，爱民如子的君上不能说没有，但却有更多的帝王“视民如草芥”，这就是这种道德性的弱性劝谏的致命缺陷。从根本上说，儒家政治思想与西方政治哲学的不同在于对人性的认识，儒家坚持的是性善论，因此主张通过道德教化、推选贤君来实现善治；而西方古典哲学一直警惕人性中的幽暗侧面，因此坚持性恶论，故主张以制度约束人性之恶。诚然如张灏先生所言，儒家也意识到了人性中昏暗的一面，《论语》本身即包含“天下无道”这一观念，孟子则言“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因此，它强调生命有成德的需要就蕴含着现实中缺乏德行的意思，意味着现实生命是昏暗的，是陷溺的，需要净化加以提升。但儒家给出的“药方”是修身养性，是自省成德，最终由“成德”的人领导与推动政治建造一个和谐完善的社会，而不是现代政治所要求的制度约束。儒家对于人性的乐观态度，在现实中往往得到负面的验证。这样的人性假设，使得儒家传统思想难以开出现代民主的果实。

儒家政治哲学的优越之处 儒家思想是很丰富的，我们比较了儒家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思想的差异，并不是就说儒家思想一无是处。恰恰相反，我们今天仍然需要重视并充分挖掘儒家政治哲学中有价值的部分，但这种取用，必须建立在对儒家、对现代政治准确的理解之上。因此，对于传统文化真正的文化自信，不仅仅是一种“盲目的人有我有”，而应该深入检视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内在病灶，挖掘儒家政治思想中具有超越性的东西，真正作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我们同样以民主为例，现在我们需要深入到民主的技术层面，即选举制度，来看看西方经典民主制度的不足。选举式民主的缺陷，至少包含如下几个问题：一是少数群体的利益保障，是选举政治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在选举过程中，往往是规模化、组织化的社会群体的意愿更容易体现，而少数群体、弱势群体的意愿很难表达出来，或者根本得不到重视，从而形成民主制度的空白点。在美国，官员们觉得黑人群体和拉丁美裔人的利益需求很难去了解，他

们的意愿在投票选举中时常被湮没，在很多政策制定时，就不知如何回应这些少数群体的利益需求。在中国的南方乡村，尽管通过投票选举尝到了民主的味道，但囿于“宗族民主制”，乡村中“大族”之外的少数群体的利益同样难以得到很好的保障。二是投票间歇期的治理，也是选举政治面临的另一大问题。民主的本质在于民众对社会治理的有效参与，选举当然是参与的重要形式，但选举持续的时间有限，而且一般是数年一次，故投票间歇期仍需要依靠民选代表、政府官员去治理。这时候，需要有智慧有德行的政治家、官员和其他公正、有影响力的人士，一起来形成共识，采取更有效和及时的措施，政治家、官员只在终极价值上对选民的意愿负责，并接受选民的评判。如果事事诉诸于选举或公决，那社会治理的效率就可能大打折扣。其三，由于民众的利益主义倾向，单纯的选举政治可能与政治伦理存在显著的歧异。政治伦理强调公平、正义等等价值，但有些政治伦理未必与民众取向统一。更何况，人数众多的人所形成的舆论意见经常是含糊的、混乱的，甚至是不合法的，需要通过包含政治伦理价值的法律、惯例的作用，让人民在法治的范围内作出决定、运用权利、实现愿望。仅仅依靠票选，很容易就滑向丢失了政治伦理的庸俗化与民粹主义。

我们再来看看儒家是怎么建构理想政治的。孟子首先区分了大人、小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种说法初看起来与现代平等观念完全不合，因此很容易被表面化地否定。但如果对“大人、小人”作出重新界说，即是否以政治为业，是否有更高的智慧和同情心，并且完全开放“大人”的进入通道，很多疑问就能得到缓解。在儒家思想中，特别孟子的思想，坚持大人、小人之分，期望把治理国家的重担放在大人肩上，大人之所以为大，是因为他们有卓越的智慧和深厚的恻隐之心，他们还要从日常劳动中解放出来，才有可能更好地思考和处理公共问题。针对投票式民主面临难题，公民有可能对很多事物采取冷漠态度，并且缺乏能力对很多事物做出好的判断，儒家式的解决方案是，应限制不合理的民意对政策的影响，这种限制可以通过很多办法，如对选民进行培训，或者是，在更高一级的立法机构里，除了直接民选这一支外，添加另外的分支来制衡民意，把它叫做上院或贤能院。这样，既保证了主权在民的基本民主原则，又使得政治的治理可以吸纳更多的智慧，包含更高的道德与正义价值。这就是儒家政治哲学极具优越性的一个方面。而这样的阐释，也是在今天重新发现儒家，重新使中国传统文化焕发活力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