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政策导论(3)刑法论文(1)

中篇名为"过程篇"，也包括三章，即：第四章"刑事政策的制定"，第五章"刑事政策的执行"和第六章"刑事政策的评估"。该部分主要是想借用政策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来丰富刑事政策的研究。

虽然刑事政策学的诞生要早于政策科学，而政策科学自身的体系也还需要完善，但这并不妨碍刑事政策学从政策科学那里吸取营养。刑事政策学的未来发展，我认为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要接受政策科学的一般原理和方法的指导。

但时下的局面是，刑事政策学与政策科学基本互不搭界，刑事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在各种公共政策科学的著作中找不到影子，因此，有必要推动二者的融合和沟通。 下篇名为"各论篇"，也分三章分别对"劳动教养"、"死刑政策"、"严打政策"作了考察。

以"代结语"出现的"恢复性司法"其实也属该篇内容，只不过由于它是一篇记者访谈，才采取此种方式处理。需要指出的是，还有许多具体的刑事政策，如富有中国特色的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少数民族犯罪分子"两少（少捕、少杀）、从宽"的政策，以及赦免、减刑、假释、缓刑等具有普遍意义的刑事政策，均值得深入探讨，本书却未能一一展开，实为遗憾，但愿将来能有机会弥补。

书的最后有四个附录：一是邓小平决策1983年"严打"的一次谈话；二是从日本学者大谷实的著作中摘录的一段关于日本何以成为西方社会最安全的国家的论述；三是关于美国犯罪率连续10年下降的原因分析；四是我国建国以来的刑事犯罪统计一览表。这四个小资料分别有些价值，故附于后供读者参考。

自1999年确定"刑事政策"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方向，此后再逛书店，就除了去过去常去的法律书架外，还要不时到政治学、公共政策学、组织行为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书架看看。几年下来，各种刑事政策的中外文献积攒了不少，但真正潜下心来认真读过的却不多。

直至写时，方才现学现用，这种"用书"虽不能说一点好处没有（至少借此机会多看了点书），但其中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不能融会贯通地把握全书各个章节的内容，二是容易造成资料有余却评论不足的局面。因此，书稿收笔之时，亦是不安袭上心头之日。

此时此刻，面对真理的大海，我惟有低下自己高傲的头颅，将本书定名为《刑事政策初步》。既为"初步"，就意味着不深入、不成熟，就意味着一切有益于本书进一步完善的意见都是受欢迎的。

三 刑事政策围绕犯罪而展开，随着犯罪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如何认识和对待犯罪，至关重要。借此机会，我想重申一下几个学术观点，我觉得它们无论是对于我们刑事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还是对于刑事政策的研究者和我们的人们，都有一定现实意义。

首先，关于犯罪的常态性。只要社会中还存在阶层的对立、利益的冲突，作为社会病态综合反映的犯罪就是一种必然现象。

社会中存在一定量的犯罪是一种常态，人类社会只能把犯罪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而不可能彻底消灭之。那种想要消灭犯罪的刑事政策注定是要失败的。

可以说，不存在犯罪的社会才是不正常的，因为犯罪是对秩序的违反，一定量犯罪的存在本身就说明秩序的有序存在，而当社会不存在犯罪时，它说明的不是社会处于完全秩序化，而是社会的完全无秩序化。[05]正如法国学者迪尔凯姆所言："当犯罪率下降到明显低于一般水平时，那不但不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而且可以肯定，与这种表面的进步同时出现并密切相关的是某种社会的紊乱。

"[06] 其次，关于犯罪的积极功能。人们往往只注意到犯罪的消极功能，却没有意识到犯罪还有积极功能。

其实，马克思早就指出过：犯罪有促进生产力的功能，具体说来至少有三点：第一能够提供就业机会；第二犯罪生产文艺，使生活丰富多彩；第三刺激社会竞争。[07]恩格斯也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过："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

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但是，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我国也有学者对犯罪的积极功能给予关注，例如储怀植先生认为犯罪有排污功能（社会从宏观上说，也会有新陈代谢，社会中腐朽的东西发展为犯罪加以清除，就会使社会正气发扬。

）[08]游伟等先生认为犯罪具有释放功能（一定量的犯罪的存在，使得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得以逐渐释放，从而使社会不至于因不满情绪的积压而毁于一旦，古代社会以严刑高压的政策抑制了民众的不满，可又最终毁于下层民众的揭竿而起。）[09]蔡道通先生认为犯罪具有免疫功能（犯罪的存在及其被控制过程使社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免疫力，并使社会秩序本身得以动态整合。

一个没有犯罪的社会就象一个不生病的人的肌体一样，一旦遭到犯罪（疾病）的侵袭，可能就会蔓延而无法控制，导致恶的病变。）认识到犯罪的积极功能，对于我们思考问题和制定政策是有好处的，特别在社会转型期，有的"犯罪"可能恰恰孕育、推动着社会的进步，象我国计划经济条件下一些地方冒着杀头的危险率先搞起家庭承包等，就是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