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青年：一个边缘化的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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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青年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经济、政治、文化地位被不断边缘化，城乡隔离的社会制度在设计理念上、实际运行中把具有农民身份的农村青年排斥在制度利益之外。农村青年的发展正成为社会发展过程突出的社会问题。

关键词：农村青年 边缘化 社会制度

据统计，目前我国（大陆）总人口中居住在农村的人口占64％左右，而农村总人口中年龄在15至34岁的青年人就占36％，约3亿人。在我国青年群体中，农村青年的比例和绝对数量远远高于城镇青年。在相当大程度上农村青年的素质、形象、精神风貌以及未来发展不仅决定了整个农村的社会风貌和未来发展趋向，也深刻影响着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历程中，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卫生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也大大提高了城市居民的数量和经济发展水平，而在这一整体性社会进步中，农民的社会地位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在不断下降，农村青年在社会发展的洪流中被不断边缘化。面对这种趋势，大众传媒并没有发挥“社会公器”的职能，为农村青年的发展鼓与呼；学术界也缺乏相应的学术敏感和关切，研究青年的学者往往会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城市青年。本文拟谈谈农村青年的边缘化问题，以期引起社会对于农村青年予以更多的关注。

经济地位的边缘化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农村青年处于艰难的生存突围中。从农村走向城市，是为了摆脱土地的羁绊和命运的藩篱，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然而事实上，城市只能是部分农村青年大展身手、搏击命运的天堂，对于更多的农村青年却是美丽的乌托邦。从城市回到农村，这对于大多数怀有城市梦想的农村青年则是一个残酷的社会现实。经济地位的日益边缘化使得他们不得不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

政治地位的边缘化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马克思也认为政治权利之于个人非常重要，是公民权利中不可剥夺的组成部分。在社会民主化的今天，国家权利的一部分在逐渐趋向社会化，公民的政治权利不仅仅是个人利益方面的权利，而且属于各种社会和公共利益方面的权利。随着社会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农村青年参与政治的渴望以及主张公民政治权利的意识在不断增强。然而事实上，农村青年除了在村民选举中可以行使自己的部分政治权利外，几乎很难享有或行使更多的政治权利。农村青年的政治地位的边缘化程度在提高。

文化地位的边缘化

文化是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音乐、风俗、法律以及其他种种能力的复合体。一般说来,文化大体上属于人类超越自然的创造物,是历史地积淀的类本质对象化,主要指文明成果中那些历经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而难以泯灭的、稳定的、深层的、无形的东西。长期以来，以小农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意识形态、道德意识、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等深深浸染着农民的心灵世界。自19世纪末开始而绵延至今的现代化历程，使得农村文化的外部形态开始裂变、分化。但与强调效率意识、公平意识、民主意识、平等意识、成就意识等为精神内核的城市文化相比，农村文化显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以工业化、都" 市化、市场化为推动力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浪潮下，农村文化无疑则显得颤颤巍巍、弱不禁风。

农村青年是一个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特殊群体。一方面，农村青年深受农村文化的熏陶，思想观念、道德意识、行为方式、生活习惯等带着明显的传统痕迹；另一方面，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电视的普及、大众传媒的勃兴、城乡文化的交流，农村青年又同时受到城市文化、现代文明的浸染。尽管这样，在急剧的社会发展期，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知识呈几何级增长，新鲜事物层出不穷，理论思潮风起云涌，大众传媒无孔不入，等等，农村青年囿于经济条件、地理环境、交通设施、闲暇时间的限制以及个人接受能力的低下，致使农村青年所掌握的信息相比有减无增。“信息即权力”，在信息社会里，一个人掌握有效信息的多寡将直接影响其社会动员能力及文化地位。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城市，正前所未有地陷入“嫌贫爱富”的集体无意识中。而这样的“集体无意识”，正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侵袭，是强者对弱者的歧视和嘲讽。随之而来的，便是对被歧视对象的肆意妄为。社会性歧视是制度性歧视的必然结果，是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日积月累的集中体现，它比制度性安排更加丝丝入扣、无孔不入地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比制度性歧视更隐蔽、更危险，也更难以控制。“在京民工长期性压抑一年多连续奸杀四名女子”、“七名民工爬塔吊为讨薪”、“为200多元工钱讨薪民工锤杀工头家人”、“因小摩擦大打出手一农民工受伤后称不值”等新闻，我们不时见到。在这类新闻中，“欺骗、自杀、跳楼、爬塔吊、赌博、强奸、抢劫、讨薪、性饥渴、讹诈、偷窥、械斗、口吐秽言、不可救药、素质低下、馋嘴……”成为描述农民工形象的常用语。青年农民工的形象被不断“妖魔化”，而媒体在市场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为满足一部分受众的猎奇心理和表达一部分城市人对农民工的歧视和排斥情绪而不断的加速和助长社会性歧视的蔓延。造成这种畸形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农村青年在强大的城市文化中其文化地位节节败退，他们并没有进行文化反抗的能力，话语权的丧失直接导致农村青年“沉默的大多数”，成为一个失语的群体。

社会制度的边缘化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管理制度。户籍制度的存在不仅仅割裂了城乡之间的联系，阻断了合理的社会流动，更为严重和贻害深远的是黏附在户籍制度上一系列的城乡有别的带有“城市中心主义”制度倾向的法律、法规、政策。可以说，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制度使农村青年这一弱势群体的地位在市场竞争中更加边缘化。

从社会管理层面上，户籍管理制度阻碍了农村青年的社会流动。1958年，《户口管理条例》颁布，把我国公民严格划分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控制农业人口迁往城市。后来，我国又颁布了多部法律及地方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划分为两种不同身份的阶层。户口管理使我国公民具有不同身份。户口划分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常住户口与暂住户口，不同的户口有不同的待遇。体现最为明显的是流动人口，他们外出谋生求发展，不仅需要勇气和技能，而且必须带齐或办理名目繁多的证件，如办理暂住证，交纳外来人口管理费。即使如此，在诸多方面仍有别于常住人口。实践证明，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瓶颈因素之一。户籍制度的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向城市的合理的社会流动。

从法律层面上，农村青年得不到平等的国民待遇。我国宪法赋予了每个公民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事实上，诸如《劳动法》等国家法律以及地方行政法律法规，对于农民的权利予以了不同程度的限制甚至有的完全忽视、漠视了。例如《劳动法》中明确规定：“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的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都适用劳动法，所有劳动者都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但又把不具有城镇户口的农民排除在外，各地法律法规以及行政规章也明确限制农民工的职业选择，带有明显的歧视性和排斥性政策。另外，在同工同酬、休息权利等方面上，青年农民工无法享受和城市青年一样的待遇。

从社会保障层面上，农村青年成为社会保障制度的“真空”。改革开放前，城市居民一直享受着计划经济供给制社会保障，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等无一不受到计划经济的厚待。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单位制逐渐被打破，但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却日益完善。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却始终被排斥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设计上没有把农民纳入其中。具有农民身份的工人自然享受不到工伤保险、失业保险还是空白、缺乏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就助，更享受不到应得的单位福利和社区福利。尤其是大量农民进入城市打工谋生，面临各种风险日益增多，农民工的失业、医疗、福利等需要和城市居民一样得到有效的保障。

我们发现了一个正在进行艰难选择的社会群体,他们面临的甚至不是一个或者融入或者隔离的自由选择,而是一个悖论:为了融入被人们视为更加现代化更加美好的城市生活,他们在心理上永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固执地在陌生的城市里寻找新的可能。但是他们的理性选择和社会行动的结果,却是让自己在城市里陷入另一个隔离的世界。青年是社会的未来。面对我国农村青年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不断边缘化的社会问题，党和政府正在千方百计探寻解决的良策，努力为农村青年提供更好的发展平台，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全社会也应为农村青年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真正关心农村青年的发展。谁赢得了青年谁就赢得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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