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官场文化:亲民是修养,做秀是传统

美国官场文化:亲民是修养,做秀是传统

比起位于餐厅中央的最抢手的53号54号桌，他更喜欢隐秘而安静的43号—虽然在这个角落看不见连接着白宫和国会山的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午后美景，但这更符合他谨慎的性格。

迎面走来一个长相非常讨喜的人。离得尚远，他已经向你展开笑容。他举止潇洒，风度翩翩，目光精明而不嚣张。他的头发一丝不苟，发胶涂抹得恰到好处，既不油腻，也能定型。近了，你看见他身穿价值2000美元的杰尼亚西服，即使在30度的高温下，蓝色斜纹领带也系得笔挺。如果你的视力足够好，还可以发现西服口袋里放着一张来自华盛顿四季酒店的300美元收据。他刚刚与歌坛说唱小天王坎耶·韦斯特和收视率常年保持第一的NBC晚间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杰·雷诺共进午餐，嘴里还飘着由顶级厨师詹姆斯·彼尔德特制的波旁小牛排香味。他照例在他最喜欢的43号桌用餐，比起位于餐厅中央的最抢手的53号54号桌，他更喜欢隐秘而安静的43号——虽然在这个角落看不见连接着白宫和国会山的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午后美景，但这更符合他谨慎的性格。

“好视野还是留给那些爱面子的律师们吧。”他咂了一口红酒，幽默地说，“要做一个会影响到几百万人的决定，还是专心一点儿好。”说唱歌手和脱口秀主持人爆发出一阵笑声。

你和这个上流人士的地位相差十万八千里。你只是一个在金融危机中失业、苦苦挣扎着求生存的平民。你的肚子里填满了麦当劳和汉堡王的垃圾食品。你对经济什么时候好转充满焦虑。但此刻，那位上流人士却迎上来，主动伸出手，甚至毫不避嫌地揽住你的肩膀，脸正对着摄像机，露出一副混杂着劳动人民的谦卑和上层人士的尊贵的表情，用毫无理由却又不容置疑的口吻宣布：“我们一定会共渡难关！”

这下，你终于可以确认了，这是一个成功的美国高级政客。

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改变了美国政坛的气质。在此之后，老百姓不再像以前那样信任政客，而政客则开始借助媒体进入娱乐“秀场”。

比起拜登吃面在中国引起的轰动，奥巴马在美国街边汉堡店吃汉堡的待遇就太差了—只在当天的新闻侧栏匆匆报道，还引来一干讽刺声，质疑他做秀做过头。

美国人几乎毫不掩饰他们对美国政府的不信任。原因似乎众人皆知。美国之所以打响独立战争第一枪，正是因为他们受够了英国国王的统治，受够了官本位和等级制的折腾。他们的政府建立在一个十分简单的哲学理论基础上：实现个人解放，确保公民自制。

美国人并不是天生地、也不是自始至终地怀疑政府。实际上，在1950年代，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表示信任政府，相信他们的总统和官员有极高的道德水准。直到1970年代，美国官员还是以低调、审慎、专业的形象示人。那时候，美国官场并不流行、甚至很排斥“秀文化”。参与带有娱乐性质的电视节目、谈论严肃政治议题之外的话题、暴露自己的私生活，都被认为是一些可能终止政治生涯的危险举动，对中规中矩的美国官员来说，简直无法想象。

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改变了美国政坛的气质，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感弥漫在美国老百姓和政府官员之间。从1980年代开始，低调踏实的美国官场文化渐行渐远，脱离美国媒体来谈论美国政治变得再无可能：一方面，无孔不入的媒体探头在孜孜不倦地监视着官员们的一举一动，从白宫会议室到别墅后花园，从美国本土到可能发生故事的地球上的各个角落，逼得政客们不得不随时保持着镁光灯下的完美状态，否则就会沦为被调笑甚至被揭发的对象；另一方面，政客们也开始意识到媒体可能为他们带来的好处—以一种亲民的姿态、幽默的谈吐和富有魅力的举止出镜，可以有效地越过官民之间不信任的鸿沟，不仅能提升名气、塑造形象、吸引选票，必要时还能引导舆论、化险为夷，可谓一石多鸟。 这个只有短短20分钟的节目被称为“白宫之外的又一个美国政府部门”。人们不再通过正襟危坐的新闻节目了解时政大事，而是通过脱口秀节目里的讽刺小品、模仿秀和政客嘉宾们调戏政治。嘉宾访谈往往只有5到10分钟，当然没有时间来一场认真的述职，所能做的就是最大程度地从各个细节制造话题和展示个人魅力，包括穿着打扮、举手投足、讲笑话、讲故事、爆隐私。总之，让观众哈哈大笑、让观众心生好感、让观众过目不忘、让观众乐于口口相传就是最终目的。

很快，为了留住自己的观众群，传统的严肃的新闻播报节目也开始借鉴脱口秀，加快节目进程，引入娱乐元素，让官员像明星、辩手、相声演员，甚至大众情人一样表演。

美国官场过火的“秀文化”最终走向了它的反面。官员们回避本质和逃避现实的政治言行，在民间引发了不断升级的负面情绪。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娱乐化运动中，美国官员们从来都没有扮演一个被动角色，他们比任何人都更积极地拥抱这个趋势。一再被媒体曝光的丑闻，日益分裂的两党，越来越含糊雷同的政治理念，都让美国政客面临着拉钱和拉选票的双重危机。于是，用轻松的容易让人产生好感的娱乐性来消解严肃紧张令人不悦的政治性，似乎成了美国政坛的救命稻草。

2009年，奥巴马欣然成为第一个上晚间脱口秀节目的美国总统，他在15分钟的访谈中拥抱了3个人，讲了6个笑话，将白宫比喻成美国偶像现场，然后用8分钟批评华尔街，最后飞快地发布了他的经济刺激计划。很久以后，人们还记得他的面部表情在迷人的微笑和沉痛的严肃之间熟练切换，赞叹于他的风度和魅力，但关于他的经济刺激计划，似乎压根没人注意到。

你觉得这个场景似曾相识？没错，今天它又以同样的模式发生在中国。很久以后，中国人民想必还会记得那个花79元吃炸酱面的美国副总统拜登，甚至记得他点了几个包子几道小菜，但至于他此行的真正目的—人民币升值？经济二次衰退？中美贸易政策？—恐怕少有人清楚，因为比起吃面来说，这些宏大叙事太乏味太深奥太缺少话题性。

在美国本土，政客们甚至走得更远。他们开始把自己的名字和明星捆绑在一起，从橄榄球星到流行歌手，再到知名演员，具有高人气的明星们为政客轻易吸引到数万张甚至数十万张的选票。但再一次的，他的政治主张到底是什么，国家的未来到底在何方，这些本质问题被刻意地遗忘了。

美国官场越来越过火的“秀文化”使得美国人民对美国政府的感情渐渐超出不信任。回避本质和逃避现实的政治言行引发了不断升级的负面情绪：反感、厌恶、漠视、鄙视，甚至抓狂、痛恨。

但是美国人自己对这种失控的官场做秀文化就不负有责任吗？在美国社会，最令人轻蔑的性格不是轻浮、粗鲁、无知，而是无聊。对一个人最高的评价不是努力、聪明、正直，而是有幽默感和有情趣。就像拜登吃老北京炸酱面，不就透露着那么一股子可以为之的幽默感和趣味吗？

美国官场的“秀文化”其实只是源于、迎合和利用了美国人的这种价值取向。今天，这种“秀文化”在遭到美国人民某种程度上的集体厌倦之后，却意外地引发了中国人民很大程度上的追捧和羡慕。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被美国人厌烦的那套官员“腔调”，之所以在中国引起关注，主要在于他们凸显了美国政客的民主与亲民。

如果说拜登吃面多多少少体现了美国官场避重就轻、华而不实的秀文化，那么轻装上阵的骆家辉则更多地展现了美国政府体系民主实在的一面。 骆家辉的意义在于他并非孤立的个案。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每天乘坐世界上最不安全的纽约地铁上下班，没有秘书和其他政府官员陪同，也没有安全警卫。因为上班时间地铁人多，他经常是一路站到市政厅，即使有人认出他来，也不会因此给他让座，更别提点头哈腰、主动讨好。

所以，美国官民关系的平等是双向的，双方都有足够的意识，官员不会认为自己高人一等，普通人也不会感到低人一等。这种强大的平等意识当然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基于个人道德感，而是由制度和国民整体价值观打造的。

美国的公务员叫政府雇员，与企业雇员相对应，显示两者毫无差别。但最初，美国政府雇员制度并没有那么公平。当时政府职务很少，都是由竞选取胜的总统分配给竞选支持合作者，被称为“政治恩惠制度”。这种制度造成了官员的不断更换，也造成了腐败弥漫。于是，1883年美国国会颁布彭伯尔顿法，设立公开考试制度，从而确立了美国的现代政府雇员体系。 于是，美国政府雇员虽然是一份旱涝保收的工作，但由于其工资的受限和服务职能的严格考核，并不能产生高人一等的物质享受和心理感受。很多时候，政府部门甚至成为照顾弱势群体的“收容所”。过去，黑人是组成政府雇员的最大群体；近几年，华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在政府部门占有的比重也开始上升。美国政府的招聘原则是，在最广泛范围内优先为最有需要的人士提供相对稳定的职业。这些最有需要者包括低学历者、残障人士、退伍军人、上了年纪的人、少数族裔和在职场上丧失了竞争力的各种人士。这种招聘制度造成了政府部门办事效率的低下，但是也起到了一个很大的好处，稳定社会。

在美国，官员更多的是对下负责，对选民负责，与中国下级对上级鞍前马后、惟命是从的官场文化形成鲜明对比。

一个美国政府雇员曾在自传里形容，美国政府简直有点像弱势群体大本营，你可以从很多方面轻而易举地把这些政府基层雇员从人群中找出来：衣着打扮，总有哪儿不到位；言谈举止，经常会让你摸不着头脑；至于身材特征，就更明显了，都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因为常年坐着工作，每天重复琐碎单调的工作，缺少运动和活力所致。

虽然这些基层员工学历不高、经历有限，但每天简单的查对身份、验证盖章等工作恰到好处地吻合了他们的期待值和实际能力。他们没有更高的憧憬，也没有大材小用的不满足，他们平静地从事着服务大众的工作，等待安然退休。

不过美国政府没有这么简单。那些通过公开考试、进入基层工作的政府雇员，被称为“事务官”，是美国政府金字塔的底座；往金字塔的塔尖上走，到了部门主管的级别，雇员们就变成了“政治任命官员”，不需要通过考试，而由州长或议会批准任命，叫做政务官。

虽然都在政府部门供职，政务官和事务官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群。政务官一般都有良好的学历背景，精明强干的才能，抱有远大的政治追求，希望有朝一日进入国会，甚至竞选总统。喜欢做秀的也就是这帮高级官员。但即使这样，上下级之间也是完全平等关系。比如前几年在国内热销的《我在美国当市长助理》这本书中曾讲到一个故事：美国副总统戈尔到某市，但市长置若罔闻，只管做自己的事，正在该市考察的中国官员惊奇地问市长：“副总统来，你为什么不出面？”不想市长更惊奇地反问：“我为什么要出面？”

美国这种下级毫不在乎上级的现象，与中国下级对上级鞍前马后、惟命是从的官场文化形成鲜明对比。这就要归功于1950年绩效评估法案的规定：任何官职都是普通岗位，政府雇佣这个人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他只需要也只能按照法律对这个岗位的描述来工作—而接待上级，向来不在任何岗位的工作职能范围之内。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看到拜登、骆家辉这么激动的原因。有时候，只是一个小小的双肩包和一个不热闹的背影，就能让人联想到很多平等与不平等、公平与不公平的巨大现实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