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与台北李春生家族

〔摘要〕 甲午战争改变了台湾历史。它不仅影响了海峡两岸的政治与政治人物，也改变了民间个人与家族的命运，台北大稻埕李氏家族的开台祖李春生就是其中最显著的一个案。目前关于李氏家族的研究多局限于对李春生思想层面的研究，对于其家族在台湾，特别是与时代的互动关系，似乎仍相当缺乏。李春生原本是厦门的买办，清末来台后依然如此，但也自己开设茶行，出口乌龙茶经由厦门转运美国，随着茶叶贸易的兴盛而致富。1895年日军来台后，李氏家族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经济方面，李氏家族还取得了近代商品煤油的代理权，到1910年代后期并把触角伸向金融与保险业，成立了近代银行与保险公司，可谓近代中国自买办成为新兴资本家的典型。

〔关键词〕 甲午战争；李春生；买办

甲午战争改变了台湾历史。甲午战争不仅影响了海峡两岸的政治与政治人物，也改变了民间个人与家族的命运，台北大稻埕李氏家族的开台祖李春生就是其中最显著的一个案。

目前关于李氏家族的研究多局限在对李春生思想层面的研究，尤其是他的基督教思想。对于此家族在台湾，特别是其与时代的互动关系，似乎论述仍相当缺乏。本论稿参照与检证以往相关研究成果，着重李氏家族的“事业之传”，希望针对前人较少着墨的政治参与、经济社会的活动等方面，利用当时的名人录、人士鉴和报章杂志加以论述，俾便了解该家族在台湾历史上的地位，及其面临时代变迁时所处的立场。

一、清末李氏家族的兴起

1864年，由于太平军进入福建，厦门商业受到摧残，商铺相继倒闭。原本爱利士有意带李春生一同去台湾高雄收买樟脑，但最后未能成行。翌年爱利士将其推荐给英商杜德（John Dodd），李春生即赴台，1866年起担任杜德设于万华的宝顺洋行（Dodd &Co.）总办。①此时杜德与李春生所瞩目的贸易物品是樟脑，当李春生陪同杜德前往大溪察看樟脑出产情形时，发现途中山麓有很多野生茶树，农家儿女采摘茶叶，拿回家泡茶榨油。他就建议杜德由福建安溪输入优良茶种，奖励农民栽培，运往海外加工。杜德采用了他的意见，由此开创了台湾茶业贸易的蓬勃发展。〔5〕

1867年发生宝顺洋行准备在艋{租屋，设立店铺，遭受地方民商反对，引起英领事请调兵船，向地方官员严重交涉之事件。②此事件在英领事和军舰的强力支持下落幕，但是宝顺洋行也放弃了在艋{租屋的计划。处理此事件时，淡水同知与沪尾口通商委员在向英国驻淡水副领事何为霖（Henry F. Holt）的照会中提到，此次宝顺行租屋肇祸，“全由宝顺洋行买办李春生平时生理刻薄，不合众心，此番又与黄庄背地约租，怂恿洋人迁移”，因此坚持要该行解聘李春生。〔6〕可以看出在开港初期，李春生之类的洋行买办，似乎不太为官府及百姓所喜。也因此事件，此后洋行进行茶叶贸易时都是到大稻埕设立店铺或厂栈，以致日后大稻埕兴起并超过艋{。

李春生因家居生活极为简朴，安于粗食，专心从事茶叶贸易，所以能深获宝顺洋行之信任，而愿贷予他资金从事自己的事业。〔7〕在离开宝顺洋行后，李春生转任英商和记洋行（Boyd&Co.）总办，负责茶叶和洋货贸易，同时亦自制茶叶外销，获利甚多，继而投资不动产，大量购买大稻埕和台北城内主要地区之房屋，遂成巨富③，“稻粱满野，宅第连云，富视台澎，声施闽粤”。〔8〕

累积了相当的财富后，李春生开始协助官方的活动。光绪四年（1878），台北知府陈星聚募资筑造台北城，李春生不但慨捐巨资，且与板桥林家的林维源分任督造四年间的长久工程。1887年巡抚刘铭传着手兴建基隆至新竹间铁路，李春生也投下巨资，并参加督导全线工程。同年，刘铭传募商股修复毁于中法战争的基隆八堵煤矿，李氏亦率先捐输。此外，他还奉命主持大稻埕港岸堤防修筑工程，并投注私财以造江边街。到1889年，刘铭传将大稻埕沿岸的河岸地交给林维源处理，希望他能开发这块土地以提高利用价格。但林维源因本身事务繁忙无法顾及，故选择那时在和记洋行任买办的李春生做他的事业伙伴，成立了建昌公司，合筑建昌、千秋两街（战后为贵德街）的洋楼店铺，出租给洋商，促进了大稻埕的繁荣，也增加了自身的资产。翌年，官方设蚕桑局，任命利瓦伊源为总办，李春生副之，向内地采购桑苗，奖励农民，种植于观音山麓。可惜尚未完成，刘铭传便去职，致未再继续办理。到1891年，台北铁路竣工，李春生因协筑有功，叙五品同知，赏戴花翎。由上述可知，李春生在致富后，即积极参与各项公众建设，社会地位和声望因此日益提升，官方对他亦倚重日深。 同时，由于李春生熟谙英语，精通洋务，广交洋人朋友，深获洋人信赖，所以当时官府与洋人每有交涉，都会邀请他提供意见或担任通译。故在官府与洋人圈，李春生都颇具信望，也因此当时民间说他是“番势李仔春”，意指李春生因洋人势力而颇具声望。换言之，他和近代中国的许多买办一样，扮演着华洋桥梁和处理洋务的中间人角色①，但是他并未正式踏入政治界。

二、 政治参与

李氏家族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导因于台湾在甲午战争失败后被割让给日本。

（一）引导日军进入台北城

1894年爆发甲午战争，清军失败以致割让台湾，李春生在引导日军入台北一事中起到关键之作用。②

时李春生被推举为首，请外籍人士去基隆引导日军进城。《泰东哲学家李公小传》中记载如下：

台北各处绅士，佥乞李公，请兵解救，公诺之，但奈道路危险，未由衷达， 适洋商好义者数人，请冒险而行。李公乃使其代陈台北虚实，且言绅民供应粮糈，勿以此为虑。〔10〕

面临此巨大变动，在沦为异国统治后，李春生的国家认同呈现出什么样的变化呢？前人研究指出，李春生在60岁（其实只有57岁）以前虽是大清帝国臣民，但他并非孔孟儒学正统教育出身，可说是一位中国文化的边缘人。而他又刚好处在巨变转型中的中国边缘社会――台湾，本身对满清的认同自然不像康有为和梁启超那样深感“皇恩浩荡”；再加上清朝的非汉性多少会使他在寻求国家认同时较易转化。但是李春生国家认同的改变，主要还是受到外在条件的影响，也就是台湾之割让给日本的变局。而以李春生的商人背景、对国际情况的了解、对国际法及贸易的知识，以及对于基督教的信仰，使他自然地走上了支持新政权的道路。〔11〕

就李春生个人来说，他认为当时日本政府十分重视他，但他也很难割舍对中国的感情。因此他自1896年东游日本归台之后，虽已从清朝遗民变成了日籍华人，不过依然关心中国的局势和前途。其主要著作不但在福州集结出版，也不讳言是针对中国而写。而他之所以选择日本作为政治认同的对象，应是基于身为商人的利益考虑。

李春生在日本人统治初期，为了地方情势的稳定，十分积极地主导建立了“保良局”及“工商公会”。此两团体可说是殖民当局建立基层行政组织之前，由社会领导阶层所倡导设置的过渡组织。

（二）协助成立保良局

当试办期限将届满时，李春生作为代表向总督府民政长官水野遵提出报告，表示“若将来分局遍布各地，全台绅士踵继而起，振兴地方正前途无限。由于其法善、费省且易致民力，而收上下声气相通之功，不仅有利于新政的普及，且是将来进而整顿行政不可或缺的工具。其有待加强者唯于在立法以防其弊，并使各分局无跋扈越权之虞。今虽然各绅士议请继续办理，惟总督府却仅准许延长一个月，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因此建议总督府审蹩悸瞧浯娣衔侍狻６杂诶畲荷的建议，台北县知事认为，由于北部民心稍定，需要保良局协助的时机已过，而且办理之经费困难，加以虽有利于施政，但亦难免产生弊害，实宜趁各保良局基础未固之时，断然加以废除。民政局的意见却与之相左，认为若因今日有利即予以承认，恐怕因将来之弊害则加以废除，实有损总督府的威信。〔15〕最后决定要求该局修订若干章程，总督府并只对总局每月发给350圆充当维持费，让其继续存在，至于分局之存废，听任各地自行决定。1896年4月，废军政改行民政，总督府相继在各地成立行政机关，迫使各地保良局陆续废除。至6月10日，保良局悉数关闭。〔16〕 总之，总督府认为在战乱后官方尚未熟悉台湾的民情习惯时，保良局使官民都感到便宜，但又唯恐它会妨碍总督府推展殖民行政，故当完成阶段性任务后，随即断然加以关闭。但李春生等主持该局的绅董们，则认为该局是官民之媒介，功能相当重要，尤其是章程中确认了他们的特权和地位，可保障其既得利益，因此倾向于继续保留该局，结果却不能获得官方的同意。

（三）组织士商公会

保良局废除后，1896年9月李春生等有力绅商乃另组“士商公会”，以接替保良局之事务。当时，艋{和大稻埕各成立一士商公会，各设会长1名、副会长4名，轮班值日，共推原保良局富商蔡达卿和原保良总局副主理叶为圭，分任艋{和大稻埕公会的会长。士商公会不仅延续了保良局的地位，而且企求扩张功能，成为具有地方公共团体性质之机构。虽然士商公会获得官民一致的肯定，但不久即面临经费征收困难问题，盖因该会系民间团体，其经费端赖自力设法。据报导该两会每月需经费数百圆，都是向街市中的商店征收，时间一久，众商户乃拒绝再捐献。1897年3月底，艋{的会长蔡达卿不得已只好向堡务署表示要解散该会，不过未获同意。直到10月街庄基层行政制度正式实施后，大稻埕、艋{士商公会始停办。〔17〕

（四）成为参事、评议员、协议员

三、经济参与

（一）茶叶输出贸易

日据初期的媒体就已经注意到李春生在台湾茶叶输出贸易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甚至尊称他为“茶祖”。〔27〕

李春生在台湾首先从事的是乌龙茶的改良。当时台湾的乌龙茶采用天然干燥法制成，香气淡而带腥味，叶片颜色不甚明亮，故输出量不如福州。李春生鉴于如此，并因长居洋行而获得熟练的技术，乃采用外国惯用的火焙法试验制茶，之后将之输出，顿时获得好评，乌龙茶的声誉立即提高〔31〕，这或许是李春生之贡献。

（二）煤油代理销售

相对于李春生在清朝即开始的茶叶经营，李春生家族于日据时期才从事的事业是煤油，而藉由煤油的代理销售，李春生家族再攀事业的高峰。

在台输入之灯油由各代理商进行贩卖，因此各洋行、商会莫不积极争取其代理权，大致而言，在1900年以前为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垄断时期，1900年后为不完全竞争市场时期。怡和洋行于1900年以前取得了美油在台的代理权，虽然所谓代理权并非绝对的贩卖权，而只是获得优惠价格。各洋行与郊商若欲分其利，怡和洋商即贱价卖出，各行因此无法经营。但待市场已无竞争者时，怡和即再调涨价格以独享巨利。由于怡和洋行进货量极大，动辄数万箱，且不图急售，静望形势，所以其他商家每每于进货时前瞻顾后，迁延观望，顾虑的就是怡和的一举一动，日本商人也不得不认为此途生意惟该行最善操纵也。〔35〕

为何李春生能在经营灯油上优于其他人呢？这是由于他的货源是直接向标准石油香港分公司订购，转手少而采购量大，议价空间自然也大，价格因此能压得比别家低。李春生直接输入的成本自然比其他商人间接输入的更低〔37〕，因此诸商望尘莫及。此外，在对付主要煤油竞争者三美路商会（Samuel & Co.）方面，李春生也有一套办法。如1903年贩卖俄油（日の出印）的三美路商会利用铁路将油品运送至中部，数量不少，价格又比美油“标”每箱便宜10钱。李春生为了与俄油竞争，不惜降价求售。除非俄油再降，否则在同样价格下，消费者自然倾向美油。〔38〕

1903年美油主要销售于台北一带，俄油则独占新竹以南的市场，但到1907年，从如下市场描述，可知美油市场逐渐扩大而俄油势力范围渐小：

当业者所调查，在本岛石油之消费量，一年约有八十万箱，其内北中两部之需要额为五十万箱，南部即浊水以南，皆为台南之贩油区域，此需要额为三十万箱。然在本岛之石油，皆外国油占为大部分，一年消费额八十万箱中，仅十五六万箱之越后油而已。其他六十万箱，俱是美国及露国（俄国）并南洋“斯马卓蚋”（苏门达腊）等之石油……现外国油之输入商者，在北部有大稻埕义和商会，及李春生商店等，专由香港采购美国油；而在安平，有敏商会之一手贩卖。尤在北部，尚有贩卖露国油之三美路商会，若在南部，皆无贩卖此种油，仅美国油一种而已。〔39〕

进入1910年代以后，石油生产者不再安于扮演上游供给者的角色，为了适应瞬息万变的竞争态势，生产者也要掌握中下游的销售网，以连结成一条鞭式供销系统。1913年9月升阳公司（Rising Sun， 皇家荷兰壳牌集团）解除了三美路商会的总代理权，其竞争者标准公司亦有所行动。但是即使标准公司有意来台开设直营分公司，仍保留北部该公司产品供给李春生的商行，不在北部开设分公司。〔40〕

其实在灯油被重油取代以前，李春生一直是台湾最大的灯油代理商，任凭三美路商会如何努力，市场占有率大抵没有太大改变。李春生与三美路商会的商战，其实也是标准和升阳对抗的结果，美国和荷兰角力的缩影。经由日治初期石油贸易的经营，李氏家族在不须依赖总督府给予特权的情形下，财富快速累积。①

总之，灯油为当时的新产品，李春生慧眼独具，预见到石油世纪的来临，加上其资金丰富，采取直接向香港标准分公司订购的方式，减少交易成本，在数量占优势的情况下贱买贵卖，因而在煤油代理事业上赢得不少财富。

（三）经营新高银行

除了从事传统的茶叶及石油贸易外，第三代李延禧、李延龄进一步经营近代金融业，而其契机却是因为要调度与茶业相关的运转资金。

究竟新高银行的经营绩效如何？我们拟专稿另论，至于有关短短7年即宣告结束的因素，当时亦有认为主要是台湾银行督导不周所致。〔47〕但扩张过速应该才是致命伤。尤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本国经济开始不景气，影响到台湾的投资环境与金融业，股市萎缩、股票狂跌。该银行原本就放款金额远多过存款总额，信贷比例过高，并且多属李延禧及其亲族的借款，自然经营成效不佳②，无法幸免于被合并的命运。 当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不景气也是该行昙花一现的一要因。诗人谢汝铨曾以《府议员李延禧会友》为题，赠李延禧诗曰：“新高银号试金融。北美归来气吐虹。真是天亡非战罪。仍堪父老见江东。”③可知谢汝铨认为新高银行的被合并，乃是战后不景气的大环境所造成，而非李延禧的经营问题，以鼓励其仍堪面对作为新高银行成立资本来源的台人茶商。

就李延禧本人来说，由于本身具有的家世背景和学历上的优势④，从美国学成回到台湾后，便面临施展身手的大好机会与环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动的蓬勃商机下，这位拥有美国知名学府高学位的稀有菁英一时炙手可热。当时来台发展的日人益子逞辅⑤形容李延禧为“前途有为的青年事业家，他在台湾人当中是代表新思想的人”，与李延禧成为最亲密的朋友。〔48〕

益子逞辅在其自传稿《一个平凡的人生》中回忆了新高银行的创立经过，显示出该银行成立的推手乃台湾银行。他指出因台湾北部盛产茶叶，向美国出口乌龙茶，对华南和南洋则出口包种茶。为了进一步振兴台湾茶叶的生产，台湾银行第二任总裁柳生一义准备以茶业振兴资金贷给茶叶业者。但由于柳生不了解茶叶业者的信用程度，不敢直接贷款，于是决定辅导设立由台湾人自己经营的银行，通过它提供茶业振兴资金。当决定经营该银行的人选问题时，柳生原本中意资产最雄厚的林本源家族，可惜该家族内部不断发生纠纷，承担不起中心人物的任务。柳生便看中李春生家族，李答应了柳生的要求。此时担任翻译的正是李延禧，对这件事很积极。⑥

（四）大成火灾海上保险株式会社

总之，大致而言，诚如涂照彦所指出的，台湾本地家族资本在投资企业方面，仍以家族网为中心，具有极强烈的孤立性、闭锁性，但比较特别的是，五大家族都参与了大成火灾海上保险公司的投资行为。〔53〕这象征着台湾本地的日系资本往往将台湾人资本吸引进来加以利用，并藉此扩大本身的势力；而本地日系资本又与日本国内财阀资本或大企业结合，使得后者更广泛地将台湾本地人资本纳入自己的集团。〔54〕进入1930年代统制经济时期以后，台人资本势力开始衰退〔55〕，大成火险的命运或可标志着台人资本已被统合进入日本财阀事业网中。

四、社会事业活动

中国传统士绅大多热心参与社会活动，李春生亦然。

（一）台北天然足会（1900年）

（二）大正协会

大正协会的主要活动内容是每个月聚会一次，会员以演讲的方式报告自己研究的内容，有时会邀请从海外回来的学者举办讲演会。而大正协会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并不透过汉诗文这个沟通交游、表达意见的工具，而是完全使用日文。这意味着1910年代初期已经出现以日文交流的台人绅商，并尝试用新的方式来深化与日籍官员之关系，而日人会员则没有足够的汉学素养。尤其是大正协会成立之初，会员间互相交换知识、讨论社会时事问题，并非反映总督府政策；亦即该协会并不基于特定政治性立场，而是文化层面上所结合的官绅团体。

事实上，当初木村匡邀请李延禧发起大正协会，应是因为李延禧既有留学日本的经验，又是第一位留美的台湾人，可说最符合创立大正协会的主要目标――透过近代文明知识的交流以达到内台融合――的台籍人选。且李氏家族在当时的台湾拥有相当大的财力，故与其合作有机会吸引其他台湾上层人士加入该协会。

李延禧作为大正协会的副会长，相当深入地参与了协会的活动，由《台湾日日新报》报导的大正协会消息中，可知几乎大部分例会都在大稻埕李春生洋行楼上李延禧宅举行，偶尔评议员会亦于李春生洋行举行。〔57〕

（三）捐款

李春生对于捐款可谓“一掷千金”，常有数千圆的捐款数量，其捐款对象主要是学校、灾害救济、教会等。此点颇符合魏清德在其墓志铭中所写的“一本基督教旨，乐捐巨款，或万数千圆，为地方兴学布教之用，前后以十数计。”〔59〕而李春生对学校的大手笔捐款，应与他致力于日语教育的奠基工作有关。李春生于1897年即担任台北国语传习所大稻埕分教场学务委员，1898年又出任大稻埕公学校学务委员，捐赠的学校有大稻埕公学校、台中中学校、私立台湾商工学校、淡水中学校、淡水高等女学校等新式学校。

结语

买办的财富多系依靠外国商人而得。当时代急剧转变之际，大多出身贫穷的他们，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机智，能在短期间内成为新贵，显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开放性与流动性。而此现象又和列强的扩张有关，即空前的中外接触和文化融合，使通商口岸呈现出与传统都市相异的社会，亦使生存于此社会的媒介人物，于耳濡目染后，投资近代工商业，成为新兴资本家。

李春生就是典型的买办商人。他在清末台北的发展与洋行息息相关，甲午战争后，他游说外国人前往基隆引导日军进入台北城，使殖民当局刮目相看，与辜显荣成为最先获得总督府表彰者。此关系维系了他在新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角色。他协助成立保良局和士商公会，有助于北部台湾的社会安定，其家族势力也因此得以巩固。

在经济事业方面，他除了为外商公司效劳外，同时将所累积的资本和知识投入各种企业。最初，经营自己熟悉的行业，开设茶栈，向本地人收购茶叶后，贩卖给外商公司。其后，他将经营的触角转向近代化企业，获得美国煤油在台的代理权。李春生和台湾五大家族一样，很早就认识到近代教育之重要，使家族子弟接受新式教育，成为延续其家族势力的重要手段。参见陈慈玉《台湾矿业史上的第一家族――基隆颜家研究》（基隆：基隆市立文化中心，1999年），88-97页。所以他在世时，接受过日、美教育的儿子即更进一步设立新式银行，投资保险业，扩大家族企业经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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