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观念的僭越：从“人道主义”讨论到“普世价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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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任何价值观念都是社会历史实践的产物，抽掉“社会历史实践”，空谈其普世作用便是观念的僭越。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人道主义讨论”到今天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都说明正确把握观念的重要性。正确把握观念至少应遵循三个原则，即实践原则、利益原则和历史原则。

论文关键词：人道主义；普世价值；唯物史观；价值观

关于观念，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观念本来如此简单，然而，观念似乎比“物质的东西”要复杂得多，面对同一物质，见仁见智，聚讼繁多，正误难断，莫衷一是。观念不管多么复杂，在唯物史观看来，任何一种观念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和特定的作用，一种观念一旦想超越它特定的历史、被描绘成普世适用的灵丹妙药，就丧失了自己的真实而成为虚幻的东西。在二十多年前有人将“人道主义的幽灵”抬出来，以为人道主义是医治社会创伤的灵丹妙药。近年来，有人又搬出“普世价值的大旗”，认为中国当下的一切问题皆是因为没有践行“民主、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认为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不断学习和实践人类普世价值的过程”，并提醒全体中国人，“普世价值不应成为迁就民族特色的祭品”。其实，任何价值观念都是社会历史实践的产物，抽掉“社会历史实践”，空谈其普世作用便是观念的僭越。观念的僭越是人类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现象，揭示这一现象的本质是人类走出观念的幻象、实现社会进步发展的条件之一。

一、观念的澄清：“人道主义”讨论再思考

一般而言，没有人愿意被贴上反人道主义的标签，所以人道主义成为不同理论派别都愿意承认的价值，但是不同的理论派别对人道主义的理解千差万别。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为什么在人道主义问题会存在许多分歧？原因就在于观念的混乱。要想把人道主义问题说清楚，需要观念的澄清。因此，胡乔木提出，人道主义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这两个方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们现在讨论人道主义问题，尤其需要注意两者的区别，以免造成意义上的混淆。”这一区分使人们从人道主义的观念迷宫里走了出来，使人们明白，用人道主义观察世界、理解历史是错误的。如果用人道主义观察世界、理解历史，那么一切“告别革命”的观点就是正确的，因为一般而言，革命总会有生命的丧失，而历史发展的方向并不因为这种“善良意志”而改变，相反，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在巴黎公社时期，有的人要求公社对公社期间处死人民的敌人一事负自己的一份责任，因为从人道主义角度看，即使为了保卫革命处死人也是不人道的。对此，恩格斯指出，“在任何一次革命中，就像其他任何时候一样，难免会做出许多蠢事；当人们最后平静下来，以致能够重新进行批评的时候，他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做了许多最好不做的事，而没有做许多应该做的事，因此事情搞糟了。但是，如果要求把公社看做是完全神圣的，宣布它是绝对没有错误的，断言烧毁的每一幢房子，枪决的每一个人质都是毫无差错的，即使细枝末节也做得完全恰当，那是多么缺乏批判精神！”

用人道主义观察世界、理解历史是错误的，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如何理解？我们仍然不能抽象地谈论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有人认为，2008年中国抗震救灾的胜利是人道主义这一普世价值的胜利，这场震痛，“痛出了一个新中国”，这个新中国面临“执政理念全面刷新的拐点”、“全民融入现代文明的拐点”，这个新中国以自己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和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抗震救灾的胜利确实证明了人道主义的光辉，这里的人道主义是一种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而且，这里的人道主义以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为基础。如果将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提升到世界观和历史观的高度，它就成了高高在上的裁判，成了一切标准之标准。由此可见，将人道主义作两个方面的区别是非常重要的，将两个方面的人道主义搅在一起并将其提升为普世价值，除了制造思想混乱，什么积极作用都不会有。今天，我们面对普世价值问题，同样需要观念的澄清。

二、普世价值：一个虚幻的观念体系

所谓普世价值就是具有永恒性和普世性的价值，是对一切人都普遍适用的价值。按照这个定义，什么样的观念能够成为普世价值？人道主义、民主、平等、人权、博爱都不能叫做普世价值，因为都不具有永恒性和普世性。它们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在存在阶级差别、民族差别、种族差别的情况下，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种族对人道主义、民主、平等、人权、博爱的理解大相径庭，何来普世一说？那么，在同一历史条件下，是不是存在普世价值？同样不存在。比如，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好像没有什么错，进而有的人说民主制度真正保证的是社会公平，使社会各个阶层的声音都能发出来，使政治决策必须均衡所有人的利益，因为民主制度是一人一票，通常来说，社会最底层的穷人人数最多，所以民主制度尤其对穷人有利，有民主，就有社会公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公平。既然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这么好，为什么西方人承认刺刀下的伊拉克的一人一票的民主，巴勒斯坦的一人一票的民主却得不到承认，普世价值为什么不普世了？由此可见普世价值的虚幻性。 " <>

三、观念的还原：正确把握观念的方法论原则

不论是80年代初的人道主义讨论，还是今天的普世价值问题，其产生的背景有大致相同的地方，一是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变革，二是实行改革开放后国际上诸多因素的影响。社会的转型与变革意味着我们处在发展之中，意味着我们还有诸多不合理、不完善，甚至是错误的东西。改革开放后，中国和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相互影响，但主要是西方国家影响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上，西方国家处于强势地位，经济全球化的深刻发生更加强化了它们的强势地位。所以，总的来说，西方国家掌握着话语霸权，所谓普世价值就是霸权话语的主要内容。由于处于弱势，我们在很多时候是话语输入方，所以我们强调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而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做这样的强调并不意味完全认同西方的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认为它们就是普世价值，要看到这些价值观念具体内涵的实践性、利益性和历史性。有人强调，普世价值无非就是引导教化人们，以人为本比以其他的东西为本好，人要有尊严地活着，自由比奴役好，公正比歧视好，宽容比狭隘好，和谐比争斗好，理性比极端好，仁爱比冷漠好，多彩比单调好。这种观点的要害是在历史和现实中为什么会存在奴役、歧视、狭隘、争斗、极端、冷漠？不解决这个问题，抽象地强调自由、公正、宽容、和谐、理性、仁爱是多么美好、多么重要就毫无益处，在这些空话里缺乏的是实践、利益和历史，而正确把握观念至少应遵循三个原则，即实践原则、利益原则和历史原则。

所谓实践原则，即强调观念的实践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们头脑中的价值观念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这样，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马克思强调，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有些人总是认为可以使普世价值“保留独立性的外观”，认为所谓的普世价值可以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独立出来，于是观念就成了神秘莫测的幽灵。 "

所谓利益原则，即注意揭示在意识形态领域观念所代表的利益。利益是客观存在的，利益的分化对立也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客观存在一定会反映在人们的观念之中，人性、良心、自由、仁爱等动听的词汇并不能消除利益的对立。马克思曾经指出，“‘改革报’把问题转移到‘良心’方面去，而关于道德的空谈现在就成为根除一切祸害的手段了。由此看来，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是由这两个阶级的思想产生的了。但这种思想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是从社会关系中产生的。而这种关系又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是从敌对阶级的物质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中产生的。在‘改革报’看来，如果这两个阶级不再意识到自己的真正状况和自己的真正对立，并用1793年那种‘爱国的’情感和漂亮话做鸦片来麻醉自己，对它们会有好处的。多么软弱无力呵！”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引用过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可见利益是多么“顽固”，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并不是实践什么普世价值的过程，而是通过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过程，没有这一点，改革开放就什么都不是；如果说改革开放还有什么不完善的话，那也是执政党在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方面做得还不尽如人意，还需要加倍努力。比如，我们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方面还有一个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所说的自由并不是所谓普世价值的自由。从古到今都有人强调自由的重要性，但是，不同自由观差异巨大，差异就是利益诉求的不同。所以，马克思指出，“断言自由竞争等于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形式，因而也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这无非是说中产阶级的统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对前天的暴发户们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愉快的想法。”

所谓历史原则，即强调观念与历史的相互关联，也就是要正确把握历史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这种辩证统一就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普世价值理论反映了一种错误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在历史上反复出现，其突出的观点是强调观念对历史的决定作用，同时，强调观念可以超越历史。有人认为，正是由于实践了普世价值，改革开放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才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和世界的尊重。看来普世价值的威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没有它就没有改革开放及其成就，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往往忽视了历史的现实基础，把现实基础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因此，这种历史观只能在历史上看到政治历史事件，看到宗教的和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例如，某一时代想象自己是由纯粹‘政治的’或‘宗教的’动因所决定的——尽管‘宗教’和‘政治’只是时代的现实动因的形式——，那么它的历史编纂学家就会接受这个意见。这些特定的人关于自己的真正实践的‘想象’、‘观念’变成一种支配和决定这些人的实践的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和积极的力量。……问题完全不在于现实的利益，甚至不在于政治的利益，而在于纯粹的思想。”

人往往受自身狭隘观念的束缚，所以形形色色的狭隘观念总会不断出现，但是，它们充其量只是历史大剧中的花絮，想推动历史发展，它们做不到，但还是想，于是就有不断的观念纷争。今天关于“普世价值”的闹剧还在上演，但闹剧总归是闹剧。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焦大”和“林妹妹”的区别，还存在着“臭汗”与“香汗”的区别，还存在着“羊”与“狼”的区别，谈普世价值就是一种观念上的奢侈。但是，这是一个奢侈的年代，所以总会有人不断真诚告诫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老百姓：践行普世价值比什么都重要。用鲁迅的话来评价这样的人再恰当不过了，“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