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范式”之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命运

" 【内容提要】“苏联范式”之争，不仅关系到问题本身，而且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的前途和命运。在斯大林直接领导下编写和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世界上第一本真正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管它有多少问题，从其基本性质来说，是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教科书。樊纲同志的《“苏联范式”批判》对所谓“苏联范式”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批判，无论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问题、所有制问题、价值—价格理论问题，还是关于生产目的和经济的基本规律问题，其批判的锋芒所向，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本身。该文对所谓“苏联范式”进行批判，其目的实际上是想用西方经济学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取代”不了的。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要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不能离开它的基础和出发点。

【关 键 词】苏联范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所有制/价值-价格理论

【 正 文 】

“苏联范式”问题由于樊纲同志《“苏联范式”批判》（以下简称樊文）（注：“樊纲”：《“苏联范式”批判》，《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一文的发表而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注意。从论坛上已发表的文章看，对樊文既有提出批评的，也有为之辩护的。我认为，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不仅涉及到“苏联范式”本身，而且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的前途和命运，很有进行深入讨论的必要。在这篇文章里，我想就“苏联范式”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樊文对“苏联范式”“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前途命运等问题发表一些看法。文章主要是评论樊文的，同时也涉及杨永华同志的一些观点。（注：杨永华：《评“苏联范式”之争》，《经济研究资料》1996年第10期。）

一、“苏联范式”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

樊文说，所谓“苏联范式”，“就是50年代初在斯大林主持下写成的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那个范式。人们后来把这一范式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实际上，这套东西究竟与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当年构造的经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不是一个东西，是很值得怀疑的。” &nbs p; 需要指出的是，“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建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是“在斯大林主持下写成”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世界上才有了第一本包括社会主义部分在内的真正的“广义的政治经济学”。

简单回顾一下这一段历史也许不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建立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本世纪初的一段时期，否定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者中几乎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最早提出否定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是桑巴特。桑巴特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由于他写的《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对于马克思体系的轮廓作了大体上成功的描述”（注：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增补》，《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11页。）而得到恩格斯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称赞和好感。他在1902年出版《现代资本主义》一书，认为，“在严格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下，建立在因果关系的原则上的政治经济学，会成为纯属荒诞的东西。”（注：转引自古兹尼亚耶夫：《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他的这一观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致后来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司徒卢威、希法亭、卢森堡、布哈林等在其各自的著作中都接受了他的这一观点。这种观点，用布哈林的话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末日，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注：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2页。）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领导了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领导苏联人民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把一个原本十分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工业强国；他领导苏联人民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在农业中建立" 起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他还领导苏联人民发展了苏维埃商业，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商品货币关系。不仅如此，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的创 造，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当然，在取得这些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犯了不少错误。但是，正像党的著名文献《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所正确指出的，“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表达了人民的意志，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对于斯大林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他的一生乃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一生。……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现今一些人所认为的斯大林的错误中，有一些也是需要分析的。比如我国一些学者常常批评斯大林过早地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和商品货币关系，导致了经济关系的实物化。其实，这种批评是没有根据的。1936年11月25日，当斯大林作《关于苏联宪法草案》报告时，曾经比较了1924-1936年苏联经济生活中的变化，并对新经济政策阶段的终结作了如下说明：“如果说当时我们处在新经济政策第一个时期，新经济政策开始的时期，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活跃的时期，那么现在我们是处在新经济政策最后一个时期，新经济政策终结的时期，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所有部门中完全消灭的时期。”（注：斯大林：《关于苏联宪法草案》，《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2页。）这说明，直到1936年11月，斯大林才宣告新经济政策的结束，所谓“过早地结束”的批评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至于说斯大林“过早地”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导致经济的实物化，那就离事实更远了。这一点，只要读一读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七大报告中对“左派”的严厉批评，就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来。（注：斯大林：《在第17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27-728页。）应该说，斯大林不仅没有犯一些人所说的否定商品货币关系的错误，恰恰相反，他在这方面是有很大功劳的。 对于当年苏联出版的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历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为建立广义政治经济学所作的长期努力。从内容上看，它既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作的科学分析以及他们附带进行的对前资本主义和未来社会的论述，也涵盖了列宁和斯大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研究的成果，其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我们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教科书，是就其基本性质来说的，当然不是说它没有问题，没有错误，是“百分之百” 的马克思主义的，——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从客观上来说，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还在发展变化之中，对于这些客观事物的理论概括当然也还需要不断地经受实践的检验，都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而从主观上来说，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时间毕竟还不长，认识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十分成熟。以资本主义为研究对象的狭义政治经济学，如果从威廉·配第发表《赋税论》的1662年算起，到马克思1867年出版《资本论》，真正成为科学，用了205年时间；而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只是从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才有社会主义的实践，迄今仅有80年时间，怎么能够要求它十分成熟和尽善尽美呢？又怎么能因为它还不够成熟、不够完善就否定它的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呢？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采取的态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学习的范例。他说：“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除了斯大林这篇跟那本‘教科书’以外，成系统的东西还没有。”因此，他多次号召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学习这两本书。对于苏联出的这本教科书，他认为：“不管有多少问题，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大功劳。”（注：转引自龚育之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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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0页。）

二、评樊文对“苏联范式”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批判

以上论述表明，樊文所说的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代表的“苏联范式”，从根本上来说，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樊文对“苏联范式”的批判，其实也正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进行的。这一点，如果联系到樊文对“苏联范式”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所作的批判，就十分清楚明白了。

1.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樊文说，“在苏联范式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定义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和分配的规律。但只研究生产的社会方面，也就是研究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正如列宁所说：‘政治经济学决不研究（生产），而是研究人们在生产上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制度’。（参见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在樊文看来，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定义，“至少”有两个问题：一是排斥了生产过程中“人与物”的关系，二是排斥了交换。 在这方面，樊文认为：“由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定是人与人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人们可以‘同志式地相互协作’，因此，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似乎已不重要，最重要的问题已是人与物打交道，而不再是人与人打交道。”这样一种“推论”显然是不正确的。诚然，社会主义消灭了阶级的对抗，人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对抗的消失并不等于矛盾的消失，根本利益的一致并不排除人与人之间还存在利益上的矛盾。列宁说：“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注：列宁：《在尼·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上作的批注和评论》，《列宁全集》第60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1-282页。）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矛盾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著作中都有所论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与物的关系的观点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应该说，今天我们在改革、发展、稳定方面所遇到的任何一个问题，无一不牵涉到人与人的关系；改革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不解决好这个问题，生产力就不可能得到发展，社会就不可能得到稳定。在这方面，研究生产关系即人与人关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大有用武之地的，而决不像樊文所说的那样是“很没用”的。 至于樊文批评“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对象定义“排斥了交换”，同样是值得研究的。我们看到，正是在“政治经济学的 对象”一章中，教科书讲到了“在有商品生产的社会形态中，物质资料的分配是通过商品交换实现的”（注：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版，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页。）；教科书还引用了恩格斯关于“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只有经过这种研究之后，它才能确定出适合于一般生产和交换的最一般的为数不多的规律”（注：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版，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页。）的论述。更重要的是，从内容来看，教科书第28章专门阐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第32章专门阐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业”；第36章还专门阐述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间的新型经济关系”、“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经济合作的形式”等问题，怎么能够说“苏联范式”“排斥了交换”呢？ 2.关于所有制问题

所有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简称）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是一种生产关系区别于另一种生产关系、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区别于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标志。所有的经典作家，都无一例外地重视所有制的作用。但是，樊文认为，所有制的这种“基础”地位和“决定性”作用只被用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和问题，而从不被用来解释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矛盾和问题。樊文问道：既然承认所有制关系是基础，是起决定作用的，又怎么能一遇到问题都与所有制无关，并且总是试图在不改变所有制的前提下来解决各种问题？樊文认为，这“表现出了‘苏联范式’的非马克思主义特征”。 3.关于价值—价格理论

樊文说，在这个问题上，“苏联范式”的根本缺陷在于忽视和排斥现代经济理论多年发展的一些重要成果，日益成为一种“封闭的”、不接受新思想新观点的理论体系，从而越来越难以发展、越来越脱离现实、无法解释现实经济问题的理论。在这方面，樊文在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了一番解释后写道：“他把‘交换价值’，或者说用货币单位表示的交换价值即‘价格’，理解为‘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统一’。后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包括‘苏联范式’的倡导者，注意到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却忽视了他的‘交换价值理论’，并因此而忽视了作为‘交换价值’这一矛盾统一体的两个方面之一的‘使用价值’在决定‘交换价值’（价格）中的重要作用。”

但是，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人们怎么也找不到樊文所说的那个交换价值或价格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统一”的说法和关于“‘使用价值’在决定‘交换价值’（价格）中的重要作用”的论述；人们看到的，恰恰是与之完全相反的论断！比如马克思说：“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使用价值的原子。”（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0页。）他还说：“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为同它们的使用价值完全无关的东西。”（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1页。）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樊文怎么能从“无”生出“有”来呢？

如果我们对照一下作者在其所著《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一书中对同一个问题所作的不同论述，就不仅会知道樊文是怎样无中生有的，而且会发现更多的东西！在那里，同一个作者写道：“交换价值形态，即xA<=>yB，不仅是价值关系的表现形式，也是使用价值关系的表现形式。交换价值形态本身是价值与使用价值对立统一的表现形式，它是价值形式与使用价值形式的对立统一。”作者在阐明了自己的上述观点后，接着就对马克思作了如下的评论：“马克思正确地指出了单个商品的两个因素或二重性，又正确地指出了交换价值形态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矛盾的外化，然而他却没有得出上述结论。”不仅如此，作者还进一步分析了马克思没有能像他一样“得出上述结论”的根源：“马克思的失误在于片面地认为交换价值形态仅仅是价值形式，而没有认识到它同时也是使用价值形式。这是马克思交换价值理论的一个根本缺陷，也是其价格理论缺陷的根源。”（注：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78-179页。）作者的上述文字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所谓交换价值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立统一的观点，是他樊纲的观点，而决不是马克思的观点；不仅如此，由于马克思没有像他樊纲一样“得出上述结论”，马克思的理论还被戴上了“失误”、“片面”、有“根本缺陷”等几顶帽子。但是，到了《“苏联范式”批判》那里，作者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非常慷慨地把自己“得出的上述结论”奉送给了马克思，而把批判的矛头转向了“后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包括‘苏联范式’的倡导者”！人们不禁要问：既" 然所谓交换价值或价格“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统一”和关于“使用价值在决定交换价值中的重要作用”的观点是作者自己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的观点，又怎么能批评“包括‘苏联范式’的倡导者”在内的“后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忽视了”这些观点呢？问题还在于，作者一会儿批评马克思的“失误”、“片面”，一会儿又说马克思并没有错，是“包括‘苏联范式’的倡导者”在内的“后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错了，作者这种翻 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做法，究竟是为什么？！说得不好听，作者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拉大旗，作虎皮，裹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即打着马克思的旗号去兜售自己的私货！这难道是一个正派的严肃的学者所应该做的吗？

这里，我们再对作者关于交换价值的一些观点作一点分析。本来，交换价值一词并不是一个科学概念，而只是马克思在分析价值过程中借用的一个“通常的说法”。由于价值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超感觉”的东西，因此马克思就从人们所熟知的“交换价值”这一“表现形式”开始，然后才进入对价值的分析。对马克思来说，“商品的价值形式或价值表现由商品价值的本性产生，而不是相反，价值和价值量由它们的作为交换价值的表现方式产生”。（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5页。）这就决定了不可能有如樊文所说的那种与劳动价值论并存的所谓“交换价值理论”。樊文作者认为，“交换价值”既是价值形式，同时也是使用价值形式。这个观点对樊文作者很重要，它是得出交换价值或价格“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统一”这一“结论”的前提，但是其本身却是不正确的。我们知道，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以其本身的自然形式表现出来的，根本不需要通过一个使用价值与另一个使用价值的关系即交换价值来表现；而作为交换价值，它所表现的只能是两个使用价值共同的东西即价值，而不可能是使用价值。如果交换价值同时又是使用价值的表现形式，那么，在xA<=>yB里，是不是二者不仅在价值上是相等的，而且在使用价值上也是相等的？显然这是说不通的。前提既不正确，“结论”自然也不能成立。

樊文为了说明“‘使用价值’在决定‘交换价值’（价格）中的重要作用”，还大肆鼓吹庸俗的“效用价值论”，说“效用”“实际上是对马克思所说的多种多样的具体的使用价值的抽象与概括，它事实上相当于马克思体系中的‘抽象使用价值’”。这是樊文又一次使用无中生有的手法。樊文的作者明明清楚地知道“马克思当时并未使用”所谓“抽象使用价值”的概念，而且，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也不可能有什么“抽象使用价值”的概念，但是，他竟然能够说出“相当于马克思体系中的‘抽象使用价值’”这样的话来！对于所谓“效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是持批评态度的。恩格斯甚至在其早期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即已对其提出了批评。他写道，“物品的效用是一种纯主观的根本不能绝对确定的东西”；并且挖苦说，“根据这种理论，生活必需品较之奢侈品应该具有更大的价值”。（注：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04页。）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更一再指出：“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正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0页。）；“如果真正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就得到刚才已经规定的它们的价值”。（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1页。）这些论述表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庸俗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根本相反，认为使用价值在决定价值方面根本不起任何作用。樊文硬把这两种根本对立的理论拉扯在一起，其目的是为了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挂钩，这正像当年马克思批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追随者时所说的那样，是“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页。），只能是徒劳的。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樊文在价值－价格理论上所有的批评都是直接指向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所谓批判“苏联范式”，只不过是使用一种“障眼法”罢了。

4.关于“生产的‘目的’和经济的‘基本规律’”

樊文说，“关于一个经济或一种经济制度（生产方式）的‘生产目的’以及‘基本规律’概念本身，是斯大林提出来的（事实上，斯大林在总结苏联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只说过一句话：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无论是马克思本人还是后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没有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理论概念来加以论述和‘定义’”。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目的和基本规律进行了大量的论述，而且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目的和基本规律也进行了大量的论述。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目的和基本规律曾作过这样的表述：“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社会一切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页。）列宁也对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作过表述，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是为了“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注：列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材料》，《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3页。）。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和基本经济规律的表述，和上面援引的恩格斯和列宁的表述不仅在精神上完全一致，甚至在语言上都极其相似，有关“生产目的”和基本经济规律的思想，乃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同观点，而绝不是斯大林一个人的观点。在这方面，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割断斯大林的表述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之间的渊源关系，更不应该借否定斯大林而否定整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同的观点。当然，人们对于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表述也还有不同看法。事实上，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有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表述都进行过广泛的讨论。苏联的情况不说，从我国几次讨论的情况看，人们往往只是在“联系实际”上做文章，甚至只是跟着现行政策打转转，当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理论上的进展。现在回过头来看，斯大林的表述还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

上面，我们对樊文提出的四个 “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剖析，应该说，四个问题确实都具有“基本”的性质：其中“关于所有制问题”与“关于生产的‘目的’和经济的‘基本规律’”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而“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关于价值－价格理论”则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庸俗经济学的根本分歧。遗憾的是，在所有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上，樊文的矛头都指错了方向。樊文的“批判”，名义上是针对“苏联范式”的，但是，从“批判”的内容来看，它实际上却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

三、西方经济学能够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吗？

樊文说，“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了，而经济学中的“苏联范式”仍然存在。言外之意，随着“苏联”的解体，“苏联范式”也该抛弃了。我们前面的论述表明，樊文所说的“苏联范式”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说，“苏联”的解体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造成的，而恰恰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因此，“苏联”的解体当然不会导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告终。现在的问题是，樊文批判“苏联范式”是一种“破”，“破”的目的是要“立”，樊文究竟想要“立”什么样的“范式”呢？对于这个问题，樊文竭力加以回避，闪烁其词地说什么“对抛弃旧范式之后应采取怎样的新范式的问题”“无法在本文中多作论述”。不过我们从樊文关于“如何对待旧范式”的“三种理论主张或理论倾向”所作的评论里，还是不难了解其主张究竟是什么：

针对有人认为“苏联范式”的主要问题是没有正确反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和“教条主义”的看法，樊文说，“以上两种倾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原有范式基本上是可用的，但存在着缺陷或严重缺陷，因此需要的只是修改或补充”。“这也表明，在很长时期内中国经济理论界总的说来还没有超越原有范式的眼界。”而“与此同时，在一小部分较早学习和接受了所谓‘西方经济学’的青年学者中间，产生了另一种倾向，即：第三，认为原有的理论范式基本上是‘过时的’，已无法面对经济现实，因此应采用新的范式，也就是运用一套新的概念、术语和分析方法，也就是运用100多年来人类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我们遇到的现实经济问题”。

原来，樊文所谓的“新范式”就是“西方经济学”！

人们不禁要问：西方经济学尚且不能解释和解决西方所遇到的种种经济问题，不止一次地出现“范式危机”，它真的能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释和解决“我们遇到的现实经济问题”吗？ 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1867年《资本论》问世以来，一直成为资产阶级攻击的目标。他们先是想把《资本论》闷死，但是没有达到目的。后来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上个世纪的庞巴维克，到今天的萨缪尔森，以至张五常，一直没有间断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攻击，但是他们谁也没有获得成功。列宁在论及驳斥唯物主义的“现代哲学教授”时曾讲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他们曾经一百次、一千次地宣告唯物主义已被驳倒，可是直到现在，他们还在一百零一次、一千零一次地继续驳斥它。”（注：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如果我们把这里的唯物主义换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现代哲学教授”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是完全适合的。

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但是这种发展不能离开它的基础和出发点，不能离开它的基本原理；离开了，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而是别的什么“发展”。毛泽东同志曾经告诫我们：“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7页。）邓小平同志也语重心长地说过：“老祖宗不能丢啊！”（注：邓小平：《总结经验，使用人才》，《邓小平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9页。）我们应该牢牢记住他们的这些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