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培育新农民？——经济文化学的视野

摘要：建设主义新是我国化进程中的重大任务。解决好“三农”是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

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破解“三农”困境的重要出路，可以通过八个方面来思考：制度创新；传播知识与技术；转换情感系统与美感系统；转换意志系统与意义系统；培育家精神；培育社会习性和市民化；传播新思想；树立正确的传统与现代观。如何培育新农民要有高度的社会自觉和创新。

关键词：现代化；新农民；观；文化学 第二，知识与技术的传播。刘易斯指出，用于把新知识带给个体农户的支出也许是任何一个贫穷的农业经济中所能够作出的生产率最高的投资。

在大多数地方，提高土地的生产率是大幅度增加国民收入最有保证而又最迅速的方法。[14]农民知识化进程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决定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

正因为如此，温家宝总理曾明确指出，我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根本在于提高农民素质。提高农民素质（包括知识与技术素质和人文综合素质），是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加快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将人口压力传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

改善和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和技术水平，目前的重点之一是各种实用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如良种的选择与控制，化肥、杀虫剂的合理使用，如何保护和开发利用水源和其它各种生态资源等。加强对青年农民的知识与培训是落实农业技术推广计划的着力点，但长远的规划应该是：有一个对农民的长期教育与培训计划。

甚至对农民也应该实施终身教育计划。当然，农村劳动力资源还存在一种向城市和工业部门释放的空间，因此，对农民的转移就业培训也应该纳入长远规划之中。

第三，情感系统与美感系统的现代转换。农民的知识和技术系统需要现代更新，但绝对不可忽视的是农民的情感系统与美感系统也需要现代转换。

情感系统与美感系统既会通过影响人的意志系统与意义系统来影响人的知识和技术创新，也会直接制约人的知识和技术系统的发展。但要转换人的情感系统与美感系统是一项极其艰难复杂的事情，人的情感系统与美感系统是微妙的，有生理性和心理性的一面，更重要的是文化背景性。

它既有不断延续的一面，也有文化更新的一面。因此，旧的情感系统与美感系统的消解和新的情感系统与美感系统的生成是长期的、渐进的、逐步深入的。

这从何下手呢？要落实在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各种现代传媒（如报刊、杂志、电视、网络、书籍、广告等）的功能上。直接地还可以通过推进农村的文化娱乐设施和文化娱乐主题活动的建设上。

从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个人的情感系统要向着沟通开放化但有理性反思的方向发展（哈贝马斯称为“交往行为理性”），而美感系统则越来越强调个人的主体自觉与创意（现代主义提倡人文苏醒和理性自觉；后现代主义解构宏大叙事，张扬个性）。但情感系统与美感系统的现代转换要防止现代化对人的异化，要克服物欲化、盲目性、冷漠化、粗俗化和无责任化等种种现代化的负面倾向。

第四，意志系统与意义系统的现代转换。意志系统与意义系统是人的思想与意识系统的统领，是思想与意识系统的深层部分，因而也是确定现代人（工业文明人）与传统人（农业文明人）区别的关键指标。

意志系统重在表达人对自身思想和行为的驾驭和控制能力；意义系统则体现为人对自身生存处境的理解和终极关怀。二者相互渗透，共同规制着人生的运作方向。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典型描述了现代人在意志系统与意义系统方面与传统人的显著不同之处：效能感和自信心，不相信命运，乐于接受生活变迁；具有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乐观的生活态度；时间感；重视技术技能；待人平等；计划性；尊重他人；对陌生环境不抱戒心，具有信任感；期待子女受教育和获得现代职业；具有独立见解，能容纳不同意见；兴趣广泛，接受信息能力强；对生活中的问题具有理解力。[15]提升农民的意志系统与意义系统与转换情感系统和美感系统一样，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要配合进行。

社会大气候也很重要，整个社会风气和地方风俗的变迁要在现代性主旋律的规制下进行。第五，企业家精神的培育。

企业家精神是一种现代工业文明的基本精神，即冒险、创新、竞争、协作和理性（合理化）的精神，是构成现代性精神最重要的方面。培育企业家精神的思路目前主要有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宗教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种种资本主义精神理论、企业家精神理论和现代性理论）、美国经济心理学家D.C.麦克勒兰德的“儿童成就动力论”和一些发展学家的“经济民族主义论”（形成了一些新资本主义精神理论）。

注释:[1] W.W. Rostow. 1960.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3rd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47.[2] [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方福前译，北京：首都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

4、

5、12页。[3] [印度]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任赜、于真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序言、第260页。

[4] [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

1

2、225——2

2

6、227页。[5] [美]拉尔夫·林顿：《经济增长的文化与人格因素》，载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化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621——635页。

[6] [日]森岛通夫：《透视日本——兴与衰的怪圈》，天津编译中心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1

9

3、194页。[7] [美]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