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话语霸权的终结

近几年，学话语霸权的出现和引起的争论，成了学界特有的一个现象。围绕它的争论似乎还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但是，当前经济学话语霸权终结的明显趋势，却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

在中世纪的西方，宗教支配了思想活动，因此，思想界毫无例外地受“宗教话语霸权”支配。但从十四世纪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宗教话语霸权”日见衰落，思想的开放和自由化使各种话语系统都得到了，但同时，由于思想领域的专业化发展和分工尚不明显，思想家们往往对各种有着广泛的兴趣，并不受学科专业约束地运用着他们认为合适的思想和概念，其成果也往往具有交叉性和综合性的特点。这时候，西方思想界没有“话语霸权”这种感觉和概念出现。

十九世纪之后，随着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思想家们也走上了分工和专业化道路，逐渐形成了明确分工的学科专业，不同学科专业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及自己特有的一些思想方法和概念。专业日趋分离，相互隔离日趋严重。虽然有无数人倡导在专业分工基础上的综合，但没有能改变专业分工细化的主流趋势。不同学科专业后面，是不同知识结构的专业研究人士，是不同的专业群体氛围，是不同的话语利益和权力结构。

所谓一个学科专业的话语霸权，是指人们开始用这个学科的思维方法和概念，去解释其它学科专业研究对象和领域的现象。而且社会用语中，该学科的概念占的比例较大。话语与话语关系的背后，还是人与人的关系。经济学话语霸权的提法和争论的出现，是一个经济学方法和经济学家“侵入”其它学科的传统地盘引起的利益和权力斗争问题。不满经济学话语霸权，除了专业本身的考虑外（如经济学家在非经济学专业的外行，经济学方法对非经济现象解释能力的有限性问题等），当然还有一个其它专业的研究人员们维护自己生存空间的情绪在内。霸权这个概念的背后，就是平等，经济学话语霸权的提出，就是非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希望争取与经济学家平等的社会话语力。在西方，经济学方法侵入法学、学的领域，尤以近几十年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的发展为代表，但是，在西方还远远达不到什么“经济学话语霸权”的程度。“经济学话语霸权”现象在中国学界话语体系竞争中显得如此突出，确实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按照“经济学话语霸权”的表述法，任何一种话语要素的相对地位和相对价格，是由此话语要素的市场供求决定的，它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也不是经济学家（作为经济学话语的供应者）群体意志的结果，重要的是市场话语供求的均衡关系。但追溯中国二十年来话语现象的变化，我们会发现，正是政治意志变化决定了中国学科专业地位的变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未八十年代初，不是“经济学话语霸权”，而是“政治学文学霸权”。那时的话语市场，对文革的批判，对阶级斗争理论的否定，对未来世界的憧憬，似乎集中运用了文学、哲学和政治学的话语，而那时的学界和社会名流多是美学家、哲学家、文艺理论家、文学家等，极少经济学家在内。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整个九十年代，经济学话语霸权在否定计划经济的斗争中逐渐生成，在国家政策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政策下，在整个社会追求财富的大氛围中逐渐发展，终于彻底取代了“文革时期”和改革初期的“哲学政治学和文学霸权”。社会名流中，经济学家的人数迅速上升，而哲学家美学家政治学家则功成身退，从社会焦点中渐渐消失了。经济从思想层面看，中国入世，是经济学话语从嘴上和纸上走到权力上的最终结果，也是经济学话语霸权的顶峰。学科专业相对地位的滑落，就是后面的人的地位的滑落。文革时期经济学家孙冶方和顾准，身处“经济学话语无权”的，恐怕也不免一种“经济学话语的悲凉”。

二十多年经济改革及中国的入世，使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已成定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再是一个有实质意义的政治口号了，经济学话语与中国宏观改革的关系随之而淡化。革命本身的成功否定了革命自己。经济学家们当然不会功成身退，他们还会继续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但是，可余下的生存空间在那儿呢？从经济学领域的竞争上看，通讯信息技术的发展，国外留学的盛行，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方便，使中国经济学家不得不与国外经济学家直接竞争了。十多年前那种介绍一点西方经济学知识，将其与中国现实对应一下就能成为著名经济学家占有话语霸权的时代结束了。中国经济学家不得不转而认真地研究中国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并力求将这些关系抽取成具有普遍意义的，这才是真正的“自有知识产权”，但是，这可是中国经济学家绝对的弱项。另外，经济变量的数量关系研究，建立在经济数据全面及时准确的基础上，这可受制于我国经济数据的政治管理制度，不是经济学家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短期内能解决的。在这个情况下，经济学家的生存空间拓展只有两个方面：一是走向微观和量化研究，使自己的成果能为政府和的微观和量化需要服务。二是向传统的非经济学研究领域进军，用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其它非经济领域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经济学话语霸权”问题成为一个问题的根源。其实，当它成为一个霸权现象，也就是它从焦点关注中消失的开始。

今天，国家政策的最大变化，就是由“建设为中心”转向了“建立法治国家”，法学的空间迅速增大。如果考虑到将技术化处理，那么今天的的政治问题将更多采取法律话语来进行。市场经济的成熟化要求一个法治环境的生成，特权问题、腐败问题解决的方向，要求一个公平透明的法律制度，而民主建设的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法律制度的转变的问题。无论是从效率的角度还是从公平的角度，公平透明的法治国家建设，已上升为最重要的焦点问题。社会用语中法律用语迅速增加。由于市场需求的猛增，法律话语要素的稀缺性迅速增强，在这种情况下，“法律话语霸权”的开始是必然的，而且时间绝对会延续十多年以上，直到中国完成民主法治国家建设的问题。而且，不是法律问题的经济学解释（与象当前许多经济学家所做的那样），而是经济问题的法律解释将成为趋向。不是社会现象的经济学解释占主流，而是社会现象的法学解释占主流。看看今天的电视和报纸，人们关心的主要社会问题已经济法律化，话语表达也正走向法律化。我相信，十年之内，大众传媒将从追踪经济学家转而追综法学家，法学家将走上地位上升和收益上升的丰收时代。也许十多年后，一些经济学家会参加进否定“法律话语霸权”的队伍。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皇帝轮流坐，明天到我家，在中国话语要素的相对地位变化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在此我还有一个预测，这就是宗教伦理文化话语要素的市场空间将紧随着“法律话语霸权”的终结来到来，因为人不能仅靠面包活着，人也不能仅靠制度活着，一个民族不能长期没有信仰。当中国按照当前的趋向，如果能顺利完成经济市场化（成熟的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化（成熟的民主法制国家），那么，宗教哲学伦理文化话语要素的相对地位又将上升，以解决信仰空白和中国另类的超越西方的发展道路的问题。“宗教哲学伦理文化话语霸权”的时代将缓缓到来，但那一定时十年以后的事了。等到那个时候，中国才算真正走上了成熟发展的道路，而那时，“XX话语霸权”的提法和争论，也将从中国上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