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探索期

从80年代末开始，随着思想解放浪潮的汹涌，加之官方的高度重视，文艺学教材建设成就斐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吸收了更多的西方文艺学成果，在观念和方法上都更加开放。据2002年“文艺学教学改革及教材建设研讨会”的不完全统计，当时高校中的各类新编文艺学教材已达100多种(一说是300多种)，其中，最值得一提当属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以下简称童本)。

综上所述，建国以来文艺学教材的发展经历了引入、模仿、探索几个时期，虽然存在失误与不足，但的确在不断前行，对文艺学学科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目前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有：教科书的僵化框架仍然难以突破，马列文论、中国古典文论、西方文论三个体系在学理上无法真正调和。当前社会文化的迅速转型，对文艺学学科及教材建设都提出了挑战，要想成功应对这种挑战，适当引入后现代思想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这里说的后现代是一种怀疑和反对作为现代观念的本质主义、普遍主义的思想状态，是后现代知识分子所形成的对知识进行观察、研究和发问的一种全新的思想范式，一种开放的理论和实践空间。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一、本质的语境化和多元化。后现代的新思路就是要反对“简约的、虚假的、永恒化的、粗暴的、均质化的使用本质概念”，将本质语境化、历史化、相对化、多元化，于是，“对永恒本质的界定的渴求就让位于对事物本质这种‘知识’的历史化和多元化的描述”。[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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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的文本化和历史化。后现代将包括本质在内的一切历史知识(理论)都文本化和社会化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及其后的新历史主义，主张以一种新的态度认识后现代思想语境中的“知识”和“历史”，反对历史线性发展和目的论的观念，将历史作为一种话语(一种语言陈述形式)，关注形成历史的各种文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文本成为存在于作者、社会、习俗、制度和社会实践中的相互斗争的战场，文本受到每个参与者的知识范式的影响，因此，我们对历史的阐释成为一种互动的过程，是一种永远无法完成的动态的!处于进程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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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这种观念反观我们的文艺学研究，作为一种历史地社会地形成的知识性文本和话语，我们的发问方式应该由传统的“知识是什么”转变为“知识是如何形成的”。正确的做法不再是以本质主义思维割裂历史文化语境，而是在一定文本和历史语境中研究问题，并在一定的文本和历史语境中提出自己的理论"因此，文艺学研究应该成为以概念或问题为主线的历史研究，以反思性的历史视角来讨论文学理论中的基本问题，并且对每一个问题的研究都注重语境化、历史化和文本化，摈弃以往以预设的理论框架为基础构建理论体系的做法。这种研究模式在西方文艺学教材写作中已经被普遍应用，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安妮·谢泼德的《美学：艺术哲学引论》，弗兰克·兰特里夏、托玛斯·麦克劳夫林的《文学研究批评术语》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但在当前的中国，此类模式尚属新鲜事物，目前的文艺学教材虽然为数众多，而且有许多都标明立意创新，但真正具有突破性的却是凤毛麟角。因此，由陶东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推出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就显得在观念上先行了一步(尽管本书在一些细节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最大亮点就在于鲜明的问题意识与历史维度。首先，它突破了传统的几大块结构的僵化框架，采用了以问题为主线的研究模式，选取了文学理论中的七个基本问题，以反思性的历史视角进行依次阐发。至于陶本所选取的问题及其阐述是否得当，我想日后学界定有更精辟深入的论证，这里，笔者关注的是此书所显示的可贵的学术勇气和关注视野。它以/“问题意识”作为全书的基点，并以“问题”为轴线贯穿全书，让学生由鲜活的“问题”而不是由某种被先验预设的框框进入文学理论世界。这不能不说是文学理论教材编写观念的一大进步。

其次，在具体的问题阐释中贯穿了历史化、地方化的原则，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分别介绍不同历史时期关于同一问题的多元论述，剖示其含义的非固定性(例如对“什么是文学”的阐释，就分别置于形成、成熟、发展及泛化等不同历史时期予以多元剖析)、同时，注意结合民族的维度，通过分别梳理中西方文学对同一个问题的认识(例如对“文学与世界的关系”就分别从中西方文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对其进行具体阐释)，这样做，既“可以消除历史的遗忘症，又可以凸显不同民族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理解”[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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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最后，不作结论，而是肯定文学在本质上的多元性和矛盾性，留一个开放性的空间让学生更加自由的思考。这就有助于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文学本身的丰富性，形成开放的文学观念。除陶本之外，南帆主编的《文学理论(新读本)》(2002年版)，王一川著的《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也致力于对本质主义的文学观念和思维方式进行反思，在学术及理论上都表现出突破原有思维方式束缚的多样性、开放性和创造性。南本立足历史主义的文学理论观，强调文学与历史语境的关系，这里的历史语境就是文化(意识形态)语境。他注重用文化(意识形态)理论渗入、主导或改造文学理论，使文学理论教材呈现出文化理论的倾向和特色。并且在最后专设“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一章，专论文化研究的各类问题，在同类教材中颇富新意。王本是一部个人著作，打破原有的文学理论高于文学批评的本质主义神话，将文学理论界定为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不仅在各章中加入大量作品分析的内容，而且在“文学批评”一章中大量运用极富个人特色的感性修辞批评理论进行个案分析，并在教材中一再强调理论概念的操作意义和实用价值，从而使其所建构的感性修辞诗学具有了批评理论品格，而这部教材也因此具有了浓重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味道。

当然，上述教材毕竟尚属尝试之举，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其勇于创新的学术锐气和开放的学术视野却是值得肯定的。文艺学教材建设与学科建设一样，都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何在现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从事学科和教材建设，正是知识社会学(学科反思)关注的核心。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