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工人的政治参与

" 改革开放十几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阶层的分化非常明显，各个阶层在中国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随之变化。针对这些新情况，有必要对当今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状况进行考察，这里我们主要考察工人阶级的政治参与。

中国工人的政治地位和参政状况

自1978年以来，中国工人阶级的分化最为剧烈，已经从原有的全民所有制职工和集体所有制职工两种分化为全民所有制职工、集体所有制职工、“三资”企业职工、乡镇企业职工和私营企业职工。他们在工作方式、收入方式甚至生活方式都有很大的不同，但仍具有作为同一个阶级的基本特征。其中，全民所有制职工为中国工人的主体。我们研究中国工人的参政状况以他们为主要对象。

中国工人的政治地位 现行宪法规定：“工人阶级是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工人在国家政治中具有法律上的领导地位，相对于社会其他阶层处于优越地位。

首先，工人阶级天然正确。解放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没有一次是针对工人阶级的，相反，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及个体工商业者都曾成为革命的对象。工人阶级不但出身永远正确，而且还被赋予向其他阶层进行政治教育的职责。知识分子多年里曾一再被要求向工人阶级学习，接受工人阶级的在教育。干部和知识分子一旦犯了“错误”，很流行的一种惩罚就是下放劳动，到工厂去做工。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派出“工人宣传队”到文教事业单位去领导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思想改造。

改革开放以来，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没有改革，但政治优越感正在消退。改革使农民、个体工商业者率先受益，一部分干部和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状况也得到改变，而全民所有制职工的收入提高幅度小于上述几个队层，其中亏损企业的职工生活状况甚至又开始降低，原来的政治优越感已经被经济上的失落感冲淡，中国工人阶级较高的政治声望正在受到较低的经济收入的冲击。

尽管如此，中国工人阶级依然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的力量。首先，我国各阶层中只有工人具有全国性的群众组织——工会。工会组织严密，从中央到省市地县，直到每一个全民所有制企业，都有工会组织。官方对工会也十分重视。工会是我国政治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地方的总工会的主要负责人，一般都是同级人大常委会的委员，有的甚至进入人大的领导班子。（朱光磊《大分化新组合——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4页，以下引自此书简称《大分化新组合》）

其次，工人阶级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政治体系在发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十分注意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对企业改革十分谨慎，千方百计地去减少工人阶级在改革中的损失。到1995年经济改革体制有较大进展，但企业改革依然相对滞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担心会出现全民所有制职工利益剧烈受损这样的局面。

中国工人的参政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工人参与政治活动比以前有所减少，参政的深度亦降低了。这十几年来多数工人参加的由政治系统发起的政治运动只有两次：揭批“四人帮”和整党。1989年学潮，只有一部分工人同情学生，卷入学潮，另有一部分工人应政府要求帮助维持社会秩序。90年代以来，个别城市发生过一些企业的工人到政府请愿，要求给活干，发满额工资，这些工人来自长期亏损，不能按期如数发给工人工资的企业。

在参政议政方面，工人对政策的影响比文化大革命期间减弱。“文革”中工人曾进入“三结合”的领导班子——革命委员会中，直接参加政府部门和企业的领导决策，也曾以“工宣队”的身份进驻大学、科研机构对文化事业加以领导。粉碎“四人帮”以后，工人回到车床旁，他们的参政议政经由人民代表、新闻媒介和行政系统及工会等制度化途径，这些参政途径使工人对政策的影响主要是间接发生的。作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这样的合法民意代表的工人很少，比如天津市第十二届人大代表共718名，其中工人代表在10 名左右（不包括那些企业的基层干部代表）。政协委员多为知名人士，普通工人中只有个别劳动模范有可能成为政协委员。由于文化水平所限，工人利用新闻媒介表达政见的机会也少于知识分子和干部等阶层。

中国工人的参政积极性

尽管工人从左倾路线时期那种虚幻的“领导一切”的地位会到现实社会中以后，一部分工人有某种程度的失落感，但出于中国工人阶级多年形成的革命传统和自身所具有的政治觉悟，中国工人阶级仍保有相当的参政热情。

有政治参与的热情 关心国家大事，积极维护国家利益的政治行为倾向推动了工人群众对国家事务和单位事务的参与热情。据调查，工人中表示“如有可能就争取当人大代表”和“如果群众选我，当也无妨”的人数为总数的30.6％（《中国“政治人”》第63页）近三分之一的工人想去当那3000—5000人中才有一个名额的基层人大代表。这个比例不能不说是很高了。除此以外，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方面，工人群众也有热情，基层人代会上、每次都有来自工人代表的提案。工人也开始利用“热线”电话、直播节目、现场办公等途径对政策施加影响。工人群众的揭发检举是反腐败的一项有力的制约因素。

在社会政治方面，工人们从朴素的爱国理想出发对政治的关心正在受到社会利益分化的冲击。全民所有制职工在改革中没有首先得益，经济利益相对少于某些其他阶层的窘况，使工人们更多关心个人的生活，具体的生活状况与抽象的爱国理想之间首次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导致了工人中普遍存在的失落感。据调查，1989年初，中国工人中对基层人大选举可能持冷漠态度的为总数的35.9％远高于学生、干部、个体劳动者。《中国“政治人”》第35页）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但领导不是一句空口号，而是分解为行政过程和决策过程。由于普通工人不具备干预政府决策过程和行政过程的技术，难以实现对社会的领导，因而工人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在中国社会复杂程度提高的现代反而有所削弱。

中国工人的参政能力

参政能力与参政积极性之间有某种关联，不具备参政能力的人无法对政府施加影响，参政的积极性难以形成。中国工人阶级的参政能力主要受他们的政治知识水平和参政技术的掌握所影响。

中国工人的政治知识水平 政治知识包括对政治体制的了解、对公民权利的了解、对政治运动规则的了解、以及对个人政治行为的后果的了解。

中国工人对政治的了解大体上处在以政治常识为主的层次。他们知道中国政治体制的性质，知道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政治上的区别，但有关中国政治体制的几个构成部分是如何共同动作的等知识，工人们明显不足。在调查中问及“我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领导职位是什么”和“党政分开意味着什么”时，能够给出正确答案的工人占总数的59.5％，比工人、农民、干部和学生四个群体回答正确的平均比例低了3 个百分点。（《中国“政治人”》第116页）从上述两类问题之间的联系看， 工人们对中国政治体系的构成缺乏进一步的了解。尽管多数工人知道国家主席是谁，但有不少人还不知道中国政治生活中党的领导应体现为最重要的领导职位是党的总书记而不是国家主席，而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政治上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

中国工人的政治能力 政治能力主要指个人对政策的影响能力。一个人政治能力的大小取决于他的政治地位和参政的能力。中国工人阶级是宪法规定的领导阶级，这从法理上保证了工人有影响政策的可能性。中国工人阶级的教育水平较低，到1989年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65.3％，大专以上的只有0.9％，这使工人的参政能力受到很大的局限。 （《大分化新组合》第159页）

表 受教育的程度与议政的关系

资料来源：据《中国“政治人”》，第69页数据整理。

谈论政治与政治知识之间的关系明显。谈论政治可以加深对政治的了解，人们在采取政治行动之前，总要对所针对的事情有所了解。谈政治有助于人们交流政治信息，交换政治态度，是一种政治互动。通过互动可以形成共享态度，而态度一致的人共同发起或参与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单个人采取政治行动的可能性。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不会改变，目前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就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经过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工人阶级适应了新的企业制度以后，他们将重新确立自己的“主人翁”地位。到那个时候，中国工人阶级将在积极以各种现有的方式参与政治的同时，找到适合自己的参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