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非常态政治参与的政治文化因素分析

" [内容摘要] 政治参与的水平是衡量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在当今中国，一定程度的非常态政治参与现象的存在阻碍了中国的政治发展。其表现形式主要包括公民以暴力、行贿、静坐、游行等非常态方式去参与政治以及公民对政治的被动参与和冷漠。本文试图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探求当今中国非常态政治参与的深层次原因。政治文化在体制和心理两个层面上影响体制的设计和运作以及公民的参与意识，进而影响政治参与的实际运作情况。具体到影响非常态政治参与方面，体制层面上的政治文化主要指传统政治文化中有关体制方面的成分，心理层面上的政治文化主要包括静态意义上的传统政治文化心理和不完善体制在公民心中的内化以及动态意义上的正经历世俗化的中国政治文化。在此分析基础上，本文继而提出只有重新构建公民文化才能把中国的政治参与纳入到良性运行的轨道。这其中又必须正确把握好传统政治文化、当今中国的政治社会化、政治文化的世俗化以及防止不完善体制的内化这四个关键环节。

导言: 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

政治参与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其直接诱因应是利益的驱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利益的重新分配导致利益格局的重大变化，加剧了人们的利益冲突，更使中国的政治参与带有明显的利益色彩。但正如亨廷顿和韦纳在其合编的《了解政治发展》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性的变项是文化。"[4]因为人在本质上讲不仅是经济的动物，而且是文化的动物。文化在深层次上支配着利益的具体运行轨道，也就决定着行为的最终发生以及对行为方式的选择。所以政治行为的深层原因应该是政治文化。"政治文化"的概念是阿尔蒙德于1956年在"比较政治系统"一文中首次提出的。他主张以政治行为入手来研究政治体系，继而又引申到："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植根于一套意义和目的之中"，"植根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我发现这是非常有用的，并将之称为'政治文化'。"[5]政治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实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6]在内容上，政治文化包括政治认知性成份、政治情感性成份以及政治评价性成份，是政治体系正常有效运转的基本心理环境。可见，政治文化构成当今中国非常态政治参与的深层次心理上的原因。

体制层面上的政治文化与非常态政治参与

政治文化从外部宏观体制和内部主体意识两个方面影响着政治参与的实际状况。体制和公民是政治参与的硬件和软件，是影响政治参与具体运作状况的两个因素。而政治文化由于其本身的现实指向性。必然会影响体制的设计和实际运作。同时，作为心理层面上的政治文化又支配着参与主体的意识。本文拟先探求体制层面上的政治文化与当今中国非常态政治参与间的关系，再从心理层面上的政治文化具体阐述政治参与背后的主体意识因素。当今中国的主流政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人民当家作主"、"集体主义"等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在体制设计与运行上起着支配作用。不可否认，在主流政治文化指导下，我国现行政治参与体制基本上有助于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政治参与的具体渠道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政治协商、基层民主自治、社会监督等，它们均在现实层面上保障了人民积极有效地进行政治参与。但是在政治系统中，除了主流的政治文化还存在亚政治文化，即在政治认知、情感、评价方面与主流政治文化并不一致的政治文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便是一种重要的亚政治文化。关于传统政治文化，北大教授谢庆奎认为是"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中长期积淀起来的社会政治心理和习惯、政治态度和情感、民族精神价值观的总和。"[7]虽然传统政治文化所赖以存在的现实基础基本消失，但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继承性，并且总是要在以后顽强地表现自己。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的那样："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较多，民主法制传统较少。"[8]因此中国传统上的某些有关体制设计及运行方面的政治文化无疑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当今中国的非常态政治参与。具体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重道不重器的政治传统。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倾向于通过构建一种根本意义上的"道"来治理国家，不重视器物层面。第一，在制度建设方面，过分强调根本性制度忽视程序性等具体制度。体现在当今中国，虽然具备一系列根本的政治制度，但缺乏一整套具体操作性体制与之相配套。具体到政治参与体制上，尽管存在一系列根本制度的保证，公民政治参与仍然因为具体体制的不完善而在有时候倾向非常态。如程序性体制的缺乏使公民在参与政治时随意性强，没有确定规范的约束，易造成越轨行为。此外，这种程序的不确定性还使公民难以预测和衡量政治参与的成本，怕遭报复或担风险，因此不愿或不敢积极认真地去参与政治。政治冷漠和被动参与便不可避免。另外，政治参与的具体渠道在运作上存在不通畅的问题。不通畅的参与渠道不仅造成政治参与流于形式化和表面化，而且会使仅有的有效参与渠道变得拥挤，拥挤的体制会导致一些急于追求自身利益的公民寻求在体制渠道外的如暴力、行贿等非常态的政治参与。第二，在治理国家上，重人伦轻制度。以血缘为基础的中国宗法制社会，强调伦理治国，忽视制度化建设。比如在对人的约束方面，强调自我省察与人格修养，即"反求诸己"，而忽视制度上的制约与监督机制。当今中国，由于对官员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助长了公民运用行贿等非常态方式去谋利益．

重礼治不重法治。儒家政治文化的核心是礼治，主张用礼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法律虽然由于统治者对儒法道的综合利用在政治系统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但并未处于支配地位，因此也就无法治可言。这种法制意识淡薄的传统政治文化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法制建设。制度与法律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行所必不可少的硬件，如果不实行法治，没有一整套具体的法律规范的约束，即使存在制度也会把社会导向人治。法治的缺乏会导致制度最终成为人治的工具。虽然中国政治参与在制度建设上有所进展，但由于法治的落后，公民的参与行为容易导向非常态。因为没有具体法律的保障，公民往往在制度面前不知所措。因此，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不仅在忽视制度上也在轻视法治上影响了当今中国政治参与的实际状况。

整体主义和政治的一元性思维。中国政治传统还注重从整体本位出发进行体制设计，从而导向一元的政治体制的设计。一元政治观认为只能存在一个政治中心和权力中心，并且把权力关系变成完全的纵向关系。这种政治思维是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之中的。家天下与高度集中强化的行政权力始终是不可分割的。因此，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体制呈现出低分化特征，并且从"一而不二"的政治思路出发，必然导致没有分权的概念以及对权力间相互制约的忽视。当然，新中国建立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苏联体制的照搬，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的一元性政治思维对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没有丝毫影响。比如当今中国的权力运行倾向于自上而下的单向化，强调权力的纵向贯彻，忽视自下而上的沟通体制的建设。民意表达机制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权力的单向化运行阻碍了民意的自下而上的表达。沟通不畅使政府和民众之间产生误解和隔膜。于是公民会丧失对常态参与的信心，转而寻求非常态的方式。此外，政治的高度集中使权力间缺乏制约机制。权力的本性在于扩张，直到碰到界限为止。因此孟德斯鸠提出："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9]但在中国的现实政治生活中，作为重要的民意代表机制，人民代表大会存在对行政权力监督不力的现象，以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橡皮图章"。与此类似，社会监督机制作为社会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手段也存在运行不力的情况。这些参与渠道的实际运作无疑限制了公民的政治参与，也使非常态的政治参与有了滋生的土壤。

总之，中国传统上有关体制层面的政治文化作为人们深层心理上的长期积淀，必然会影响当今中国的体制构架与运作，从而也在政治参与的外部机制方面客观地导致非常态政治参与现象的发生。当然，政治文化对宏观体制的作用不能夸大，因为作为上层建筑，政治体制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心理层面上的政治文化与非常态政治参与

心理层面上的政治文化由于强调参与主体在政治参与时对政治对象作出一定的心理反应，因而更直接地支配着公民的参与行为。当今中国的非常态的政治参与和这种意义上的政治文化密切相关。它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中国政治文化的世俗化过程。以上是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静态地阐述了政治文化对公民参与意识的影响。但政治文化并非一成不变，其本身又具有极强的动态性。尤其是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正牵动政治文化的变迁，推动着政治文化的世俗化进程。粗略地讲，世俗化了的政治文化意味着公民以世俗的政治理性来看待曾经是高高在上的国家和政府，并且以自身世俗利益为基准功利主义地决定自己的政治行为，西方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变就经历了政治文化的世俗化，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西方政治的现代化。在中国，政治文化的真正世俗化开始于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的开始。具体而言，中国政治文化的世俗化缘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人们对文革反思的结果。"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一个重大的运动或事件，可能导致人们政治观点及态度的根本转变。"[22]文革那种大民主的浪漫主义式的狂热的政治参与导致的悲剧使人们逐渐转向对政治参与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这种反思必然会伴随着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二是改革唤醒了公民的主体利益意识。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中国改革激发了公民追求经济利益的意识，同时也使政治对社会的控制程度有所下降。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公民的价值取向由政治逐渐转到了经济。毛寿龙就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政治文化实际上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整个社会对政治的热情一下子降了温，人们从狂热地追求政治关心政治变得不太关心政治了。比如，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专业化需要，知识分子日益专业化，他们身上的人文色彩渐淡。"[23]当然，政治文化的世俗化使政府能更为有效地进行政治管理而少受大众狂热的政治热情的影响，有利于决策的自主化和理性化．但是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需要较强的政治权威来整合社会，动员广大公民积极参与现代化的进程，而这与客观存在的世俗化进程产生矛盾。因为政治文化的世俗化使公民专注于自身的经济利益，淡漠了对政治的参与。加上公民政治人格和体制的不完善，政治文化的世俗化会导致-系列非常态政治参与的发生。

由上可见，政治文化在深层心理上支配着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中国的政治文化本身具有复杂性，静态层面上的传统政治文化的积淀和不完善体制的内化与动态层面上的政治文化向世俗化的变迁交织在-起，共同构成当代中国公民的政治文化心理，决定着非常态政治参与的产生。但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不同成分并不能通过相互抵消来消解它们的不利影响。比如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官本位和世俗文化中的对政治的冷淡并未使公民形成-种适中的政治态度，反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表现为两种极端的非常态政治参与。其中原由在于，貌似对立的政治文化会导致政治主体采取非此即彼的态度，在两种极端之间往复游移，却不会在中间的点上停留。因此要寻求真正能解决当今中国政治参与的问题的途径，不能幼稚地寄希望于政治文化本身内部的自动调解，而是要以务实的态度通过外部力量来整合中国的政治文化，重塑新型的公民文化。

解决思路--公民文化的构建

正如英克尔斯曾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24]当今中国的政治文化总体上是顺从--参与型，即处于向公民文化过渡的转型期政治文化。正是这两种不同质的政治文化的混合，使中国的政治参与在向着有利于政治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时，也出现一些不可忽视的不和谐的音符。其实问题的解决早已隐含在问题的提出之中。只有重新构建一种新型的公民文化，才能最终解决当今中国出现的非常态政治参与问题。我认为这其中必须把握好四个关键环节。

一是如何对待传统政治文化。的确，"要在中国这样具有两千多年封建传统的社会培育法治政治的文化和社会基础，其过程是比较艰难的。这其中的关键不在于法治文化基础的薄弱，而在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礼治'文化在人们的意识或潜意识中对法治文化的抵触和限制。"[25]因此有必要扬弃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有人认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是断裂的，因此只有另起炉灶才能建立现代的公民文化。但是我认为，任何理想的设计都只有植根于本国社会才能真正发挥实效，那种"打破一切重新建造"所建立起来的只会是空中楼阁。坚持批判地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现有的社会基础与现代文化之间建立起纽带，这才是培育公民文化的正确之道。尤其是中国的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模式，在转型期更加明显地存在路径依赖问题，即"今天的选择受历史因素的影响。"[26]文化建设更具复杂性。虽然我们可以在形式上超越现实发展的条件，但在本质上依然最终要取决于现实。何况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还有不少的成分有可能通过适当的改造和利用而直接切入公民文化之中。如传统的"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观念的可能性转换等。因此，对传统进行批判地继承并非权宜之计，而是理性的选择。

三是如何对待中国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都经历着世俗化的洗礼。世俗化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因此对中国政治文化的世俗化亦应持基本肯定的态度。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世俗化对中国政治现代化起着双刃剑的作用。世俗的功利主义一面激发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增加社会的活力和财富，一面又削弱对政府权威和国家整体利益的认同。而中国又迫切需要借助政府权威来加速现代化的发展。在西方，世俗化和现代化是协调发展的，但在中国，两者却存在复杂微妙的关系。因此要建立公民文化，必须在承认政治文化的世俗化的必然性和有益性的前提下，尽量避免世俗化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负面冲击。中国政治文化不仅需要世俗化，而且需要合理化。

四是防止不完善体制的内化。政治文化从一个层面上讲，可以说是内化在人们心中的政治体制。因此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仅关乎政治体制本身的现代化，也关乎政治文化的现代化。亨廷顿的著名公式"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29]表明了一个社会的制度化的重要性。制度化是指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不断重现的行为模式。在中国现阶段，这种行为模式就是指宪法、法律和各种规章制度。只有公民置身于相对稳定的制度化的政治体制中，才能顺利地把这种合理的体制内化成政治文化心理，从而反过来以积极健康的政治参与方式来推动政治体制的有效运转。在此，我想强调一点，中国目前在解决一些非常态政治参与尤其是群体性事件方面存在体制上的弊病并存在诱导非常态政治参与的潜在危险。比如农村中发生因负担过重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当地政府只是通过减轻负担来平息事件，却并未从根本上思考如何在体制层面上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而那些参与群体事件的人们因为自己反映的问题得到解决便会在无形中强化非常态政治参与的心理，也就不利于中国公民文化的真正建立。故此，政府的解决机制应该完善，防止非常态政治参与形成恶性循环。可见，政治体制本身作为一个系统，是作为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而存在的，与文化子系统会产生复杂的互动关系，所以中国政治现代化应是体制与文化建设的并举。

结束语

"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政治文化由于公民心理本身的特质而会表现出不确定性和偏差，因此不能绝对机械地把政治文化与政治行为一一对应。而且政治文化并非影响政治参与的唯一因素。但是政治文化由于对公民政治行为的心理动机的关注。因而具有其它变量无可比拟的独特研究价值。公民文化的缺失是当今中国非常态政治参与发生的主要原因。但理性的设计不能替代现实的演进。我们需要现实主义地推进中国公民文化的构建，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水平。

注释： [2] 亨廷顿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3] 陶东明等：<<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

[4] 转引自桑玉成袁峰：<<世纪之交的中国政治发展>>，载<<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3期。

[5] Almond：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18，Aug.1956，p.396。 [7] 王琳：<<中国政治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9]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54页。 [11] 闵琦：<<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2页。

[1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30页。

[13] 弗洛姆：<<逃避自由>>，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88页。 [15]闵琦：<<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4--165页。 [17] 阿尔蒙德等：<<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18] 华玲：<<宪政意识研究>>，载<<探索>>1994年第1琦。 [20] 张明澍：<<中国政治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页。

[21]闵琦：<<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5页。 [23] 毛寿龙：<<政治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页。

[24] 转引自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25] 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转型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3-444页。

[26] 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纲要>>，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

[27] 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9页。

[28] 冯伯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心态研究>>，载<<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4期。

[29] 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