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应试教育的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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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职业素质 社会阶层 核心课程 应试教育

[论文摘要]要使推进素质教育的改革更有针对性，就有必要实行换位思考即分别站在经济社会、国家、基础教育部门以及学生及家长的立场上审视作为素质教育对立面的应试教育，找到倾向应试教育人们思想动机后面的物质根源、制度背景，完整地把握应试教育的形成机制。

近年来基础教育旨在推进素质教育克服应试教育弊端的教育改革成效不够明显：应试教育批而不倒仍未得到有效遏制，素质教育倡而不立未能取得重大突破。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弄清作为素质教育对立面的应试教育的来龙去脉，实行换位思考即分别站到经济社会、国家、基础教育部门特别是学生及家长的立场上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应试教育，找到倾向应试教育的人们思想动机后面的物质根源、制度背景，从而把握住应试教育的形成机制，并以此为据有针对性地规划我们推进素质教育的改革。本文就此做些探讨，以就教于大方。

经济社会——国家双层诱导结构

教育是有功利性的，其功利性可区分为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三个层次：其一，职业功利性。教育使人获得文化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及技能，从而具有从事一定工作的职业素质。其二，社会功利性。教育使人在政治思想素质、道德素质、身体素质等方面获得进步，有助于形成基本生活技能和社会交往能力，形成科学精神、民主法制观念、良好心理素质和行为习惯等，对成为合格公民具有重要意义。其三，人自身发展的功利性。教育促使人情感、趣味、特长、爱好、丰富个性的发展，虽就直接意义讲并无明确的功利性，但就其代表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和人自由全面发展未来前景以及这样那样地给予包括职业活动和社会生活以积极影响来说，也在无用外观下有着“无用之大用”的功利性。对于这三个层次的功利性，虽然国家与用人单位（经济社会的微观主体）有明显的态度差异，但综合起来又过分地向职业功利性倾斜，这就形成了应试教育的基本制度背景。

用人单位，无论是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企业，还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为了实现其效率、效益的目标，都必然倾向于片面强调人素质中的一小部分，即与细密社会分工相联系而被高度强化了的人的职业素质，对人才选择持工具主义的立场。其实，工具主义立场对教育的影响是一以贯之的：中国最早的教育家孔子办教育是为实现其社会理想而培养人才，其实就是要把人打造成最好的政治工具；近代西方普及义务教育是为了适应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生产发展对有文化劳动力的需求；当代出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趋势，从根本上来说也不是出于人文关怀而是满足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对大量高职业素质人才的需求；即便现在人们批评应试教育忽略了人的身体素质、操做技能、道德情操、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培养，也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工具主义的影响，是在抱怨现实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工具还不够精巧、强大、功能全面、适应性强等等。很显然，在要不要人的素质全面发展的问题上，用人单位实际倾向于为我所用的片面发展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是社会阶层分化明显并频繁流动的社会，而支撑不同社会阶层定位的主要因素正是从事不同工作人们的职业素质，社会流动的主体则是正在谋取职业的青年一代。对渴望实现向经济收入、政治待遇、工作环境、社会声望、生活质量都更高的社会阶层流动的青年一代来说，最现实的途径是求职，最基本的凭借是职业素质。对于无法以工作经历证明其职业素质水平的他们来说，相关学历就成了最主要的砝码。本来，高学历并不等于高职业素质，但用人单位在有选择余地的场合，都宁愿采用“用人高消费”的策略，其想法是经过教育体系内部有公信力的高考、研究生入学考试以及其他各种考试层层筛选出来的高学历者必将具有超出一般人的职业素质或潜质。不仅国内用人单位这样看，连跨国公司来到中国也会入乡随俗专门挑拣名牌大学毕业生，就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于是，青年一代试图跻身于高社会阶层的竞争就被归结为争取进入高职业层次的谋职竞争，谋职竞争又被进一步归结为上大学的竞争、上优质中小学的竞争等等。在经过一连串的竞争、选择、淘汰之后，青年一代各自社会阶层定位的雏形也就显露出来了，配合并支持这一竞争过程的教育模式就是应试教育。应试教育围绕高考所展开的教育教学过程不过是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争取进入以一定职业素质为支撑的高社会阶层竞争的预演版。

党和国家站在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的立场上，要求全面、均衡地实现教育三个层次的功利性，要求尽最大可能实现人全面素质的发展，并为此采取了不少措施。然而，应试教育还是成为久治不愈的顽症。究其根源，从国家这方面讲，在制度安排上存在难以超越的现实局限性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其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任务使国家举办的教育对人才工具性的考虑不能不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要顶住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压力并实现振兴繁荣和走向现代化的目标，迅速发展经济成了当务之急。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要求教育多出人才快出人才要讲求成本效益要首先满足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就成为必然的了。而经济社会发展向教育提出了多层次人力资源结构的需求：最大量需求的是受过义务教育的普通劳动者，接下来是大批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及其他形式培训的高技能型人才，再有就是少数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各类专门人才，最后才是极少数读过硕士、博士的高端人才。国家所构建的学校体系经过层层选拔挑选出“最适合教育的儿童”直到人才培养金字塔顶端这种制度安排，虽然不能将相差悬殊层次分明的以职业素质为支撑的社会阶层完全复制出来，但无疑能给众多受教育者阶层划分以一个大致的轮廓,于是应试升学就有了与社会地位提升相近似的意义。其二，国家举办教育的资源分配向顶端倾斜强化了人们上大学的渴望。在现实中，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年可以享受到他只读过初中的同龄人几十倍上百倍教育资源的支持，让他日后在职场上具有后者无法企及的竞争力从而实现向高社会阶层的跨越。这样如何能抑制住人们不顾一切上大学的冲动呢？其三，国家举办的大多数中小学的现有条件难以兼顾应试与全面素质发展。我们是穷国办最大的教育，这个大主要就大在义务教育阶段。按现在大多数学校的办学条件，离实现全面素质教育的理想实在还相距甚远。必须承认，应试教育是一种比较“便宜”的教育（尽管存在淘汰过程中浪费大量人才的“外部不经济”现象），而素质教育则是“昂贵”的教育。素质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要有高超的教学艺术和管理水平，要在教会课本知识以外更强调发展动手能力、培养创新能力，要在智育之外强调身体素质提高和道德境界升华，必须以应试、素质两不误为前提。这一切都既需要国家和经济社会直接向学校大量追加投资，还需要国家和经济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间接地向学校提供有利条件。显然，这些都是今天所难以想象的，就如同我们难以想象大批农村中小学连基本教学条件都难以保证的条件下素质教育能有重大进展那样，就如同我们不能设想在社会上就业门路狭窄的状况下能使学生心平气和地接受高考落镑或进入末流大学现实那样，就如同我们不能希望在用人单位只认文凭不给低学历者展示才华机会以及用人单位重用人轻培训做法普遍存在情况下学生能不倾向于通过应试教育考大学那样。 "

高考——应试教育的导因

上大学尤其是上重点大学、名牌大学的诱人前景对莘莘学子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求多供少、竞争激烈的局面可想而知。而现行高考恰恰是解决矛盾平衡各方面利益关系的有效手段：其一，符合效率的要求。实践证明，高考能将考生中基础知识最扎实、学习能力最强的一部分人选拔出来，从而为高校教育质量提供生源方面的保障。同时，统一命题、标准、考试、阅卷、评分的高考组织形式，也能使大规模人才选拔成本控制在可承受的水平。其二，符合公平原则。在中国这个最讲人情、关系的国度里选拔人才，必须最大限度地压缩主考方的自由裁量空间，必须摒弃一切人情、关系的干扰，把一切交给六亲不认的书面考试，才能保证应试者不因地域、出身、外貌、言谈、贫富、人缘而受到区别对待，从而才有选拔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其三，具有强大的学习动员功能。以高考为核心，中国基础教育才建构起包括高考前的模拟考试、初中升高中考试、期中期末考试等在内的强有力的以考促学的体系，经常不断地督促青少年努力学习。近三十年来，老百姓节衣缩食望子成龙，孩子们起早贪黑无怨无悔，甚至把智力开发延伸到幼儿园、婴儿摇篮，中华民族有史以来还未曾有过如此遍及全民的尊重知识、尊重教育的景象。如果没有1977年恢复并持续举办的高考，这一切难道还能想象吗？

高考的内容仅涉及若干核心课程，在这根无形的指挥棒下，核心课程受到高度重视，其他课程则被冷落。那么，这里有什么道理呢？笔者认为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其一，核心课程是进一步学习各类专业知识技能从而最终形成职业素质的基础，这个基础越深厚越扎实，则大学培养人才的效率就越高。如果过分扩大高考涉及的范围，不仅会削弱这个基础，同时也会更进一步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因此是不可取的。其二，全面素质教育强调的许多内容无法以书面考试加以衡量。比如说我们不能根据考试成绩判断考生是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无法认定他是否具有科学精神，更难以推断他融入社会时是否会发生困难。其三，以少数核心课程为高考范围，一定意义上还是对于经济不发达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考生的保护，以免他们落入更加不利的竞争地位。

然而，高考决非尽善尽美，它在给基础教育注入强大动力的同时，也引发了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在以若干核心课程为内容、以统一标准书面解答为形式的高考面前，素质不如能力更不如知识，全面素质发展敌不过考试本领高强。于是，应试教育的局面就被现实功利驱动下的人们所共同打开了。

学生及家长的理性应对与基础教育的现实抉择

在现阶段，人的成长与谋生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人们总是根据谋生利益最大化来规划其受教育过程的。既然社会上越来越多被看好的职业岗位设置了学历高门槛，那么必将引导人们选择上大学上好大学来圆自己的人生梦，引导人们在高考前的十余年间，争取上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并力争成为一次次考试成绩的领跑者，如此一来就是片面发展的应试教育而不是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更适合普遍的需要了。上有以不同职业素质为支撑的阶层差异，中有以高考成绩为依据的大学教育资源分配，下有应试学习与应试教育，这是合乎逻辑的。

应试教育根深蒂固、素质教育举步维艰，与当今青年一代对通过应试实现人生价值的高度路径依赖密不可分。其一，应试教育成了出人头地的主渠道。与文革前、文革中大为不同的是，现在大学招生逐年攀升，已由恢复高考之初的20多万人猛增到2005年的475万人；党提出了选拔使用干部的“四化”标准，大学学历已经成了提拔重用的必备条件；知识分子也不再是被重点改造的“臭老九”，其经济、政治地位已今非昔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规模庞大，要求也越来越高……相形之下，以往通过入党、当劳模、参军提干获得提升等老路子反倒越来越不好走了。其二，应试教育路径透明、公平、速效。在青年一代看来，在高考中胜出，只要靠考分就可以一劳永逸地争取到人生的主动，与其他人生阶段其他形式的竞争相比，高考的成功率相对高、付出相对小、收益相对大。

在以往讨论推进素质教育问题时，有两点经常被忽略：一是提高素质的教育条件，二是实现素质价值的舞台或资格。如果注意到它们就会发现，原来上大学上好大学竟是如此重要：大学能给任何中小学所无法给的发展综合素质的优越环境，特别是帮助人具备专业职业素质的条件，大学能让人获得在有严格学历要求的高层次职业舞台上展示才华的资格和机会。完全离开应试上大学的制度背景来推进素质教育，就会面临“要素质而素质发展不可持续”的窘境。2004年，被公认为素质教育搞得有起色的南京市高考成绩大幅下滑，在江苏省位列倒数几名，其结果是应试教育全面反弹、“县中模式”大行其道，其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最后我们再来看社会广泛关注的中小学。

必须承认，一切合格的、有良知的教育工作者都会自觉地担当起教育的社会责任，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努力贯彻党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但在另一方面，教育工作者又要担负对一个个学生人生未来的责任，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将少不更事的孩子交到手里时，他们感受到的定是沉甸甸的托付。近年来，社会竞争加剧、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明显拉大，即便那些学业有成找到不错工作的年轻人都感到成家、买房、治病、养老等来自生存的压力，更别说那些考不上大学在家无所事事的青年特别是农村青年了。在如此背景下执教的教育工作者顺应潮流也就很自然地将应试教育看成了教书育人的题中应有之义。进一步看，先有应试学习后有应试教育，应试教育真正的主导方是学生及家长，把批判应试教育的主要矛头对准教师、学校或教育主管部门实在是找错了对象。亿万学生及家长接受基础教育最普遍最真实的动机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学习决定考试成绩，考试成绩决定未来命运。学生及家长为了职业理想、经济理想、社会地位理想和家庭生活理想而数十年如一日地苦学、苦熬，付出金钱、人力、情感的高昂代价，很自然地会倾向于选择那种能配合其实现理想的教育形式，选择那些最符合要求的学校、教师，选择那些最与实现理想紧密相关的学习内容。人望幸福树望春。正是来自民间分散而又汇集起来的这种教育价值选择趋向的力量，强制着中小学必须跟着走而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谁要是应试不力，学生及家长就“用脚投票”不再给他经济赞助，学校就没有声誉招不来优秀学生，教育主管部门就脸上无光就不待见他，地方政府就没有政绩就不给他充分的财力支持。应试教育就是这么来的。你可以对应试教育批判、改造、完善、扬弃，但不能对它置之不理，除非你能取消高考并彻底堵住由社会基层向上流动的这条道路。

参考文献 [2]周作宇.教育、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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