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地理环境与四川客家的耕读文化

论文关键词 地理环境；四川客家；耕读文化

论文摘要 以四川客家为例，说明地理环境对客家耕读文化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山地丘陵的农耕自然环境是客家耕读文化产生的地理基础，质朴无华的民风是客家耕读文化形成的重要文化因素，而族群冲突中的“鲶鱼效应”是客家耕读文化的原动力。客家耕读文化主要是客家适应“住山不住坝”生存环境而形成的族群性的文化适应策略。

生活在不同环境的人创造不同的文化，凭借这种文化组成社会聚合体民族；同一民族的成员凭借其特有文化去征服、改造或利用其环境以创造所有成员的生存条件，维系该民族的延续。从民族文化与环境的关系看，任何族群，均与其环境“相生相克”，构成一个整体，使其运动中的文化总是处于相互的制衡之中。民族环境是文化滋长的源泉，也是文化走向的河床。地理环境对地域文化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客家文化作为典型的地域文化也受区域地理环境的影响。从族群意义上看，客家文化离不开特定的环境。客家文化属于典型的移民文化、区域文化和山地文化，是独特的和地理环境、历史上的移民文化与土著文化的融合的结果。

尽管“耕读”是中国农业社会最普遍的生计模式，但客家无疑是“耕读”的典型族群，“耕读”几乎成了客家生活世界的全部内容。因此，国内一些学者把“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看成是客家文化最显著的文化特质，以致将其列入有关客家精神(或称客家民性、客家文化特质等)中。客家人多生活在封闭的山区丘陵地带，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耕读”在客家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客家人长期居住在封闭的山区和丘陵地区，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加上客家把自己看成是中原先民的后裔，因而客家更是以“耕读传家”自居。客家人在迁徙过程中，为在不同的环境中求生存，体验到刻苦耐劳、容物覃人、耕田读书和天足健步的重要性。“刻苦耐劳所以树立事功，容物覃人所以敬业乐群，而耕田读书所以稳定生计与处世立身，关系尤大。有生计，能立身，自然就可久可大，客家人的社会普通可说都是耕读人家”。“客人的生产事业，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务农，所谓耕读传家’是他们一贯的传统政策。因而，土地和书香是客家人亘古不变的两大梦想。

以四川客家为例，四川客家入川后坚持耕读传家的生计模式而出现典型的科举家族和人才。《清代科举家族》所收录的四川外来移民的20个科举家族中，能明确其祖籍来源的移民家族中，四川客家占5家，占25％，在四川移民家族中比例较高，其族群突出了耕读文化特色。四川客家白手入川，勤俭劳动，通过耕田力作或农商起家等方式，平均约需要35年逐渐走上发家致富的道路，在此基础上客家人开始重视子孙的教育，约80年左右的时间即在第三代出现科举人才。这正好应了西方的谚语“三代造就一个贵族”。四川客家朱德和刘光第是客家耕读传家中苦读成才的典型。

对于客家人“崇文重教”文化特质的成因，学界有主张基因说，经济说和环境说等观点。从民族文化与环境的关系看，客家的耕读文化与客家环境密切相关，环境对客家民性的形成起决定作用。在此，笔者就客家的耕读文化的成因作些粗浅的探讨，认为地理环境对客家耕读文化的形成起重要的作用。

一、自然环境与四川客家的耕读文化

地理环境是文化产生及其地域分化的基础。任何一个族群的文化，它的生成和流变都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环境。客家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也是如此。从自然环境看，从本质上，客家文化是山区文化，客家是山区族群；离开了山地环境，就不成为客家。在山地环境中“耕”为客家生存之本。

清代的“湖广填四川”运动从康熙十年(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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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式开始，到乾隆四十一年(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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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四川金川之战时为止。由于地缘优势，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中，湖广人捷足先登，先占领良田平地，占尽天时、地利。故清初“插占”起家的垦田大户多为湖广人或土著。由于客家人人川比湖广人晚，土地几乎都被插占了，迟到的客家人只能落足于贫瘠的山坡荒地上或寄人篱下，只好租住四川“湖广人”的房子，种他们的田土，为人佣耕，从而出现“客家住湖广”的现象。在居住的地理格局上形成了坝上“湖广人”，山上“土广东人”的分布特色，从而有客家“住山不住坝”的说法，如在东山区的黄土、三河、石板滩等乡镇的客家人被湖广人称为“山上人”，而客家人则称他们为“坝上人”。

兹以东山地区为例，说明四川客家居住的地理环境。四川成都东山地区是四川客家最大的聚居区，包括龙泉驿区大部、成华区东部和新都、金堂、青白江等部分地区的五区一县25个乡镇在内，面积约460万平方千米，客家人约50万，占当地总人口的70％以上；该区农业人口为554503人，占当地总人口的79.7％，表明该区域是典型的传统农业区。境内低山、丘陵、平坝兼有，但以丘陵为主，龙泉山横贯其中，平均海拔在500米左右，地势起伏不平。东山地区土地贫瘠，以粘土为主，透水透气差，有“晴时一把刀，下雨一包糟”之说；在气候上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季节性降水，地势较高，源自都江堰的灌溉水源无法到达，导致除冬水田外的土壤长期缺水，“不过灌溉全用塘水，若天不雨，插秧便生问题，所以东山区每年栽秧的秧田，只能占其全区二分之一，鲜有能全数栽秧者，农业是靠天吃饭”。但东山仍对客家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首先是因为这里的自然地理条件与原居地相似，生活容易适应。“客人常说，这块丘陵的地质地形，多类似于岭南山地，所以他们一到东山后，便聚族而居，不再转徙了”。客家经多次在四川辗转迁徙后，终于在东山找到了自己适合的“乐土”。其次是这里有靠近成都这一区位优势，有得于发挥其多种经营才能，使许多客家人人川后辗转数次最终选择了东山。

四川客家这种以低山、丘陵为主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其生计模式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多种经营的农业生产方式，即以“耕”为生存之本。而事实上，客家移民善于耕种，对四川农业发展作出了贡献。如粮食作物中的红薯和经济作物中的苎麻、烟草、优良蔗种、木棉、辣椒、蓝靛等传人和推广到四川，无疑是与广西、广东、福建等省区的客家移民入川有关。客家人长期生活在人多地少的丘陵、山地，积累了丰富的山地农业开发的经验，因而客家移民入川后在开山造田、改良土壤、精耕细作等农业生产技术方面较领先，促进了四川农业的发展。清代四川农民中，客家人独到的山地农业开发技术得到社会的公认。正所谓“矧未耜耘籽之工与勤，土著不及楚人，楚人又不及闽、广”，这肯定了四川的福建、广东等省的客家移民善耕的事实。因此，在农业生产方面，号称“耕读为本”的客家名不虚传。

山地农耕环境也决定了客家传统农业社会的价值取向是“以末致富，用本守之”。农本思想成为我们理解客家耕读文化的关键。在传统的客家社会，人地矛盾突出，土地是财富的重要标志。客家人认为有土地和农业资产才是光大祖德、 安身立命的根本。有经济头脑，擅长多种经营者，往往在发家之前从事商贸活动，发家后很快把资金转到土地投资上。不管其致富的方式是力农致富、农商致富或农工致富，在致富后，多把资金投入土地中，惟独客家人有独到的理解。康熙五十九年入川简阳的广东客家人钟宏予，靠勤俭起家，60岁时已成当地的富族。在力田之余，钟氏一家还经营了盐店和屠行，生意颇好，但就在生意发展的黄金时期，钟氏“将盐店、屠行出顶，其器械大半相送，不日顶出，将钱收回”。其原因在于“第恐后人瞒心昧己，纵饶裕必不可长久，倒不如生意莫做。依祖规耕读传家，自有出头日期”，从此钟氏“家务亦极顺畅，资财日见丰饶”。钟宏予看来，经商固然能发家致富，但俗话说得好“无商不奸”。长期从事商业活动，“恐后人瞒心昧己”，有损家风，于是将商铺低价转让，继续买田置业，走耕读传家之路。“试看那不读书的人家，不但粗蛮，不知礼仪，子弟口飘流浪荡，虽家累千金，不旋踵而销亡矣。亦不得因未成名之故，遂淡了送子心肠，那读书求敦实行，不单为功名也。”俗话说“书田无税子孙耕”。在钟宏予看来“门风要紧”，关键是要读书识礼。因为钟宏予回祖籍广东时，其族人曾告诫他，“钱可积，书宜读，门风要紧。此数语兄回川必常挂齿颊，以训子孙”。

二、社会环境与四川客家的耕读文化

从社会环境看，有两大环境因素对四川客家的耕读文化产生影响。即质朴无华的民风是客家耕读文化形成的重要环境因素，而族群冲突中的鲶鱼效应是客家耕读文化的原动力。

1、族群冲突中的鲶鱼效应

四川移民社会中，客家人与湖广人两大族群的互动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客家人被湖广人称为“土广东”、“苕管儿”，两者明里暗地都处于斗争中。尽管四川不存在类似于台湾、广东移民与土著之间的矛盾和械斗，但移民与移民之间、移民与土著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

四川移民社会两大族群相互之间产生“鲶鱼效应”。正如庄英章先生指出，以客家为研究对象的客家学，其特性就是以族群间的互动关系，讨论族群内的社会文化。当客家移民离开原乡到达四川，在再生或者创新的社会文化过程中，族群互动是主要的动力。笔者认为，影响客家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是族群间的互动关系。在族群边界明显的地方很容易产生族群冲突，从而产生一定的压力和挑战。人只有在面临生存压力情况下，才会激发自己的潜能。汤因比指出文明诞生于非常艰难的环境而不是非常安逸的环境，困难愈大，刺激就愈大；挑战的强度越大，应战的办法也越是新颖而富有创造性。在安逸的社会环境中最易安分守己，而在族群互动的地方很容易产生“鲶鱼效应”。由于鲶鱼群中出现了外来竞争者，它们的潜在活力被激发了，克服了潜在的惰性心理，从而使生命得以延续。“鲶鱼效应”带来生存危机感，激发内在的潜能。客家人与湖广人之间的族群矛盾较大，族群互动明显。如在川南，李宗吾回忆，外省人来川，常被本地人欺凌。在川北，湖广人与客家人(广东人)的界线是分明的，其感情难以融洽。“湖广籍人民，对于闽粤籍人民的歧视，乃其一例”。郭沫若的家乡沙湾，原来的土著和客籍人的地方观念特别强烈。“杨姓是我们地方上的土著”。平时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地方上的主人，对于我们客籍总是遇事刁难的。主客之间“关于地方上的事务，公私两面都暗暗地在斗争”；“保卫团的团部设在福建人的会馆天后宫。土著以杨家为代表，凡事都要和客籍人为难”。“这些地方当然有阶级或身份的感情使地方感情更加强固化了”。客家人始终处于生存危机中，始终保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意识。族群间的竞争起到催化激活的作用，土、客冲突表现为人才的大比拼。如乐山沙湾，“我们在福建人的会馆开办了一所蒙学堂，他们在他们的惠珉宫也要另外开办一个。凡事都是这样”。族群互动中族群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人才的竞争。正因为这种鲶鱼效应，崇尚名节的客家人为免受湖广人的歧视，为保持家族地位和声望，把读书、发展教育看成其文化适应策略和生存策略。客家人会举全族之力来培养本族的读书人来支撑门面，因为科举人才是提升家族社会地位、取得当地认可的重要保证。因此，四川客家人与湖广人的竞争实际上是一场文化与教育资源的竞争，并形成“崇文重教”的耕读文化。

2、质朴无华的民风

客家人有择善而徙、择善而居的习俗。客家对居住地的选择反映了客家人的耕读为本的理念。因为从居住环境看，客家人人川定居首选民风淳朴的耕读环境，民风淳朴的人居环境既有利于“耕”，也有利于“读”，是客家人耕读传家最理想的生活环境。

某地风俗的“厚”、“薄”反映耕地状况和儒家文化的教化程度。即一方面由于地广人稀、人民相安无争。如铜梁县在康乾时期，“风清俗美，讼狱希简，人民富寿”；光绪时，由于“生齿日繁，有人满之患，因之风气不古”。另一方面民风的淳朴是某地儒家文化的教化结果。如清初什邡县移民较多，“生气斗讼，往往有之”，到嘉庆时，由于“近日时加劝谕，习久相安，渐归醇厚”。因而民风淳朴的人居环境既有利于“耕”，也有利于“读”，是客家人耕读传家最理想的生活环境。

客家人的迁徙过程也是对居住地环境的选择过程，因而追求民风淳朴的环境是客家人迁居过程中首先考虑的因素。清代闽粤赣等地的客家人入川“实为室家之计，为子孙之谋耳”；“为吾子孙觅前程生计耳”。如新都周氏先祖仁德公在宋元时由福建迁广东，因为“东粤之地风俗醇厚，堪为子孙长久计”。客家人看来，居住地良好的民风环境不仅对耕田创业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直接关系到子女的教育成材。 清代广东客家人钟宏予在入川路上对选择新居地认真考虑过，即对迁居地要求是，“但至蜀，或佃或买，务择仁里，莫居闹市。又莫太远，以免他日完税过粮、考试下场，嫌其路远”。钟宏予强调安家落户要离城市较近，以方便子弟读书考试；但住城市又“盖深恐俗染之污坏，厥子弟故也”。因而选择城乡交接处民风淳朴的“仁里”。“仁里”代表客家移民最理想的人居环境。钟宏予入川后定居简阳，因为当地民风和地理位置都令人满意。在民风方面，简阳“绅士之家多崇俭素，子弟亦少纨绔之习，饮食尚俭约，犹有古风”；在地理位置上，简阳“邻于会府而有江山之胜”。因此，简阳无论是业农、从商还是子孙接受教育都有便利的条件，是四川客家移民心中向往的“仁里”和乐土。事实上简阳也确是清代四川客家移民比例最高的聚居地。耕读为本的客家，从生存需要看，以耕为主，因而离不开农村和土地；但从发展角度看，又要强调“读”，因而要靠近城区，因为城市有优越的教育资源。这使客家对城市又有难以割舍的情感，在这种矛盾选择中使客家选择城乡结合处，这或许也是四川客家多聚居于成都东山地区的一大原因。

传统农业社会中，我国宗族对乡居还是城居有不同的主张。常建华引用族谱谈到客家与其他族群的不同之处，即客家从勤俭出发主张乡居。如广东五华客家缪氏为保证勤俭淳朴的家风，坚持乡居，反对城居，族规规定：“累世乡居，惠有定业，子孙不许移家住城，骄奢游惰，习俗移入，鲜有能自拔者。”显然，客家缪氏坚持过一种田园生活，崇尚淳朴节俭的民风；而江苏无锡郑氏，其看法则截然不同，主张“戒乡居，谚日‘乡村柴米贱，只怕子孙愚’。”。郑氏把城居看作是比乡居更文明的生活，对城市的向往体现出对教育的诉求。其实，客家反对城居是基于耕读为本的生计模式的考虑。四川客家以东山为主要聚居地，靠近大都市成都，是客家坚持既“耕”既“读”生活模式中对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向往的体现。

总之，客家耕读文化主要是客家适应“住山不住坝”生存环境而形成的族群性的文化适应策略。“耕读传家”是生活在“孬田孬土”的客家人谋生存、求发展的手段，是客家人选择民风淳朴的人居环境的理想生活模式，是客家人融入主流社会而取得当地话语权的必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