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政治发展研究述评

" 【内容提要】作者提出，政治发展本是人类政治生活始终面临的基本问题，但自觉的政治发展研究则始于本世纪50年代，国外政治发展研究的进程分为酝酿期（50年代）、活跃期（60—70年代中期）和低速期（70年代中期以后）三个阶段，作者在引述了塞缪尔·亨廷顿等人有关政治发展的内涵的观点后，明确提出更赞同我国台湾学者陈鸿瑜的观点。该文引述了西方学者对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这两大政治发展的研究主题在不同时期所阐发的观点。最后提出了国外政治发展研究对我国民主建设的若干启示。

【关 键 词】政治发展/政治民主/政治稳定/理论研究/世界

【正 文】

政治，作为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乃是人类生活经验的基本维度之一。因此，政治生活的状况也就不可避免地表征了人类自身文明进步的程度。正如两千余年前的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在考察论述古希腊城邦制度时所指出的：“等到由若干村坊组合而为‘城市（城邦τσλσs）’，社会就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境界， 在这种社会团体以内，人类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因为“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第7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

所有的文明社会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发达程度不同的政治遗产与现实政治结构，因此，无论是就历史还是现实而言，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事实，政治发展乃是与人类的政治生活相伴随的。于是，人们对于人类自身政治生活的历史与现实的各种观察、分析和研究，在事实上也就是一种政治发展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发展问题乃是人类政治生活始终面临的基本问题，而政治发展研究也就很自然地成了政治科学永恒的主题。然而，在政治科学当中，真正有意识地对“政治发展”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兴趣，却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首先在美国形成的。正如在政治发展研究中建树颇丰的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P ·亨廷顿（SamuelP. Huntington）和乔治·I·多明格斯（Jorge I.Dominguez ）所说的：“政治发展的研究起源于50年代，但有意识地使这一研究概念化和系统化，只是60年代的事情。”所以，在“70年代初期，政治发展这一词汇在政治学的词汇和概念库中还是个新来者。”（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第148页， 商务印书馆，1996年。）

从内容来看，“政治发展是政治关系的变革和调整”，“同时也意味着政治关系各种外延形态和表现形式的发展变化。因此，它包括政治行为性质、主体、方向、方式的变革和调整，政治体系性质、基本构成和运行方式的变革，政治文化取向、观念、情感、态度、认识、思想、理论规范的变革和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是全部社会政治的变革和调整。”（注：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第375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现代政治发展一般采取“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两种形式。（注：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第375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政治革命是政治关系的根本性质变过程，是从根本上否定和彻底改变既存政治关系、政治体系与政治文化等等，而用一种新的政治关系、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模式取而代之；政治改革则是在保持既存政治关系、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的主体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针对现存政治关系、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的一些不足之处进行的自我完善和改进，属于政治关系的量变。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的这种改革是一种全面而深刻的改革，也是一种整体的社会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它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包括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党的十四大又提出了要在我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大又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正在向纵深发展。就政治改革和发展而言，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任务还相当艰巨。而在充分认识到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性时，首先来考察一下当代国外政治发展研究的若干见解又是不无益处的，其某些理论观点和主张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颇有启迪意义。

一、政治发展研究概况

从实际内容来看，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政治发展的若干主题就已经成了一部分学者的研究重点。例如，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殖民主义和殖民统治在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地区广为盛行，殖民统治给殖民地带来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方面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后果，而随着殖民地人民的觉醒和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在亚、非、拉地区相继诞生了一系列新的独立的民族国家。但殖民主义并没有结束，在许多地方，形式上的老殖民主义已经破产了，但实质上的新殖民主义仍然在大行其道。而当时西欧和北美及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对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历史与现实的各种研究和探讨，事实上就主要涉及到了政治发展的内容。但就有意识地专门从事政治发展主题研究而言，50年代以前的有关政治发展内容的研究，仅仅只是其他主题研究的一个必然的副产品。

自觉的政治发展研究热潮之所以在5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绝不是偶然的。很明显，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计划的实施，发展研究逐渐成为显学的情况下，由发展研究直接促动和引发的。正如阿尔蒙德（Cabriel A ·Almond）所说的：“第三世界发展研究获得了一系列成果，并使整整一代政治科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赢得了声望。 ”（注：Cabriel A. Almond, "The Development of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yron Weiner and Samuel P.Huntington(ed.),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Little,Brown And Company, 1987, p.437. ）既然政治发展研究主要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发展研究所推动的，那么可以肯定地说，它和发展研究共享了导致它们产生的历史和背景。这就是：首先，亚、非、拉一系列新的、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出现，不仅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政治制度的选择和建立以及政治制度的有效运作问题。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继续在实际上对这些国家予以控制和施加影响，使其倾向于资本主义阵营，从而更加全面地推行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政策，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这些新兴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上，还必须同时充分了解这些国家的政治结构现状和现实政治需求，并尽可能地将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文化观念向这些国家输入，才有可能取得较为满意的结果。其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取得了胜利，广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文化观念以及社会发展道路都是比较独特的，并对亚、非、拉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也颇有吸引力。无论是从“冷战”政策，还是就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控制和影响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在实践上都需要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状况的理论研究。由此不难看出，有意识的政治发展研究的出现与发展研究的产生，在开始都是为了适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战略与世界霸权的需要，基本上是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推行的对外政策的直接产物。

这样，联系到当时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学术理论背景，我们至少可以指出，下述理论研究不同程度地成了政治发展研究的知识起源，即：第一，社会" 进化论和以社会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发展理论。就社会进化论而言，是以孔德、滕尼斯（Ferdinand Toennies）、杜尔克姆、韦伯、帕森斯等人的学说为主线的。从发展理论来看，既有以社会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现代化理论，同时也有现代化批判理论，如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第二，就政治学本身而言，国际政治研究、比较政治学研究、政治文化研究等对政治发展研究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而亨廷顿和多明格斯在谈到政治发展研究之所以在60年代迅速发展时，强调了区域研究的发展和政治学的“行为主义革命”。他们说，在60年代这10年中，论述政治发展的意义、用途、顺序、危机、原因、结果、模式、范围、组成成分和理论的文章和书籍，如雨后春笋，随处可见。他们认为，“这一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两股学术活动潮流汇合在一起的结果。一是40年代末和50年代区域研究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研究比较政治的学者反映当时的政治条件，把注意力几乎完全局限于西欧和北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主要大学都制定了区域研究计划，用以扩大美国的知识和了解这些国家和大陆。在各主要基金会的积极鼓励和支持下，教授们和学者们来到了先前是奇异陌生的土地，他们写出的东西很快就成了论述某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和机构的巨大文库。”而同时，“促使研究政治发展的第二股潮流，来自以后称之为政治学的‘行为革命’。这就须把理论的严密性与经验研究相结合并通过系统的多国比较来考验普遍性。要求理论严密的愿望促使政治学家插足并从当代主要的心理分析学派那里吸收了诸如结构、功能、输入、输出、反馈和体系这样一些概念。这些概念给政治学家提供了可以在分析和比较不同国家的政治中运用的系统的框架。”作为例证，亨廷顿和多明格斯提到了在这方面具有开拓性的政治发展著作， 即阿尔蒙德和科尔曼（James S. Coleman ）及其同事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The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伦纳（Daniel Lerner ）的《传统社会的消逝》（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以及多伊奇（Karl W. Deutsch ）的《社会动员和政治发展》（Social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第148—149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

国外的政治发展研究，从其发展过程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是政治发展的酝酿发育时期，由于受研究和发展援助实践的促动，一部分政治学家，例如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和丹尼尔·伦纳等人，开如有意识地从事政治发展研究。但从总体上看，这期间的政治发展研究尚未成为政治科学研究的真正热点，学术活动也并不活跃。

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是政治发展研究的活跃期。这时，政治发展研究在政治科学中备受重视，许多学者投身其中，不少人因此而成为政治学大家，如亨廷顿、阿尔蒙德、派伊（Lucian W. Pye ）、 宾德（Leonard Binder）、科尔曼、拉巴隆巴拉（Joseph Lapalombara）、维巴（Sidney Verba）、韦纳（Myron Weiner ）、 李普塞特（SeymourMartin Lipset）、艾森斯塔特（S. N. Eisenstadt ）、 卡特莱特（Philips Cutright）等人。在这一时期，政治发展研究学者特别重视从不同的侧面对政治变迁、政治进步和发展进行宏观的理论探讨，发表了一系列著作。 而其中， “社会科学研究协会比较政治委员会”（Committee on Comparative Politics of the Social ScienceResearch Council,简称SSRC ）对政治发展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该委员会认为“第三世界的发展，不仅需要有多种经济政策的结合运用，而且也需要具有动员和提高各种人力与物力资源的政治制度。”在第三世界的发展中，“政治变量与经济变量同样重要。”因为，“若没有政治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发展。”（注：Cabriel A.Almon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yron Weinerand Samuel P. Huntington( ed. ) , Understanding PoliticalDevelopment,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7, p.441.）因此，该委员会主持并出版了有关政治发展专题研究的系列著作，共九卷，包括派伊主编的《沟通与政治发展》（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Development）， 沃德（Robert E. Ward ）和罗斯托（Dankwart A. Rustow ）主编的《日本与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PoliticalModernization in Japan and Turkey）， 拉巴隆巴拉主编的《官僚体制与政治发展》（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派伊和维巴主编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Political Culture andPolitical Development）， 拉巴隆巴拉与韦纳主编的《政党与政治发展》（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宾德、 科尔曼、拉巴隆巴拉、派伊、维巴、韦纳等人共同主编的《政治发展中的危机与后果》（Crise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 科尔曼主编的《教育与政治发展》（Education and PoliticalDevelopment）。该丛书的第8 卷（1975 年出版）是由历史学家梯利（Charles Tilly）主编的， 主要处理从一种经验性的历史视角抽取出来的政治发展主题问题，第9卷是由格劳（Grew ）领导十余位历史学家共同完成的（1978年出版），主要是验证与美国和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相对的危机与后果假说。此外，该委员会的这项政治发展研究计划的实施也包括了阿尔蒙德和维巴合著的《公民文化：五国政治态度与民主》（The Civil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 Democracy inFive Nations）。（注：ibid., pp.441—444. 又可参见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8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 ）有学者认为，“比较政治委员会”主持编订的这套丛书“大大地丰富了政治发展理论建构的材料来源，同时也反映出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工作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注：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8—9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与此同时，一些政治学家还出版了至今仍然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发展研究专著， 如阿尔蒙德和鲍威尔（G.Bingham Powell, Jr.）的《比较政治学：发展研究》（ComparativePolitics: A Development Approach）——该书初版于1966年，1978年再版时更名为《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 ComparativePolitics: System, Process and Policy），派伊的《政治发展的诸方面》（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等。 从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的政治发展研究虽然也是多从一些重要的政治现象和实际问题入手的，但其主要特色却是倾向于较为抽象的理论探讨，寻求政治发展的一般模式建构，以期能够对第三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实践有所帮助。

70年代中期以后，政治发展研究步入了低迷期，没有什么大的发展。甚至有学者断言，自从“比较政治委员会”出版了一套政治发展研究丛书之后，“政治发展之理论研究工作陷入了衰竭期，后来的发展论者只能在上述丛书所建立的发展理论中做不太重要的修补工作，或重新予以解释，或运用前人的理论架构研究和印证实际的政治现象。”（注：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9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 年。）这一时期的政治发展研究，已经不是去建立具有普适性的一般政治发展理论和模式了，而是强调了实证分析的重要性。“政治科学家转而寻求建立更具经验基础的相关理论，" 着重较低抽象层次的实际工作，其显著效果有二方面。第一，政治科学家致力于公共政策之研究。1969年，伊斯顿在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时，即曾强调政策研究的重要性。第二，在方法论上，重新强调经济学的重要性。从这种趋势的演变，一方面可以看出理性主义的理论已逐渐增加其重要性，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发展的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已在7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出公共政策研究途径，而且政治科学家企图以经济学的‘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 ）的实际观点取代社会学的抽象理论，此亦已成为公共政策论者的普遍主张。”（注：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10—11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

在现代化理论受到批判、影响而被削弱的同时，用来批判现代化理论的不发达理论本身却并不具有理论建构的能力，它对政治发展并没有一套具有普适性的建设性主张。于是，政治发展研究在这种尴尬的境地中在理论模式的探讨上便没有什么进展，而转向对政治现象的经验事实的解释则成为摆脱困境的基本出路。虽然从一般理论模式的建构方面看，70年代中期以后的政治发展研究处于低迷期，但从它转向对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政策选择的研究这种比较务实的情况来说，仍然是政治科学中一个比较活跃和有前途的领域，因此，似乎不能说从70年代中期以后政治发展研究已经到了“衰竭期”。

二、政治发展的内涵

那么，政治发展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在《政治发展的诸方面》一书中，派伊把不同学者对政治发展的内涵的理解归纳为十个方面，即：“1.政治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政治前提，是适应并促成经济发展的政治条件或政治形式的生成过程。2.政治发展是工业社会典型政治形态的生成过程。工业生活使政治形态出现许多相同之处，因而不管是否实行民主政治，所有工业社会都有一套相同的政治行为模式和施政标准，这套标准就是政治发展的状态。3.政治发展是政治现代化，而这种政治现代化又是以西方的现代政治形式为参照标准的。4.政治发展是民族国家的运转和建设过程，政治发展首先是一种国家政治制度中的民族主义政治形式。5.政治发展主要是国家行政与法律方面的发展，即现代行政组织、行政秩序与法制的发展。6.政治发展是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的过程。政治参与一般是自下而上的，而政治动员则是自上而下的，但二者只要达到了一定的程度，都能达到政治发展的目的。7.政治发展即是建设民主政治。8.政治发展是一种稳定而有序的政治变迁，是一个社会能够理性而有目的地控制政治过程，引导社会变革的方向。9.政治发展是政治系统的能力的提高过程，其中主要是指政治动员和权力行使能力的提高。10. 政治发展是多元社会变迁中的一个侧面。”（注：引自王元：《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述评》，载夏征农主编：《西方学术思潮论丛》，（第一辑），第70—71页，学林出版社，1989年。）

由此可见，政治发展的内涵是相当丰富而难以准确加以定义的。但笔者认为，我国台湾学者陈鸿瑜在总结国外众多学者对政治发展的看法和理解的基础上，对政治发展所作的概念界定，相对而言却是比较充分、全面而准确的。他认为：“政治发展的概念可界定为一个政治系统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其结构渐趋于分化，组织渐趋于制度化，人民的动员参与支持渐趋于增强，社会愈趋于平等，政治系统的执行能力也随之加强，并能渡过转变期的危机，使政治系统之发展过程构成一种连续现象。”（注：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30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而我理解，在这种政治发展当中，最为核心和关键的，或者说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又可以这样来概括，即亨廷顿所主张的政治制度化程度和政治参与的水平，再加上法治（法制）的完备与发达状况。也正因为如此，国外学者在对政治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探讨时，主题也就比较明确而集中。

三、政治发展研究的主题

纵观整个政治发展研究，其所有的论著几乎都是围绕两个主题而展开的，这就是政治民主和政治稳定。无论学者们在政治发展研究中关注的具体内容如何，基本上都可以归入这两大主题之中，这其中既有对政治民主和政治稳定的内涵的探讨，也有对如何走向政治民主和稳定的途径的分析设定。如果有进一步考察的话，大致说来，60年代的政治发展研究比较重视政治民主，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的政治发展研究偏向于政治稳定，而70年代中期以后的政治发展研究似乎更多地强调了二者的协调发展。

正如亨廷顿和多明格斯所指出的：“政治发展的讨论常常集中于讨论朝什么发展，而不是发展什么。这两个‘什么’发展曾是广泛分析的题目，它们就是政治民主和政治稳定。”“政治发展的早期分析文章往往倾向于把政治发展" 进程界定为朝向政治民主的进展。而民主发展反过来又与经济发展的进程有关。”（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第153 页， 商务印书馆，1996年。）因为许多学者相信“政治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注：［美］西里尔·E·布莱克、杨豫：《现代化与政治发展》， 载于《国外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显然， 把政治发展看作是向着政治民主转变的一个过程，乃是发展研究中的现代化理论的逻辑与主张在政治发展中的反映。

于是，一些政治学家提出，对于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来说，关键的前提性要素并不是政治民主，而是政治稳定，只有在稳定有序的社会安定状况下，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进步才有可能。因此，在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认为，政治稳定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政治民主的重要性而居优先地位。至少在这一阶段，政治发展研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亨廷顿“已脱离了上" 一阶段对民主之强调，而着重于秩序”。（注：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9页， 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政治稳定主要涉及到一定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建立和维持。正如亨廷顿和多明格斯所言：“总的来说政治稳定这一概念占主导地位的是两个因素：秩序和持续性。第一个因素意味着政治体系相对来说不存在暴力、武力、高压政治和分裂。第二个因素认为稳定意味着政治体系的关键成分相对来说不发生变化、政治发展不发生中断、社会中不存在希望政治体系来个根本改变的重要社会力量和政治运动。”当然，政治稳定“不一定意味着政治体系的所有成分都不发生变化。它指的是相对的持续性和政治体系的一些比较基本和主要的成分，如基本的政治价值、文化和政治的基本的组织（或制宪）结构，不发生变化。”（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第155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在60 年代末以后的著作中，亨廷顿特别强调，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甚至更广泛的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首要步骤，应当是建立起具有权威的政治结构，保证建立和维持必要的公共秩序。他在引用麦迪逊的告诫（“组织起一个由人统治人的政府，极大的困难是：首先你必须使政府能控制被统治者，然后还要迫使它控制其本身。”）后说：“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政府连第一项职能尚不能行使，何谈第二项。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在那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恰恰缺少了权威，那里的政府不得不听任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刚愎自用的军官和闹事的学生的摆布。”（注：［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第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

然而，从终极意义来看，无论是权威的建立还是秩序的维持，其本身并非真正的目的，而是手段，是实现更高级的价值目标的前提。而绝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个更高价值目标，便是政治民主。因此，民主的精神不死，从事政治发展研究的政治学家即使在强调秩序和政治稳定时，也没有放弃对民主的追求与向往。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在政治发展研究中，“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这一领域的学者主要专注于民主的先决条件和民主制的发展，这里的民主几乎完全是按西方的模式定义的。60年代后期，据许多观察家指出，研究发展问题的政治学家格外注意到政治秩序与政治稳定问题。这种状况持续了将近十年，到80年代初，向民主制过渡的问题才又引起重视。”（注：［美］塞缪尔·亨廷顿：《发展的目标》，载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32—33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

四、政治发展研究的启示

国外的政治发展研究在其主题方面虽然相对集中，但其实际包含的内容却是相当丰富的，其若干见解和观点对于今天我们加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具体而言：

启示之一，在进行民主政治建设时，必须首先建立、保持和维护比较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状态，加强对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规划与指导，清除政治动荡和动乱，只有在这样一个相对安定而和平的环境之下，才有可能逐渐推进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事实上，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联系而不可分离的，政治稳定是实现政治民主的必要前提，获得政治稳定的过程也同时就是政治民主化过程的一个方面。而且，政治稳定不是政治停滞，而是一个动态的平衡状态，随着政治民主化的推进，它也可以随之达到更高一级层次的稳定状态。因此，真正良性的政治发展是同时包含了政治稳定和政治民主的，二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在价值追求上，自由、民主与秩序处于同一位阶，在这里并不存在优劣高下之别。

启示之二，政治发展必须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决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而且必须同时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的统一和权威性。正如前面我们已经大量引证的，阿尔蒙德早已全面概括了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式民主政治模式的普遍性失败。亨廷顿也坚持各国自行选择政治发展道路和模式，在谈到政治现代化（可以作为政治发展的同义语）时，他就明确指出：“政治现代化的含义还包括，民族国家享有的对外主权不受他国的干扰，中央政府享有的对内主权不被地方或区域性权力所左右。它意味着国家的完整，并将国家的权力集中或积聚在举国公认的全国性立法机关手里。”（注：［美］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第3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年。 ）英国著名现代化理论家维基·兰道尔（Vicky Randall）和罗宾·西奥巴尔德（Robin Theobald）认为， “亨廷顿坚持从第三世界各国存在的实情出发来看问题，比起早期的诸种现代化理论来，这是沿着现实主义道路向前迈开了一大步”。（注：转引自［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沈宗美“中译本序”第6 页。）

启示之四，政治发展不仅仅是指物质的制度、组织和机构的建立和维持，更为重要的还在于政治文化观念，即政治态度与政治情感，以及政治价值的转变。政治发展研究学者对于政治文化特殊关注，发表了许多有关这方面内容的著作，如阿列克斯·英克尔斯（Alex Inkeles）和戴维·H ·史密斯的《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等。政治文化既可能限制和制约政治发展，又可以促进和有助于政治发展。而且，政治文化对政治发展的这种影响还相当深刻、相当巨大而持久。因此，在建立民主政治制度时，必须同时注意对广大公民相应的民主政治文化观念的培育，以宪政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制度才能真正在一个社会扎下根。

我们认为，无论是政治稳定也好，还是政治民主也好，或者不管是强调政治秩序，还是对政治自由和政治民主的倍加关注，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实际上都可以用培育和建立宪政民主来概括。也可以说政治发展实际上主要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公民的政治民主权利和自由，二是有效的政治民主制度的确立，三是实行法治。这三个方面是统一的，其任何一方面的完善，都有助于其他方面的完善，从而推动政治发展；而其任何一方面的弱化，都不利于其他方面的进步，从而会损害政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