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代民族企业中的官商关系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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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时间：2014-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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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近代民族企业中的官商关系探析

正如任恒俊先生所评的那样“拨转中国近代新式机器缫丝生产机捩的陈启沅和他的继昌隆缫丝厂，迈出的第一步竟然得不到当地官府的保护、支持。但是，比陈氏开办早的近代机器生产的工厂，如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地方当局却没有哪个敢去为难。他们都是经过朝廷批准的官办企业，李、左、崇诸人权重势大，像南海知县那样的七品芝麻官纵然看不惯，也只能腹诽，岂能造次？在中国企业的发展史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现象呢？其实在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的企业发展史上也同样存在大量的官督现象，企业开始发展时，也是官办、官督商办等，我们的企业发展的命运却与他们的企业发展命运截然不同。“我们治中国经济史，须不忘记其乃在在全部文化体系中来作此表现。若专从经济看经济，则至少不足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经济决定着文化，但是，文化反过来又深深制约着经济的发展方式，自古以来，我国古代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这种悠久的文化对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与发展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不能否认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公司科学经营思想的底蕴，而且传统文化中也具有许多非现代性因素足以阻碍着我们的企业的发展，其中官本位思想的文化沉疴就缚束人们的行为方式，“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正如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分析“中国古典官僚政治形态”时指出的那样：它有三个“性格”即延续性、包容性、贯彻性，“一是延续性——指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延续期间的悠久，它几乎悠久到同中国传统文化史相始终。二是包容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所包摄范围的广阔，即官僚政治的活动，同中国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如伦理、宗教……等等方面，发生了异常密切而协调的关系。三是贯彻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的支配作用有深入的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拘囚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近代我国企业的产生、发展也是在政府主导下的一种制度变迁与创新的过程，而不是如西方国家的早期工业化，是一个完全由民间自发创业的过程，这种制度变迁中的政府介入就容易导致产生政企不分，官府的权力处于一种超然的地位，在企业组织形式、资本筹集、经营管理、盈利分配等各方面都表现强烈的“官本位”思想，因而有关企业制度的思想主张就相应的缺乏资本主义自由企业精神。

三

启新洋灰公司是近代企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企业，它的发展史充分说明了官势力在近代企业发展史上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在近代中国传统的社会里，国内有封建势力的阻挠，国外有西方列强的经济压迫，在夹缝中生存的近代企业只有靠官势力企业才能开办，另一方面，近代企业对官势力的无休止的报效、捐税、勒索等又限制了企业本身作为市场主体的作用，使近代企业的发展活力受到了伤害，也最终断送了近代企业的发展命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官势力几乎在企业发展中还无处不在，官商企业还是最大的盈利模式之一，每一个企业的倒闭背后几乎都有官势力的背影，官督对企业的发展并不是一件坏事，“我们可以谴责清政府及其官僚对近代工商业之发展未起到应有的作用，但不能认为政府参与工商业一定起坏作用，更不能认为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也是错误的，这种指责是脱离了现实的时代条件来考虑问题”，问题是官督一直下去是不是坏事呢？正如马克思说“官僚监护制度对于工业来说无疑是死路一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企业发展中官势力现在的仍然存在，从根本上说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官本位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只有大力发展和繁荣先进文化，改变官本位思想文化的存在的环境，才能从根本上发展的我们的企业，也才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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