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话语空间的扩张

与"中产阶级"不同的是"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这个阶级根据经济状况又分左中右三类。但无论他们对革命的态度如何，他们最终都会参加革命。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情者或参与者,但它的命运却几乎是悲剧性的，或者说，在现实生活中，"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存在，虽然不是国家的主人公，但他们仍然可以平静地生活，并没有失去什么。可怕的是一旦被命名为"小资产阶级"，事实上就成了一个"异类"，就是可疑的、不洁的、甚至是危险的。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的经济意义不大，而更具有政治符号学的意义。事实上它是对个人或群体同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态度乃至立场的评价。在知识分子这个群体里面，他们被命名为"小资产阶级"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由于阶级斗争思想路线的终结，毛泽东所划分的中国社会各阶级，也相对失去了对社会阐释的有效性。当经济生活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的合法性得以确立，让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新的意识形态之后，再用"阶级论"分析社会生活,就是"政治上不正确"。因此，这个概念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成了社会"禁忌"。但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经济地位的变化，必然形成新的社会分层。特别是90年代之后，这一现象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来自官方的报道说，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课题之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首批成果已告完成，中国社会群体被划分为十个阶层。《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日前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该报告首次详细阐述了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报告对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变化作了总体分析，提出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把当今中国的群体划分为十个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报告对每个阶层的地位、特征和数量作了界定。研究人员指出，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体制转轨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也促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结构性的改变。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这些迹象表明，社会经济变迁已导致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出现而且趋于稳定。2

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不仅在主流研究的成果中得到证实，而且在人文知识分子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和体验中得到了证实。上海学者王晓明曾描述说：像我这样从小见惯了"阶级"、"剥削"和"经济结构"一类字眼的人，一说起社会内部的新的差异，首先就会想到最近十多年来社会阶层的巨大变动。的确，"市场经济改革"的最触目的结果，就是完全打乱了已经持续三十年的"社会主义"的阶层结构。一方面，像工人、农民、国家干部、军人和知识分子 这样一些原有的阶层，虽然各有变化，但就整个国家而言，它们都还继续存在；可另一方面，在譬如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里，又冒出了一系列新的阶层，它们的形成和扩展是如此迅速，以至其中的某个阶层差不多快要凌驾于社会之上了，社会还没有形成对它的统一的称呼。即以我居住的上海为例，经过十五年左右的"市场经济改革"，从原有的阶层中间，至少已经产生了四个新的阶层：拥有上千万或更多的个人资产的"新富人"，在整洁狭小的现代化办公室里辛苦工作的"白领"，以"下岗"、"停工"和"待退休"之类名义失业在家的工人，和来自农村、承担了上海的大部分非技术性体力工作的男女"民工"。这些新阶层的不断扩大，极大地改变了上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比如"白领"，这些经常是疲惫不堪的青年和中年男女，虽然总数远未达到欧美"中产阶级"在社会人口中占到的那种比例，却已经被许多传媒和广告奉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标志，新的巨大购买力的代表，以至今日上海的消费品生产业、服务业和房地产业，都把大部分眼光牢牢地盯向他们，全不顾这个阶层实际上是怎么回事。与"白领"阶层的这种吹气泡式的社会影响力相比，"民工"阶层的情况正好相反。"民工"没有上海的城市户口，因此不算是"上海人"，在统计报表上，在一些讨论上海现状和"发展"规划的会议上，他们经常会被忽略，仿佛根本不存在一样。可是，这个总数量已经超过二百万的"民工"阶层，分明已经成为上海录像厅和电影院里的最热忱的观众，书摊上的武侠、言情和低价通俗杂志的主要的读者群，他们的文化趣味，正越来越有力地影响着录像厅和电影院的排片表，影响着许多出版社和通俗杂志的选题目录。在某种程度上，"民工"阶层正悄悄引导着上海的很大一部分文化生产，当然，也决不仅仅是文化的生产。3

在新的社会分层结构中，过去我们曾很少使用的那个概念--"中产阶级"，这次却格外引人瞩目。严格地说，这个阶层在过去并不属于中国。即便在毛泽东的时代，"民族资产阶级"更应该称为"资本家"。事实上，在历次政治运动和各种历史本文中，"资本家"这个概念比"中产阶级"更有效地表达了这一阶层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在新的社会分层结构中，"中产阶级"之所以有效地表达了一个新阶层的出现，一方面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的"新富人"确实具备了"中产阶级"的所有特征。

美国左派运动之父C.赖特.米尔斯曾分析过美国的新老中产阶级。他认为：老中产阶级就是"小企业家的世界"，"小企业家是循着中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路线来建立其世界的：这是一个按照自平衡方式建立起来的非凡的社会，在其中心很少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权威，需要的只是对传统的广泛扬弃和一小群财产捍卫者。"4"美国的工业化，特别是内战以后的工业化，并未将爬升的机会带给广大的小业主阶层，而是带给了工业界的首领。他们是我国国民对作为企业家的中产阶级形成的第一个印象，而且从来没有谁能够取而代之。在传统的想象中，这种首领既是熟练的建设者，又是机敏的金融家，但首先必须是一个成功者。他是他所创造并进行经营的产业的进取型所有者，在他的蒸蒸日上的企业里，没有任何与业务有关的问题能逃得出他的审视或漏过他的热心照管。作为一个雇主，他可以为选拔出来的最棒的伙计提供如何工作的机会，这些伙计则会将自己的薪水省出一部分来通过小的私人投机以使之成倍增加，再运用个人的声望借上一些，尔后便可站在自己的产业上崛起。"5 由于拥有了个人财产，老式中产阶级也就拥有了个人的工作领域，因此他是独立的。

但是新中产阶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白领，与老式中产阶级有本质的不同。在米尔斯的分析中，老式中产阶级是指农场主、商人和自由职业者。新中产阶级是指经理、挣工资的专业人员、推销员和办公人员。至1940年，美国的老式中产阶级只剩下了1/5。老式中产阶级比例的急剧下降和新中产阶级的迅速上升，使美国成为一个雇员国家，而雇员已经没有个人财产而言。因此米尔斯说："消极地说，中产阶级的转变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积极地说，这是一种从财产到以新的轴线--职业--来分层的转变。老式中产阶级的本性及其健康状态可以从企业家财产的状况中得到最好的说明；而新式中产阶级本性和状态，则可以从职业经济学和职业社会学中得到最佳的解释。中产阶级中较老的、独立的那些部分的人数下降是财产集中化的伴生结果；新的挣工资的雇员的数量增加则是由于工业结构导致了造就新中产阶级的各种专门职业的出现。"6米尔斯对新老中产阶级的分析，对我们认识这一阶层有极大的启示意义。我们现在所说的新出现的中产阶级，与美国新中产阶级既有相似形又有很大的不同。相似的是，专门化的职业是中产阶级共同的职业特征。在中国，白领阶层是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部门经理、是跨国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是大公司的技术专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领导者或组织者等等。但是，演艺界明星、包工头等通过非正常经济秩序获得高额收入的阶层，又是中国所特有的。因此，90年代以后，社会对贫富差距的议论，对新富人阶层的议论成为媒体关注的重要的话题之一。

"中产阶级"这个概念近年来虽然频繁使用，但在中国对其具体的界定仍然是相当模糊的。在美国，它可以具体地指年收入在2.5--10万美圆的家庭，这个阶层占美国总人口的80%左右，他们被认为是美国社会的主体，也被认为是美国发达资本主义的象征和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但中国在不同人的心目中"中产阶级"的所指是不明的，它可能是白领阶层，也可能是中上收入阶层。但这个所指不明的概念却明确地透露出中国社会分层已经存在的事实。对文化研究来说，我们更关心的也许不是这一阶层的具体收入和占总人口的比例有多少，而是消费主义和商业主义霸权建立起来之后，"中产阶级"文化趣味在社会各个角落普遍的弥漫和渗透。这种状况正像米尔斯在50年代所描述的美国社会一样："正是在这个白领社会里，我们才能找到20世纪生活的主要特征。由于他们在数量上日益表现出来的重要性，白领职业已推翻了19世纪认为社会应由企业主和工资劳动者两部分人组成的预测。由于其生活方式的大众化，他们已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气息及其感受。在最为公开的形式中，他们传递和体验着许多具有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心理问题。不管采用那种方式,任何位于主流中的理论派别都不会把这些问题漏掉.总而言之,他们是一群新型的表演者,在供他们表演的舞台上,推出的都是20世纪的主要剧目。"7中国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化的覆盖和影响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的文化趣味已经有了标准的中国版，而"中产阶级"的身份向往，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未被道出的最大时尚。二、中产阶级话语空间的建立与扩张八、九十年代之交，文化市场上流行的阅读刊物还是《大众电影》、《电影世界》、《中外电视》以及《现代服装》、《上海服饰》、《健美》等消闲初级阶段的大众刊物，阅读的等级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但在90年代初期，在具有"民间性"的图书发行渠道--"书摊"上，却赫然摆上了印制极其精美的"十元刊"："十元刊，是一种大而化之的称谓，专指那些售价在十元上下，以城市白领为主要销售对象的刊物。国际流行的16开本加进口铜板纸加精美的封面设计，使这刊中新一族在书摊上显出鹤立鸡群的贵族气派。"8这些"贵族刊物"是指《世界时装之苑》、《时尚》、《现代画报》、《精品》、《今日名流》、《世界都市》等。现在这些刊物的售价已在20元左右，品种还要加上《瑞丽》、《新娘》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些昂贵的刊物起始于极具民间意味的"书摊"。著名文化研究学者戴锦华说："类似杂志在其问世之初，其定价之高昂，超过了大部分书摊光顾者的消费能力，但它不仅存活下来，而且成功流行。这固然说明中国社会首先表现在消费上的分化或曰分层已开始发生，但它同时透露了一个有趣的信息：那些并不属于类似杂志的预期读者亦间或成为类似刊物的购买者，因为甚至其包装形态，已然负载着’未来生活’的构想，而’先后致富’则是指称这种未来想象的信念式表达。于是，类似杂志便以超前的、展示与指导者的角色进入了我们的文化视野。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类似刊物的后继者创刊伊始，便安居在它们应有的位置：星级宾馆的大堂或豪华商城的图书精品屋中。此时，消费的分层伴随着社会分化以开始清晰并稳定。"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