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媒体在社会管理中的功能

浅谈媒体在社会管理中的功能

一、社会管理的定义

在我国，“社会管理”的概念大体形成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狭义的观点认为，社会管理作为政府的一项职能，与政治管理、经济管理相对。而广义的观点认为，社会管理主要指的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对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事业和社会观念等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 和控制的过程。”①本文从广义上使用社会管理这个概念。

二、媒体在社会管理中的功能

1、媒体在社会管理中的传统地位

作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的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在其1948年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最早以建立模型的方式对传播的过程进行分析，提出了著名的五个“）→取得什么效果（iddot;赖特在拉斯韦尔的“三功能说”的基础上新增了一个功能，即提供娱乐。他认为大众传播中的内容并不都是务实的，它的一项重要功能是提供娱乐，尤其在电视媒体中。

3、媒体在社会管理中的功能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媒体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在实施社会管理中最为重要的工具和手段之一，其功能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信息传递功能。信息传递是媒体的首要功能。自然与社会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中，人们需要时刻掌握外部环境的最新信息，才能更好地生存、生活和发展，也就是说人们对信息有着连续的需求。而在这种情况下，大众传播媒体凭借其专业的人员、设备、技术，能够对社会资源进行整合，对信息进行大规模地搜集、整理、分析、加工和传递，能够满足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

（2）教育功能。拉斯韦尔曾提出的社会遗产继承功能，也就是施拉姆所总结的传播功能里的教育功能。大众传播媒体的受众多，可抵达的范围广，理所应当地承担起了教育大众的职责。这种教育功能不是一个短期的即时的针对某特定事物或者信息的教育，而是一个较为长期的持续性的带有涵化色彩的潜移默化的功能。其理论基础是社会学习理论。在媒体的范畴里说，媒体上所呈现的事物即是学习理论中所说的“内容”，受众在学习的过程中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模仿这种行为，那么这就构成了教育的一种重要形态——媒介教育。媒介教育同样具备社会管理的作用，当然，这其中必要的前提是媒介上所呈现的是有助于社会管理的内容。

（3）舆论监督功能。可以说舆论监督是媒体与生俱来的职能。在社会管理的过程中，媒体通过履行舆论监督的职能，引导社会热点，保障人民监督权，是媒体特别是各级党报发挥作用的重要空间，舆论监督的深度和广度，一定程度上也是媒体公信力，影响力，生命力的重要指征。舆论监督从时间顺序上来说分为三个阶段：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事前监督，指的是媒体在事件发生前以建设性的态度为决策机构提供意见参考，履行预警的职责，防患于未然；事中监督，指的是在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媒体及时介入、迅速跟进，以最快的速度发布专业权威的信息，起到监督的作用；事后监督是在事件完结之后，进行反思，思考原因、过程，为以后提供参考，媒体的这种公共性质的反思对于政府和社会组织在之后的决策可以提供强有力的参考。

（4）引导舆论功能。我国的现代报刊源起于党报，而党报在产生之初的目的更多的不是为了信息的传递，而是观点的宣传和交锋。“议程设置理论”可以很好的阐释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首先，新闻传媒突出了一些事件、行为、群体、个人等等，使他们变得更加突出。不同的焦点问题需要不同数量、不同种类的新闻报道予以关注，这些共同的焦点影响了人们想什么或者谈论什么；第二，作为关注焦点的客体仍然需要进行设计。它必须代表一些问题或者一些关注点；第三，赋予新闻事件一定的象征意义，使其成为公认的政治观点的一部分。有时还会涉及利益整合问题，因为具体报道的划分界限不总是与有组织的政体之间或者其他团体之间的划分界限相一致；最后，新闻发布者还必须对这些事件进行包装，新闻事件的效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们引起公众注意的能力。②

三、新媒体的发展对于社会管理的影响

1、新媒体的含义与特点

中国社会已经进入转型期，在经济大踏步前进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凸显出来；与此同时，科技的进步带来媒介的革新，“新媒体”一词也越来越频繁地见诸报端。然而，“新媒体”一词目前也并未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笔者认为新媒体是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通信技术，通过互联网、移动通信网、卫星等信道连接电脑、手机、数字电视等终端，传递信息或提供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和媒体形态，互联网、手机等都是典型的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具有互动性、即时性、海量性、开放性、共享性、匿名性，以多媒体融合方式满足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2、新媒体对社会管理的积极效益

正是由于这些特点，新媒体在社会事件呈现过程中表现出来了十分强大的爆发力，也正在逐步被社会了解和认识，使得更多不为人知的社会不公正现象、丑恶现象、不法暴力事件纷纷被曝光，社会稳定、社会管理水平的真实情况开始为公众所了解，并引发了各方面的担忧，正是由于这些担忧促进了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反思和进步，促进了社会管理创新时代的到来。微博就是重要的新媒体平台，这两年来，许多重大公共突发事件都是在微博上发出第一声音。例如“7·23”动车事故的第一条信息就来自于事件当事人之一的微博消息，正是由于这条消息才让传统媒体进一步跟进这场重大的公共灾难事件，与此同时微博上的消息也是对传统的专业媒体所发布的信息的有力补充；再如“郭美美”事件，也是在郭美美在微博炫富并且认证身份不符规定而招至网友们的怀疑，进而拉开了对于中国红十字会的体制和善款取向等问题的挖掘；又如，近来刚被掳下马的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也是因为其不雅视频被曝光在微博上，强大的舆论压力使得其在视频曝光后的短短几十个小时之内被处理……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当然，微博不止是揭露社会阴暗面的平台，也是爱心公益事业蓬勃发展的沃土，例如由著名记者王克勤在微博上呼吁的“大爱清尘”活动使得更多人都来关注尘肺病病人，为他们送去了救助和温暖；邓飞发起的“免费午餐”使得家庭条件困难的学龄儿童都能吃上免费的午餐；于建嵘发起的“微博打拐”使得拐卖儿童这一老大难的社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重视。

3、新媒体对社会管理的消极效益

虽然一方面新媒体为社会管理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方式，但另一方面，新媒体本身的不足也带来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谣言的传播，群体传播特性使得新媒介成为谣言的沃土。此外，媒体上呈现的内容更注重眼球效益，而忽视了社会效益，走上了媚俗化、“膻色腥”的歪路邪路，大众媒体生来所应该承担的教育功能的色彩被利益至上所遮盖。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来自多方面的。

首先，我国对互联网等新媒体缺乏规范的监管和立法；其次我国传媒业没有严格的职业准入制，新媒体的发展使得人人都能成为传播者，导致信息来源的素质参差不齐；第三，市场化的浪潮席卷传媒业，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受到考验，唯收视率、点击率是从，忽视了社会效益；最后，我国对于民众的的媒介素养教育较为落后，受众在面对海量的信息时，甄别、理解能力都有所欠缺。

因此，笔者认为，要想更好地发挥媒体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首先需要规范立法和监管，为媒体的良好运行和作用发挥营造健康和谐的外部环境和制度支撑；其次，设立传媒职业准入制，提高传媒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水平；第三，将市场化和社会效益有机结合起来，一定不可偏废媒体的社会效益；最后，应该大力加强对公民的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全民的媒介素养。

本文主要从传播学的语境出发，分析了媒体在社会管理中的角色和功能，提出了一些关于使媒体更好的为社会管理服务的意见，以期政府和社会组织建构信息通畅的公共领域，善待善管善用新媒体，提高对社会的管理水平，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建设的成果更好地惠及到每一位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