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世纪英国宗教改革的深层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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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约在公元6世纪末传入英国，当时的不列颠岛正遭受入侵，国家的四分五裂及战乱之苦，使一切陷入绝望。而基督教应许不幸的人们要善于忍受生活中的一切痛苦，在来生会得到善报，死后会升入天堂，人们找到了一条精神出路。教会从思想、行动以及组织上严密控制群众，成为封建制度的忠诚卫士。封建统治阶级也给教会种种特权。但王权和神权的矛盾始终存在。在西欧各国，臣民首先是教皇的臣民，其次才是君主的臣民。

16世纪初，亨利八世刚即位时，“英国的形势极小有发动一场改革教会现状的运动”[1](p455)。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曾得到“信仰维护者”称号及基督教世界的君主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金玫瑰”[2]。但时隔不久，他却走上了公开对抗教廷和教皇的道路，开始了自上而下的英国宗教改革。其实，亨利八世领导的宗教改革有广阔的历史背景及深刻的历史渊源。

一、中世纪后期天主教会的衰落和腐朽

一直以来，罗马教皇不只在宗教领域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有主教任免权，而且干涉英国的政治、经济领域内的事情，引起了上至国王下至人民各阶层的强烈不满。

在英国国内，天主教会长期以来占有大量的土地和财产。罗马教廷聚敛了巨额的财富，到16世纪时，“教会每年总收入和拥有的地产数量均占全国总收入和地产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3]“年经济收入超过当时欧洲各国国王之总和”[4](p261)，罗马教会不仅在宗教上享受许多特权、豁免权，还涉足俗事，拥有司法等各种特权;政治上，教廷有自己的行政机构、监狱和军队，被西方史学家称为“教会国家”，成为西欧最大的封建主。罗马教皇利用手中的权力肆意干涉各国的俗事，“动辄废黜世俗国王，甚至将其国土转赠他人” [5](p189);思想上，教会垄断了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为压制不同意见或新思想，设立异端宗教裁判所。在教会内部，许多教会人士等同于一般封建主，他们不履行宗教职责，甚至违反教规结婚，圣职买卖普遍流行，神职人员腐化愚昧，神父酗酒、打猎、赌博，逛妓院是极为普遍的事。“教皇的腐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4](p175)。因而，14、15世纪的天主教会在政治上日益反动，神职人员在生活上堕落腐化，教会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挑战，要求改革天主教会的呼声也日益高涨。首先，在教会内部出现“信仰复兴运动”;其次，教会也遭到了世俗世界的攻击。中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西欧社会逐渐形成，社会政治经济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各阶层在利益对立的前提下展开了激烈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天主教会。中世纪的反封建斗争“必然就是对教会的攻击”[6](p401)。

二、英吉利民族的民族意识增强及民族国家的形成

英吉利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为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奠定了民族基础，提供了改革的推动力。

经历了英法百年战争的动荡，英国人民深受其害，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百年战争激发了英格兰人民的民族意识”[7]，人民明白没有民族独立就没有国家的稳定及太平的生活，人民的民族意识增强。

早在1362年时，国家就通过法令，规定英语为法庭用语。15世纪末时，英语已经“作为标准的书面语被政府文件的改革者所采用”[8](p92)。到16世纪，英语已经代替法语成为了人们的日常用语。在此基础上，英吉利民族文学逐渐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日益发展，“地方经济正在向各具特色、互相依存的方向发展”[8](p92)。这种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使中古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大同性被破坏无余。到亨利八世时期，英吉利民族已形成，更加强了人民的民族意识。而罗马教廷通过英国教会对人民经济上的长期盘剥使得人民负担沉重，苦不堪言，他们迫切希望推翻教皇的统治，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

英吉利民族的形成与民族国家的建立是相伴的。民族国家是此时西欧典型的国家形式。政治上的同一性和文化上的同质性让15世纪末的英国跨入了民族国家的行列。最初的民族国家存在于君主制的形式之下。民族的形成及民族国家的确立对宗教改革起到了强大了推动作用和保障作用。因为民族国家反对任何外来剥削压迫;它支持王权，拥护国王制定的独立自主的政策;民族主义还震慑了英国国内的反对派，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改革的阻力。

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提出了宗教改革的迫切要求

“一切社会变迁和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经济条件的变化中去寻找”[9](p292)。亨利八世宗教改革最深刻的经济根源，就是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及乡绅阶层期望宗教改革，他们要求摆脱罗马教廷及英国教会政治上的干涉，夺得教会的财富，以求自身的进一步发展。

14世纪英国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并在城乡迅速发展，中小地主、商人、骑士和富有农民构成的乡绅阶层跟资产阶级一起成为王权的依靠力量。15世纪末后，资产阶级和乡绅阶层的经济实力继续增强，与国王的合作关系日益巩固的同时，他们和罗马教皇及英国教会的矛盾冲突不断加剧。

经济上，资产阶级和乡绅阶层强烈要求瓜分教产，扩大圈地规模，加速资本原始积累，以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正是由于英国教会对全国大约三分之一的土地及财富的占有阻碍了圈地运动的发展进程，抑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封建教会的矛盾日益突出。罗马教廷对英国商业贸易和海外扩张方面的掣肘也使得新兴资产阶级渴望宗教改革。15世纪末，英国通过《航海条例》限制外商对英国贸易的垄断，而罗马教皇却为意大利商人在英国的贸易利益向英国施加压力。在海外扩张之中，英国也受到了教皇支持的西班牙的限制。

从阶级属性方面看，推翻罗马教皇及天主教会在英国的统治是资产阶级的近期目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跟封建生产关系是根本对立的。16世纪起，资产阶级的发展同封建制度的继续存在已经不相容了。但此时资产阶级的力量还不足以彻底推翻强大的封建制度，他们只好利用王权为依靠，逐渐的进行反封建的斗争，而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生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

四、威克里夫的思想和罗拉德派的活动为英国宗教改革提供了理论及群众基础

欧洲宗教改革的火花最早在英国迸发。14世纪起，伴随新兴市民阶级的发展及农奴制的衰落，以约翰·威克里夫为代表的市民异端及罗拉德派为代表的市民异端在英格兰开始传播。

威克里夫提出“神恩统治论”，认为上帝将恩宠赐给所喜爱者，并在人出生之前就预定了存在永生，每个人会失之永生，或因得救而得永生。他反对教会拥有世俗权力及财产，反对教阶制度，认为英国作为一个独立实体不应臣服于教皇，反过来为了防止教会腐化堕落，王权应该对教会实行监督，主张英国应建立民族的廉价教会。他的这些思想既符合了新兴市民阶级的要求，同时也体现了民族国家的利益，受到了英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继威克里夫后，罗拉德派把宗教改革的思想散布到全国城乡。14世纪70年代，罗拉德派于英格兰出现，他们“抨击社会制度的不公平，反对教会和世俗封建主”[4](p272)，其宣传和活动深入人心，当时人说“英国农民中，每两个人便有一个是罗拉德派的信徒”[4](p272)。罗拉德派的活动一直持续到伊丽莎白统治时期。

威克里夫思想的传播为英国的宗教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他反对罗马教皇及天主教会、建立民族的国家教会等主张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而罗拉德派把市民异端通俗化，把这些思想传播到了最下层的农民及织工中间，扩大了反教会运动的声势，促进了英国人民的觉悟。16世纪时罗拉德派继续积极支持及推进英国宗教改革进程，并最终使英国加入到了新教国家的行列。

五、英国封建君主专制王权的巩固

英国王权的强大提供了宗教改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英国王权历经了与大贵族及教皇的长期斗争，到亨利八世时已极为巩固。15世纪后半叶的红白玫瑰战争后，英国旧贵族实力消耗殆尽，并被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所代替。大贵族势力已经构不成对王权的威胁。都铎王朝建立后，唯一能和王权抗衡的只剩下罗马天主教会下属的英国教会了。英国专制王权的加强及巩固为亨利八世宗教改革提供了坚强的后盾。同时，骑士阶层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在征收盾牌钱后他们往往依靠小贵族身份转而从事农业或商业的经营，并渐渐发展为乡绅阶层的一部分。他们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接近，同他们一道成了王权的支柱力量。

另外，王权的强大以及亨利七世积存的大量财富使得议会不能借征税问题而要挟国王，反过来议会上院的大贵族及下院的资产阶级和乡绅阶层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及相互斗争的需要而向国王靠拢。这一切促成了亨利八世时期君主专制统治的稳定。

在这个基础之上，亨利八世要求改变英国宗教的现状，因为英国教会作为罗马天主教会的一部分并未绝对的成为王权的统治工具。英国教会的土地及财产对亨利八世来说更是极大的诱惑。但触动英国教会必然会引起罗马教皇的反对，促使亨利八世决心改革的是他的离婚案。离婚诉讼的失败让英国企图和罗马保持关系而获益的幻想破灭了，法国、西班牙两大强国跟罗马近在咫尺，而英国孤悬于海外，在罗马教皇的利益天平上终究轻于法国、西班牙。看清楚了这一点，亨利八世就下定决心同罗马教廷决裂。

六、有利的外部环境

英国国内外的宗教改革思潮和人文主义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有利的外部环境推动并保障了宗教改革的发生及发展。

14、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波及欧洲各国，英国也无一例外的深受影响。15世纪末以来，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蓬勃发展的带动下，新学问也在英国得到广泛传播，横扫迂腐说教，促进了英国人的觉醒，对亨利八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王宫因汇集了托马斯·莫尔等一批人文主义者而被称为文艺复兴的宫廷。文艺复兴运动对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而罗马教皇的权力此时也已日薄西山。16世纪的罗马教皇不仅威信扫地，且沦为西班牙的傀儡，无力再对各国指手画脚。教皇敕令成为了一纸空文。1535年教皇保罗三世颁布了敕令惩处亨利八世，却因法国、西班牙不愿意而迟迟得不到执行。教皇权利之衰落由此可见一斑。

15世纪末起，法国、西班牙为争夺意大利燃起战火，为英国宗教改革又减少了一重威胁。战争消耗了两国的实力，使他们长期处于敌对的状态，根本无力干涉英国内政。

在时代大势的影响之下，各种主客观因素促使英国加入到了宗教改革的队伍，这是继宗教改革家约翰·威克里夫之后的第二次宗教改革高潮，始于亨利八世，终于伊丽莎白时期。

宗教改革后，罗马教皇的特权被废除，很多权力转移到王室手中，大大强化了王权。而没收的修道院的财产及土地为国王发动战争提供了财源，大量出售修道院的土地也加速了圈地运动，从而加速了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不难看出，英国宗教改革的实质是以英王的“王权至尊”取代罗马教皇的“神权至尊”，实现本国的独立发展。历史表明，亨利八世领导的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功，顺应了英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可以说，宗教改革是英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重大作用的事件。

参考文献：

[1]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2]蔡骐.英国宗教改革研究[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马亮.英国都铎王朝宗教改革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4]杨真.基督教史纲[M]，北京：三联出版社，1979

[5]郭振铎等.宗教改革史纲[M].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7]杨超.论亨利八世宗教改革[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1(4)

[8]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蒋孟引.英国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1]穆尔基.督教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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