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生态资源富足区生态扶贫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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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巨大的成效，是最早实现联合国扶贫目标的国家。但扶贫至今，贫困人口边缘化问题，返贫问题与“顽固贫困”现象却越来越严重，尤其是集“老少边穷山”于一体的民族贫困地区更为突出。反观这些年的反贫困工作，国家投入不可谓不大，力度不可谓不强，关键在于扶贫政策欠缺针对性。对于各地有异的贫困根源，我们的政策探索的太少，政策的供给比较盲目，导致许多扶贫资金漏出;同时对贫困人口的扶贫政策的需求调查得太少，政策的实施效果不佳，导致大量贫困人口的漏出。正是由于各地的贫困根源呈现出太强的地域性，政策供给上难以有一个普而广之的统一模式，所以在政策实施上，要有效地区分，有针对性地建立供给制度，才会收到应有的效果。在我国国家级贫困地区中有许多地区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它们不同于大西北的环境贫困型贫困。这些地区的扶贫完全可以依靠本地生态资源再结合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进行扶贫，只要两者能有效耦合，定然能取得理想的扶贫效果。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对生态扶贫研究源于类似于大西北的典型的环境贫困型地区扶贫而开展的。诚然，如大西北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土壤沙化、石化极为严重，农业缺少根本的发展资源，生态环境和贫困之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最终陷入“环境脆弱一贫困一掠夺资源一环境退化进一步贫困”的“贫困陷阱”而难以自拔。针对此状况，不少学者提出反贫困应从生态环境的改善入手才是最佳途径。

现实中，有些地区实施了生态扶贫，且政府大力倡导效果却并不佳。原因在于这些贫困主体不属于环境贫困型贫困，生态扶贫不能充分调动他们自我脱贫的参与积极性。生态建设要取得效果需要一个较长周期，这并不符合贫困人口迫切解决温饱的需求，他们先一步想的问题还是怎么解决生存的问题，可持续发展对其要求太高。这些贫困人口对制度的需求是那些能够快速带动他们脱离贫困，能够有效解决温饱问题的制度模式。

对于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支持缺乏积极性是可以理解的，它符合需求层次理论的一般规律，不能怪农民没见识，目光短。就如经济林栽种，因其长周期不能受益性，使得尚未脱贫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农民难以承受，农民积极性不高，对林地投入不足，呈现出造林的成活率不高，苗木成长慢的现象。正是由于生态环境改变的长期性与贫困主体迫切脱贫的愿望不相符，使得有些地区依靠生态扶贫效果不太理想。最终出现不顾生态的长期持续而掠夺性开发的现象，致使脱困人口陷入“顽固贫困”的困境。

那么对于生态资源富足地区，该以一种什么方式扶贫才理想呢?按照当前开发式扶贫的理论，农业产化应该是理想途径。但根据实施农业产业化扶贫的地区实践却发现，农业产业化扶贫并不能有效解决贫困人口的“返贫”问题。当前的返贫问题面临新的情况：一是绝对的返贫;二是由于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滞后出现的相对返贫。要有效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不仅要有效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还要使贫困人口有足够的发展能力，向奔小康方向发展，赶上其他地区的发展步伐，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返贫问题。

农业产业化扶贫是以市场为导向，利用政府扶贫资源推动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龙头企业增效增收、农户脱贫致富的一种开发式扶贫模式。这种扶贫模式能够增强贫困主体脱贫的能力，依靠政府的扶贫投入和合理的市场管制可以有效避免“贫困恶性循环”，减少“扶贫资金及人口漏出”问题。且由于农业产业化扶贫的相对短周期，很适合贫困人口快速脱贫，所以较受温饱线上挣扎的贫困人口欢迎。

可由于我国的贫困地区普遍面临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山地多，平地少，集中成片可供规模生产的土地有限，充分利用解决温饱不成问题。但要想过上小康生活，还必须充分利用所有的山地、林地。同时实施产业化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对于资源富足区的贫困人口而言，他们在利用林地资源的同时，也会砍伐变卖以增加农业产业化的资本积累。可一旦山地、林地被过度利用，必然会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使产品的产出效果大打折扣。甚至随着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生态富足区会变成环境贫困区，土壤沙化、石化、水土流失必然随之而来，从而使农业产业化的生产基础受到深程度的破坏，农业产业化非但不会有效果反而会使原有成果越变越小，农民会再次沦为“贫民”。

所以对于资源富足地区的扶贫有必要找到一条生态化与农业产业化的耦合之路，才能保证扶贫的绩效持续，才能保证扶贫资金撤出后的农民实现自我发展。

二、资源富足区生态扶贫与农业

产业化扶贫耦合构想

对于生态资源富足地区的贫困人口而言，生态资源本身就是保证其脱贫的有效资本。所以在人们对生态环境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之前，人们的过渡砍伐等利用现有资源脱贫的现象就不曾停止。这种现象在沈从文的《边城》里描述相当具体，那时有成千上万的伐木工人以此为生。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人口的增长，这些行业已不能让这人们解决温饱，反而增加了环境的负担，部分地区从原来的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演变到环境不可逆的阀值水平以下的环境型贫困状态。此时，以规模经营为目标的农业产业化得以实行。可要实现脱贫需要有一定量的投入，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所论述的贫困人口要走出恶性循环怪圈必须有一定量的资本积累。所以产业化的初期，对环境破坏是难免的。到产业化的中后期，由于产业化资源的有限性，单讲产业化发展已无法使人们走出相对贫困，必须要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一是提高农业产出质量，达到生态农业、环保农业的效果，提高产业化产出;二是合理地开发生态经济产品获取收益，如生态林木的有规划砍伐，才能使贫困人口依靠生态资源、环境摆脱相对贫困状态。这时人们的生态建设积极性才会提高，生态环境才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也正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形态所说明的：在经济发展早期环境质量逐渐恶化，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环境质量会逐渐改善，即环境压力和经济增长之间呈倒U形关系。但由于环境的不可逆性的存在，过渡损害的生态环境再难恢复，这就存在一个生态扶贫与农业产业化扶贫的有机耦合。耦合一词源于物理学畴，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体系或运动形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而生态扶贫与农业产业化扶贫正是两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的系统概念。只有两者有机耦合才能找出一条生态资源富足区的有效扶贫路径。

1.农业产业化扶贫与生态扶贫的反向耦合阶段。农业产业化扶贫因其投入少，周期短，见效快，会较先于生态扶贫被贫困人口接受。在实施农业产业化扶贫的初期阶段，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将不可避免，并且随着产业化的深入生态破坏活动会更多，更频繁。此时，如设定产业化扶贫效果为S，再定义生态扶贫效果用E来表示，两者的效果体现都可以用农民人均纯收入来体现，统计单位用货币单位“元”来表示。则两者之间的函数关系E=F(S)，在此一阶段必然是一个凸函数关系式(如图1所示)，它存在一个转折点G，在G点上方部分表示在产业化初期的开始阶段，人们还只是利用现有耕地或荒地进行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对生态破坏不大，农业产业化扶贫的效果显著，所以曲线较平缓，此时的产业化效果的增加比生态破坏的速度慢，因此曲线表现为凸函数曲线。在G点下方部分表示在产业化初期的后续阶段，此时人们不再是垦荒了，农业产业化的利益已见实效，人们会开始利用山地林地实施产业化，对生态环境破坏程度极速增加，同时由于环境破坏的增加影响产品的产出质量及产出水平，农业产业化扶贫效果大大降低，曲线变得陡峭。

2.生态扶贫与农业产业化扶贫的正向耦合阶段。到农业产业化的中后期，由于产业化资源的有限性，单一的农业产业化发展已无法使人们走出相对贫困，必须要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作辅助，一是提高农业产出质量，达到生态农业、环保农业的效果，提高产业化产出;二是有效地开发生态经济产品获取收益，如生态林木的有规划砍伐，这时人们的生态建设积极性才会提高，生态环境才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如图2所示，两者之间的函数关系E=F(S)在此一阶段依然然是一个凸函数关系式，且存在一个转折点F，在F点左方部分表示在此一阶段的开始阶段，人们意识到了环境的重要性开始大力改善环境，环境的改善变化很快，但产业化扶贫的效果被改善环境的投入削弱，生态扶贫的效果理想，所以曲线较陡峭;在F点右方部分表示在此阶段的后续阶段，生态经济效益明显，农产品质量提高，档次价格上升，生态扶贫与农业产业化扶贫齐头并进，互相促进，达到较好的耦合效果，曲线平稳上升。

3.生态扶贫与农业产业化扶贫的耦合模型及模型分析。在整个生态扶贫与农业产业化扶贫的耦合过程中，会出现函数两个不同阶段，定义域区间以人们感觉到产业化的资源简单开发的瓶颈出现，要求更好的生态环境予以突破为转折点。假定此点的资源量为q1，则产业化效果受到资源(Q)约束的函数关系式为S=F(Q)。从而生态扶贫与农业产业化扶贫的耦合的两阶段函数为E1=F(F(Q)，Q1以及E2=F(F(Q))，Q>q1。曲线图见图3。

从实践来看，模型较符合资源富足区的实际。但如果放任贫困主体按此模式自由发展必然会出现环境不可逆的问题。这里借鉴潘家华(1997)的方法，在曲线中引入环境不可逆的阀值水平，对研究会更有意义。任何政府都不会也不应该让环境不可逆的情况发生，于是政府的干预成为必然。它会使得曲线E点至F点的曲线EF形态发生改变，变得较为平缓。但政府的干预会牺牲社会福利，会出现一个类似于增长阻尼的效率损失(见图4)。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两者有机耦合单靠贫困主体无法自我实现，此时要发挥政府扶贫资金的作用，进行有效的生态补偿，达到贫困人口脱贫的资本积累。政府在这一阶段上也只能在这个方面发挥作用，才会符合贫困人口需要的有效的政策取向。我们现在的生态补偿一是制度不健全，标准不统一;二是补偿的对象发生根本性的偏移，这是造成贫困人口边缘化的一个主因。

三、模型实践检验

本文选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做为实例来验证构想模型。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扶贫实践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实施大规模扶贫工作以来，共经历了两个扶贫效果的瓶颈段，即1990年以前的资源富足低级开发阶段和1997—2004年的过渡开发资源限制阶段。尤其是后一个瓶颈段，是在“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之后，国家政策鼓励大规模利用当地资源搞扶贫开发，正式由求助式扶贫迈入开发式扶贫，资源的瓶颈立刻显现，当时没有顾及到生态扶贫与产业化扶贫的耦合，过渡的产业化使得扶贫的整体效果变差(见图5)。

如果不是湘西政府在1998年开始采取有效对策恢复生态，实施生态扶贫，则整个曲线会在2000年发生分叉，成为灾变，农民会再次返贫(见图6)。

四、基本结论及展望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对于生态资源富足区贫困人口反贫困，应该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脱贫，解决温饱;另一个层次是致富，防止返贫或相对贫困。在扶贫的操作上也要针对两个层次分两个阶段区别对待。第一个阶段应以实施农业产业化为主，第二个阶段的扶贫应以生态建设为主实施生态扶贫。且两个层次的转换单纯依靠贫困主体自我实现的风险较大，很可能堕入“环境不可逆”的陷阱，从而过渡不到第二个阶段，因此需要政府参与，严防生态环境堕入环境不可逆阀值水平之下。至于政府在何时干预，何时退出，干预力度多大，笔者认为政府在G点进行干预，F点退出，且干预力度以保证干预后的曲线EF的底谷，刚好在环境不可逆阀值水平上方，为最佳干预时点及最佳干预力度。过F点之后，生态扶贫与农业产业化扶贫进入有效耦合阶段，能够实现自我发展。但至于如何量化介入点和介入力度的问题还有待再研究。

所以，对于生态资源丰富地区贫困人口反贫困，必须保证生态扶贫与农业产业化扶贫的有效耦合，使两者结合，互相促进，立体滚动式发展才能使贫困人口真正脱贫直至奔小康。同时保证政府有限的扶贫资金有效利用，看准介入和退出的时点，把握介入的力度，才能加快扶贫的进程，防止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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