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和政治文化

" 任何人都会承认，中国社会在近20来年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这是社会转型而非政治转型。同样，中国知识界的思想状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和深刻分化。改革、开放刚启动时，人们的立场、情绪可以用「咸与维新」来形容；而现在，任何稍具批判精神的知识份子都不会毫无保留地肯定现状，人们重新深刻地思考改革的目标，思考社会转型的含义和后果。 我认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发展到今天令人不满的地步，知识界不能负主要责任，甚至没有多少责任，因为知识份子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起主导作用。但另一方面，知识份子对中国社会变迁是否有清醒的认识，是否为营造一种恰当的政治文化尽到了责任，对此问题是应当反省和检讨的。

一 政治文化缺课的改革

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比前苏联低，改革的意愿和动力大不如苏联，当赫鲁晓夫（Nikita Kruschev）迈出改弦更张的第一步时，中共作出了猛烈反应，但在70年代末，中国改革的决心之大，步伐之快，不但令世界瞩目，还令世界吃惊。这是为甚么？这是因为，中国有一个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摧毁毛派政治集团「四人帮」的中共领导人，认识到原先的路走不通了。中国以一场浩劫为代价，得到一个告别毛泽东主义、告别毛式社会主义的机会。但中国并没有把握住这个契机，或者说，中国有志之士抓住这个契机的努力没有成功。中国在文革劫难中付出的代价之大和之后收获之少，恰成鲜明对比。

可以和德国（这里指西部）经历了法西斯统治这场浩劫后发生的巨变作一对比。德国战败后，大量的兽行与惨剧被揭露，一方面德国人痛定思痛，另一方面却对西方战胜国强加的宪政民主体制隔膜甚至反感。德国如果要新生，就需要一种全新的政治文化。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文化殊为不易，战胜国的军事占领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德国知识界的历史感和深刻性也是重要因素。德国知识界为营造新政治文化一直艰苦努力，从阿伦特（Hannah Arendt）到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他们始终坚持彻底批判法西斯主义、深刻揭露其根源的政治生活，终于使得反法西斯、反种族主义、维护人权与和平成为全民族的共同准则。

中国经历浩劫之后这两个条件都没有，既没有外力强制，中国知识界的自觉程度和主观努力也不够。就新的政治文化建设而言，中国思想界在70年代末面临着一个极为艰巨的历史任务，这就是：彻底清算毛泽东主义，揭露文化大革命的法西斯专制性质，探讨文革得以发生和酿成大祸的制度性原因；清算「镇反」、「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等各项政治运动反人性的本质和对全民族的伤害；清算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危害，总结其教训。在批判、揭露、探索的基础上，应该形成一种崭新的政治文化，使得曾经遭到极度否定的人的价值和权利──信仰和思想的权利、言论表达的权利、个人安全和尊严的权利、结社的权利、拥有财产的权利，等等──成为中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基石。在这种政治文化的熏陶下，中国人将知道自己的权利和服从法律的义务，将对任何专断的倾向、侵犯人民权利和削弱法律权威的倾向警惕和斗争。但是，这种政治文化并未形成。

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从当权者的立场看，中国的改革大致是成功的。改革20来年，中国经济有举世瞩目的增长。虽然贫富差距极大增加，下岗工人的示威请愿不断发生，但政府有力量弹压。更重要的是，干部队伍和其他各行业中的一些人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应当承认，现在中国社会上有抱负、有能力的人中，愿意挤进统治阶层和愿意用不正当或正当手段发财致富的人，远远多于愿意为社会正义努力的人。如果社会上最有能量的人多数肯定现状和安于现状，并有条件发挥他们的能量，那么这个一党执政的体制是安全的。20来年转型和变迁的最大特征，是统治的维持不是靠意识形态而是靠既得利益，是革命党正在转变为执政党。统治者丧失了道义优势和士气，但统治机器凭借巨大的惯性仍能运转。

中国的改革是由中共领导层中较有远见的少数人发动和主导的，改革固然有利国利民的一面，但改革的根本目标与其说是救国救民，不如说是救党。这个目的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表达是「一切要有利于安定团结」，即政治上不要有变动，一党执政的局面决不要变。显然，改革20年一手松（经济）、一手紧（政治）的局面始终未曾改变。80年代中国新政治文化的建设有其曲折的道路，我将在下一节分析。但1989年后，中国一直处于一种「改革的停滞」或「停滞的改革」状态，权贵式改革的成功和当权者扼杀、压制中国新政治文化的成功完全一致。所以，到二十一世纪刚刚开始的今天，中国的新政治文化建设仍然是一个需要大力启动的时代课题。

二 新的政治文化为甚么没有形成？

在上一个世纪的70年代末，中国似乎很有希望产生新的政治文化，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使人们认识到了毛主义和毛式社会主义的彻底破产。不但激进的毛派份子「四人帮」被打倒，温和的毛派、文革的既得利益者也逐渐失势，一种新的、以反专制为基调的政治文化氛围开始形成。掌权者全是在文革中受过毛的迫害或打击的人，他们不想再有文化大革命，也打算总结经验教训。

1979年，希望达到最高点，对毛的揭露、批判不断升温；张志新事件被披露，标题为〈谁之罪？〉的文章开始从制度层面追究和分析。「西单民主墙」不但得到容许，而且得到赞扬。「西单民主墙」运动中涌现了一批很有实力的民间思想家，其中《沃土》的主笔从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政治哲学谈起，剖析专制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后来又写出了脍炙人口的〈论言论自由〉。这些人曾寻求过当时在体制内有一定地位、在社会上有相当号召力的知识界领衔人物的支持，但这些大人物未予重视，他们显然不理解新出土的思想幼芽的意义，仅热衷于自己「为马克思主义正本清源」或「为民请命」的工作。

在京召开的「理论务虚会」势头很好，体制内的理论精英济济一堂，对毛主义的批判越发深入、畅所欲言。但就在这关键时刻，思想解放过程戛然而止，「四项基本原则」定于一尊，一切思考和探讨的道路都被封死。这表现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智慧」，因为他们本质上是毛主义者，他们可以批判毛的某些路线、方针，但决不容许批判毛的政治原则，毛缔造的政治制度。《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炉，成为政治理论问题的标准答案。它固然是各方意见妥协的产物，也包含了一些批毛的内容，但它的本质是维护广义的毛主义，阻止对政治制度及其原理的思考和批判。

70年代末期体制内形成新的政治文化的努力受挫，并一直受到箝制和打压，这种努力就由体制外的学者在社会上继续，这是理解80年代「文化热」的钥匙。80年代的「文化热」有双重含义：一，它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性质，政治诉求转向文化，它不再具有塑造新型政治文化的直接性；二，在泛化和淡化的同时，它的政治诉求具有深化的优点。体制内理论家虽然有道德勇气，但他们的眼界相当狭隘，知识结构功底在马克思主义方面。中国要形成新的政治文化，需要从头做起，需要恢复中断了几十年的学统，需要在近代经典学理和当代新兴思潮两方面补课。

既然不可能正常地塑造一种新的政治文化，那么我们现在就不应该责备80年代知识界失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今天对当时思潮的疏理和检讨，以利于将来的发展。

在80年代中前期，按体制内思路活动转到体制外继续从事启蒙的人，高扬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大旗，大谈异化，其中学养最深的人已经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反思和批判黑格尔哲学，主张「宁要康德，不要黑格尔」。这是因为他们难能可贵地看到了康德哲学中政治自由的" 可能性要大得多，而黑格尔思想中的专制因素颇为丰富。但是，他们在德国古典思辩哲学中停留得太久了，为挣脱传统思想而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太多了，如果他们熟悉西方哲学在二十世纪的内容，本可以更快地越过这一阶段的。

有更多的思想派别、学术集团、文化山头并不囿于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哲学的背景，他们有的大力吸收当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力图在世界观、历史观方面有所突破和建树（这种努力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旧政治文化的核心）；有的全面、系统引介二十世纪西方人文思潮，目的是为重新理解外部世界，尤其是当代世界，从而为深刻理解中国提供参照和学养；有的突破中国人对「文史哲」的传统偏好，引进人们不熟悉的，但对营造新的政治文化极为必需的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方面的知识；即使是以恢复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正常研究为己任的学人，也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具有为营造新政治文化打基础的意向。这种种工作的意义在90年代开始显示出来。

对这些体制外的迂回努力和基础性，我想仅从新政治文化建设的角度简单评论几句。「文化热」的思想学术成就巨大，但似乎在形而上的维度上着力过多，对精神和文化的偏爱大大超过对制度安排的探索；人们追求深刻性、基础性、系统性，而对现实性、直接性较少焦虑。有人曾说过，中国人热衷于「形而上」和「形而下」，就是对「形而中」不感兴趣，80年代的显学是美学，宗教伦理学也大行其道，似乎在重走心性之学、「先内圣然后外王」、「改造国民性」的老路。其结果是，当社会风潮突起之时措手不及。

当然，不能以政治文化为唯一尺度，大多数学者并不以此为己任，他们在自己喜爱的领域工作并获得成就与影响，决不能说他们领导潮流不力。但改革风潮中思想文化界某些最有影响的人素养不够，未能尽到自己推动新政治文化产生的责任，却也是不争之事实。

三 六四事件：政治文化建设的中断

在80年代，形成新政治文化的工作在风风雨雨、磕磕绊绊中迂回曲折地进行，但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使这种平稳、渐进的文化建设工作戛然而止。六四之后有一段空白期，其间知识界弥漫着犬儒主义和拜金主义，然后，后现代思潮和新左派思潮的出现，使中国知识界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整体性地致力于反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建设了。

六四事件是分水岭，因此，对它的起因、性质、后果进行反思和分析是必要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引发青年学生的民主抗议运动的导火线是胡耀邦逝世这一偶发事件。胡耀邦是因为主张宽松和宽容，反对搞「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镇压学生而下台的。无论是数以万计的学生，还是引人注目的大批新闻工作者在天安门广场的和平游行请愿，其思想后援则大都是来自十来年持续不断的反专制政治文化的影响。

对以上论述，我不是不屑于论争，但我真不知道如何论争。我惊讶于作者捏合事实、套裁现实的勇气。好在短短的十余年，几乎所有的卷入者、观察者都还健在，当事人的回忆大量出版，有关文件、材料，包括官方机密材料也已出版，它的起因、过程一清二楚，对其性质不难判断，海内外对之形成了基本的共识和判断。

六四事件使新政治文化的建设中断。六四镇压之后，不出预料地出现了对新政治文化的反动气氛，其基调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全盘西化」、「反和平演变」，这又从反面证明了六四的起因和性质。在这种反动的气氛中，官方试图彻底清算80年代的非官方文化建设活动，批《河殇》就是显著的一例。到了90年代中期，出现了性质同样为左，但话语十分时髦的另一种清算，比如有后现代派人士说，80年代的新政治文化建设是「在『启蒙』话语中沉湎的知识份子对西方话语无条件的『臣属』位置和对于『现代性』的狂热迷恋」4。又如，还有的新左派对80年代的文化活动全面清理，他们除了与己相同的少数几个人外，对各家各派都轻率地加以否定5。应该承认，新左派的清算往往较老左派有力和有效。

四 90年代以来政治文化的不同路向

六四事件使中国政治文化建设中本来就无可回避的问题更加尖锐：我们面对着专制和暴力。我们需要探究：它的形成原因，它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表现形式，取代它的政治制度形式、社会条件和实现这种取代的可能性与方式。但作为思想界一般性的、前提性的任务，仍然是对专制政治的批判。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分化和基本分野，说到底就是坚持这个方向，继续努力完成五四运动就提出而一直没有完成的任务，还是背离、偏离这个方向，抵制和诋毁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努力（过去的和正在进行的）。90年代至今，中国思想文化场景纷繁复杂，但从这个角度看，基本轮廓和分野还是清楚而简单的。

以下仅以90年代三次讨论和争论为例加以说明。

（甲）关于激进主义的争论

对激进主义的反思这个论题是余英时在1988年提出的，与六四运动无关，而与批判旧政治文化密切相关。余先生的论题可以这么理解：中国革命政权的建立以及中国革命的发生是一场悲剧，中国知识份子对此应负责任，问题出在他们的激进心态。这种看法对于大陆知识界来说是相当新颖而具启发性，当然，它引起的争议和批评不下于赞成与响应。

在错综复杂的学理交锋和论证之中，有三种观点与本文讨论有关。

第一，朱学勤不同意余英时的观点，认为它对中国革命原因的" 解释是一种文化决定论，与其说是知识份子的过激心态酿成革命，不如说是一系列事件（包括像西安事变这样的偶然事件）导致本来无望的革命居然成功。

第二，李泽厚接过反思激进主义的思路，提出「告别革命」的口号。如果说余英时反激进的目的是清理既往，那么李泽厚则刚好相反，是为了维护现状。李在学理上有一种内在的困难：一个激进的革命政党用过激的手段取得政权，靠反激进论去维护它，同时也就是剥夺它的历史合法性。

第三，汪晖出于反自由主义的目的，提出一种有关中国激进主义的论说，其错误一望而知。首先，他断言反思激进主义是出于总结1989年的运动，而形成的共识是对激进主义的批评6，这两点都不是事实；其次，他将自由主义等同于反激进主义7，这也不符合事实。自由主义和反思法国大革命中的激进民主主义有关，但和解释中国革命的起源与成功没有内在联系。实际上，与余英时论争、反对李泽厚观点的，好多都是自由派学者，汪晖并没有弄明白这一点。

（乙）关于人文精神失落的讨论

1994年上海一批中青年学人在《读书》杂志上讨论人文精神，很能说明转型期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对问题的观察与诊断的歧异。

据我所知，讨论最初的发起者是有感于六四之后学术文化局面的雕零，与80年代「文化热」的巨大落差而发议论，力图对1949年以来的文化专制作一回溯与总结。与此同时，许多上海文化人以其对时局的敏感，预见到商品文化、大众文化、拜金心理将对他们理解和尊崇的人文精神的威胁和冲击。无可讳言，这场讨论也包含知识份子对自身地位下降和边缘化的困惑与不满的宣泄。

他们的基本判断是正确的，人文精神的失落不是起于90年代初的商品经济潮，而是发端于1949年的文化专制。他们这样质问：「如果说人文精神的丧失是由于90年代初的商品经济，那么在此之前我们就很有人文精神了？」把人文精神丧失的原因，归结为文化专制对知识份子的摧残和他们精神的侏儒化。但是，对文化专制的追究很快销声匿迹，对商品经济的声讨虚火上升。一位发言者在逃避现实性的路上走得更远，当他被正面问到「人文精神究竟是何时丧失的」时，给出的回答竟然是「自明末清初就开始丧失了」。而新左派的代表人物还嫌没有把原因推得更遥远渺茫处，有人把人文精神失落问题的讨论归结为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系统危机的本能反抗，认为其缺点是「没有真正解释市场主义时代的内在矛盾」8。看来，文化大革命革中国文化的命还不够，历次运动打击知识份子还不够，几十年的摧残、奴化也不是原因，应该负责的是美国的大公司。

如何评价商品文化和大众文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不论如何，意识到（哪怕是夸大地、偏颇地）可能有一种新的压迫形式产生，意识到随着社会转型会出现新问题，就是有意义的。如果能进一步探究旧体制如何利用、结合新的经济、社会、文化形态继续运作（旧体制当然善于、也确实在作这种利用和结合），则更有意义。在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质疑人文精神讨论的一些人是太不敏感和局限于旧经验，而觉察不到新问题正在或将要出现，不能理解转型期的问题不是单一的。

（丙）关于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

从90年代中期起到现在，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构成当代中国如何建构新型政治文化方面的分歧和对立的主要内容。自由主义被重新提出，不过是把自五四到8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中反专制、要人权，提倡科学、自由、民主的内容深化、纯化和学理化，并明确肯定以前未能强调的个人自由、法治、市场经济和个人财产权。

不同的人和群体对自由主义有不同的理解，对其内容有不同的强调和取舍，对古典的和当代的自由主义流派、学说各有偏爱，对当前中国的问题有不同看法，在评价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内涵和社会作用时，只能取其基本主张。事实上，中国当代的现实问题是如此复杂，我们不可能简单幼稚到只在某家某派的理论中讨药方。但是，中国新旧形式专制的毒害是如此深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人类既有的文明是如此隔膜，我们不能不重申关于人的价值和制度安排的基本原则。

「新左派」这一称呼在90年代中期一场有关国情的思想争论中即已出现，现在，这批人中不少人拒绝这一称谓，认为是诬称（有人还想沾对立派的光，称自己为「自由左派」；有人扮两副面孔，在国内拒绝，但欣然接受西方新左派杂志给予的「新左派」称号）。基于以下三项理由，我认为「新左派」这个称呼是恰当的。

一、他们的思想理论资源完全来自当代西方新左派，并和他们有联合行动；

二、他们和中国老左派一样，只反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反专制主义；

三、与老左派一样，他们肯定毛泽东的左倾做法，如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等，号称要「继承社会主义遗产」。

两派的分歧，说到底是坚持反对专制主义、极权主义，还是反对资本主义的问题。其他许多问题都由此派生，比如社会不公、腐败等等，主要是由于旧体制、由于权力的垄断和专断引起，还是由于新因素，即市场经济和资本的存在引起。其实问题并不难回答，比如谁都知道，中国最严重、最普遍的不公正是城乡差别，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从未享受到国民待遇，这难道是资本造成的不公？市场经济是导致、加剧了这种不公正，还是起到了消解这种不公正的作用？实行市场经济20年来，尤其是最近十来年，中国社会的转型一直进行着，但是，中国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还是仍然是一党制国家？中国的前途是实行宪政民主，还是要借助分析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是否真的存在这种危机？）找到救治的答案？两派的回答截然相反。

我认为，中国在政治文化方面的缺课非补不可，对毛式「社会主义遗产」非批判不可。如果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还有意义，那也只能是在这之后。政治自由的问题不解决，一切理论探索和争论都像是戴着镣铐跳舞，只不过有的舞者极力想解脱镣铐，有的舞者则觉得扭曲着肢体狂欢很荣耀。

注释 4 张颐武：〈阐释「中国」的焦虑〉，《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5年4月号，页132。

5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页13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