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内涵、路径和挑战的思考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个内涵丰富、包容全面的目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涵盖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等。①换言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个内含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生态文明领域的“五位一体”总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在“全面”二字。这五方面的目标要求，是一个系统，一个整体，离开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是全面小康。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意味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科学认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研判中国未来经济走势，作出一个重大判断，即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器、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在2014年APEC峰会上，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分析阐释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三大特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增长速度将从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同时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都会经历一次大的调整。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意味着中国式民主不断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民主的基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政治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中国执政党从未否定过民主的价值和现代性，相反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2014年公开处理湖南衡阳特大破坏选举案等表明，中国执政党和中国政府绝不允许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玷污，决不允许国家根本政治制度被视为“橡皮图章”。

协商民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和现实路径。协商民主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中国式民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当前，西方政党政治内耗严重，日益沦为“否决政治”，并且政党竞争严重依赖分利集团，公共政策被挟持现象严重。②相反，协商民主不仅要加强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还要加强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在充分发扬民主、尊重民意同时，集中决策，高效决策，既防止专制倾向，又保持国家的自主性。美国经济学家布赖恩・卡普兰在《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里提出，美国人引以为豪的民主制度其实纵容了选民的胡闹，导致不良政策大行其道。③

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意味着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没有文化的发展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文化软实力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中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关系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要使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还要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软实力”概念提出者约瑟夫・奈指出，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吸引力和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④他认为中国软实力的优势在于文化层面，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向非常有吸引力，西方人长期以来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吸引。习近平多次在公开场合谈到对传统文化的看法，他曾援引德国哲学家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一书，指出传统的工业文明，只重视人的物质需求，而忽视了人的精神需求，使人单向度发展。然而，中华文化中的某些部分，尤其是儒家伦理经过创造、改造，可能为世界上一些困惑、难题提供有益启示。这或许是习近平多次强调追求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意味着人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国梦在个人层面的内涵便是人民幸福。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意味着政府将更加关注民生。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资本论》结尾处强调“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成为“目的本身”。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通过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对教育、就业、收入、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的新要求、新期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是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普遍提高的重要标志；让就业更加充分，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是民生之本得到保障的具体体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中产阶层群体持续扩大，贫穷人口大幅减少，是实现发展成果人人共享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使社会保障全覆盖，人人看得起病，居者有其屋，是中国追求包容性发展的生动体现。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地位更加突出。十八大报告创造性地提出了“五位一体”，增加了“生态文明建设”，丰富了“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国家发展偏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层面，对生态文明的关注不够。这有国情因素，也有发展阶段因素。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态环境在人民生活中的地位不断凸显，与人们的幸福感的相关性越来越高。如果没有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即使国家发展起来了，老百姓也会抱怨。值得注意的是，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加剧的发展态势。这说明，人们对生态环境破坏更加敏感，更加难以容忍，对生态质量的要求愈来愈高。

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及贯穿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是环环相扣、步步深入的全局谋划和战略部署。由习近平任起草组组长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党的一份政治承诺，能否实现事关党的信誉。怎么实现？或者说路径在哪？答案就是习近平年初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所讲的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⑤换言之，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需要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三个全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开始呈现出新的发展样式和新的进步姿态。习近平等新一代领导人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路径。

全面深化改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大动力，是破除体制机制弊端的有力武器，是铲除利益集团、扼杀寻租护租的利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为人人分享的体制机制弊端，建立适合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值得注意的是，三中全会提出的深改是“全面深改”，不同于以往偏向于经济体制改革，而是包含经济治理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治理改革、社会治理改革、生态治理改革以及党的改革。

“精心以图之，实心以行之”。当前中国面临的转型困局，必须依靠这样一种前所未有、力度罕见的改革。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创造了闪耀的经济成绩，羡煞很多后发展国家。但是，不得不认识到，发展不均、贫富差距、生态污染等成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的副产品。全面依法治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大保障，是铲除中国“人治”阴霾、保证市场健康发展的重大布局。“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运用法律衡量政治、规范经济、改善社会文化，是古今中外历史反复证明的有效办法。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必须用好法治方式，建设法治中国。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弱。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籍学者福山最新提出，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三个构成要素：强政府、法治和民主负责制。而且，三者之间有着严格的时间顺序。⑥中国正是在这样的渐进顺序上探索着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中国是开发国家制度的先行者，是创造韦伯式现代国家的第一个世界文明。然而，中国历史上缺乏法治传统，现代法治进程也是充满坎坷。当前，群体性事件、信访不信法、“塔西佗陷阱”等中国“成长中的烦恼”，就是缘由法治权威不足，大众（包括官员）还没有建立对法律的信仰和敬畏。

“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首先是一个法律良性运转的社会。依靠法治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中，公民权利能够得到充分尊重，其经济模式是现代型、法治型市场经济，社会以法律为准绳，文化发展、生态发展有法治作保障。一句话，利益关系以法治调整为主。

全面从严治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大政党组织保障，是转型国家有序化、组织化、制度化发展的力量保证。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历史比较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一党制度较之多元政党体制更趋向于稳定，多党制是脆弱的政党体制；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和适应性。⑦可以说，处于现代化转型的中国，目前的政党制度是合适的，是符合国家演进一般规律的。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一个管理严格、制度执行力强的政党，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保证。

中共的最大优势在于选贤任能和执行效率。包括习近平在内的绝大部分中共干部，是一步一步、一个台阶接着一个台阶逐级历练成长起来的。他们有着丰富的治理经历和管理经验，即使治理一乡、一县的主政者都是激烈竞争产生，更不论市级、省级主政者。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要操盘手，意义重大。中央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了精心布局，关键就看下面执行了。中共历来强调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重要性，习近平此次将它们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原因之一就是希望党的干部切实加强执行力，不折不扣完成党的部署，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相反，如果党内不纯洁，制度和规矩成为软约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无疑将成为空中楼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诸多薄弱环节的现实挑战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问题，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息息相关的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住房、教育、医疗等发展不足，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等。这些主要困难和问题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薄弱环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现实挑战，如不加以解决，将会明显制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中国三十几年的发展模式呈现唯“GDP”导向，这固然有其发展阶段性因素，但这种模式带来的弊病越来越明显，生态危机已经显现。因此，习近平提出要适应“经济新常态”，地方莫以GDP论英雄，可谓独具经济眼光，把准了当前国际、国内的经济发展大势。即使经济发展了，但环境污染了，社会不和谐了，没有干净的水，没有新鲜的空气，没有了乡愁，这样的发展不是科学发展，这样的社会不是小康社会。因此，地方能否以习近平“经济新常态”的发展理念，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社会保护等关系是一项挑战。

当前，收入差距较大、贫富差距较悬殊的局面极具挑战。造成这一局面的因素很多，但越来越显要的因素是利益集团的寻租、护租。当前，中国改革的最大阻碍是国有企业等既得利益者的护租行为。能否驯服国企等集体组织，建立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机制，使改革红利人人得以分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巨大挑战。能否解决好中国崛起的中产阶层对住房、医疗、教育等的新需求、新期望，也是一项巨大挑战。能否解决好占中国近一半人口的农民群体的小康需求，深刻检验着地方治理者，这才是基层主政者最大的实力实绩。此外，当前经济发展带来文化失序风险越来越大，没有文化的繁荣和“德”社会的建立，也不算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归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道路漫漫，挑战无限，需要有智、有魄力的决策者，需要有为、有担当的执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