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的钟表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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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时间：2023-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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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的钟表之源

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的“日内瓦：时光之芯――瑞士钟表文化之源”展览，通过350件日内瓦藏品的制作工艺与技术进行了一场关于时间的对话。通透的展厅在呈现时计的同时还原了日内瓦传统手工作坊的工匠协作方式，工具、操作台都被细致地复刻了。橱窗模特穿着18世纪的服装，展现工作场景，其中一个模特是机器人，他用放大镜检查完怀表的机芯后，抬头扫视了一眼车间。仔细听能感受到作坊外街道的嘈杂，夹带着敲打在路面的马蹄声，这一切让阁楼工匠的意境更加真实。“展厅设计是受到克里斯朵夫・弗朗索瓦・冯齐格勒的油画的启发，画的原作如今收藏在日内瓦艺术与历史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副馆长杨文英对本刊记者说。

2011年9月双方初次洽谈，确定合作意向后，杨文英曾前往日内瓦艺术与历史博物馆考察。“当时我看到的不是具有功能性的表，而是以表为载体的艺术品。所以今天我们的参观者也会看到，在展览中钟表的陈列方式不会特意去强调面盘。”展品是瑞士方根据中国观众的喜好而挑选的，包括日内瓦珐琅工艺大师于奥兄弟和伦敦制表师弗罗芒蒂于1680年前后制作的铜镀金珐琅微绘怀表，以及罗沙兄弟于1814年前后制作的笼式小鸟报时表。“这是一个时计发展的脉络和综述。展览以简明、深刻的方式阐述钟表产生的历史背景，人类是如何开始计算时间的，时间的计算对我们的生活和社会发展有什么样的作用。”日内瓦艺术与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埃斯特尔・弗雷特（Estelle Fallet）说。

到了18世纪早期，安放在墙壁支架上的挂钟不再使用原有的直线设计，而改为小提琴的曲线设计。这是因为当时制作挂钟的事业是诸多行业合力完成的，包括制表师、木匠、雕塑师、铸工、青铜工匠、雕刻师以及珐琅师。从1765年的“修道士”座钟可以看出，若要把钟表放在柜橱上，钟表还要保持与家具风格的一致，比如模仿来自远东用在家具上的马丁漆。19世纪钟表的家居装饰作用达到顶峰。可以从其中的一座自鸣座钟上明显感觉到，相比于早期的座钟，这个黑檀木外壳的座钟每一面都多了铜胎画珐琅图案。

整个18世纪，这三个欧洲城市见证了制表艺术的空前发展：巴黎、伦敦和日内瓦。知名的制表师们来自瑞士，基于销售网络通常他们中的一些人会选择在巴黎和伦敦发展。日内瓦钟表制造的贸易则从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一致延伸到西亚黎凡特地区（如今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地区）。尤其是日内瓦的珐琅艺术获得了欧洲各地制表师的青睐。在启蒙时代，思想家如狄德罗、伏尔泰、卢梭以令人印象深刻的著作《百科全书》作为武器向愚昧、迷信和暴政宣战。书中涵盖了机械、工程与钟表制造业及手工艺装饰，印度棉面料绘制以及修复手工艺等方面的内容，使之一切能够传播开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钟表业持续快速发展。在巴黎和日内瓦，制表师不是普通的手工业者，他们受过教育，参加政治辩论，光顾文学沙龙，参与咖啡馆里的讨论。

伏尔泰曾决定在费尔内发展钟表业。路易十五的部长舒瓦瑟尔公爵建议他在法国靠近日内瓦的韦尔索瓦湖畔建一个新城。1767年新城的规模达成，这个理想的新城外围酷似沃班式城堡。可惜舒瓦瑟尔在1770年失势，新城计划夭折了。尽管伏尔泰建造了他的“费尔内皇家钟表工场”，并有欧洲上流社会和外交界朋友的支持，但这还不足以形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市场，无法和日内瓦两个世纪以来织造的销售网络竞争。1785年，伏尔泰结束了这次创业。另一个涉足钟表业的名人是博马舍，在他还用原名彼埃尔・奥古斯坦・加隆的时候研究了钟表的机芯构造，取消了使机芯增厚的所有零部件，如轴颈、链系、T形支架、所有冠齿轮等。在放弃钟表业转向经商和文学之后，博马舍的妹夫莱比纳接上了力。“莱比纳机芯”基于博马舍的研究，取消了两片夹板中的一片，并以桥接替代，如今的超薄手表由此而来。

“日内瓦同样经历了行业的高低起伏，从独立分散到工匠协作再到如今的工场化生产。但幸好传统和历史没有中断过。”埃斯特尔・弗雷特说。如今“阁楼工匠”的场景在日内瓦已经无迹可寻。20世纪早期，渴望实现现代化与合理化发展的要求促进了社区的再发展，“屋檐上的长廊”建筑逐渐消失了。到了20世纪30年代，传统的阁楼工坊结构几乎全部被现代意义上的工场取代。如今，由于“高级钟表”领域的专业化，制表业也变得越来越单一。植根在日内瓦的高级制表品牌们已经在极力保存和恢复曾经灿烂的传统工艺。正如埃斯特尔・弗雷特所说：“若没有阁楼工匠，没有工坊协会的形式，一切都不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