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至四十年代对鲁迅的批驳

【20年代对鲁迅的批驳】

1919年：

陈铁生：“鲁迅君何许人……脑海里似乎有点不清楚，竟然把拳匪同技击术混在一起。(《驳随感录第三十七条》，原载1919年2月15日《新青年》6卷2号)

1924年：

成仿吾：“前期作品中，《狂人日记》很平凡;《阿Q正传》的描写虽佳，而结构极坏;《孔乙己》 、《药》、《明天》皆未免庸俗;《一件小事》是一篇拙劣的随笔;《头发的故事》亦是随笔体;惟《风波》与《故乡》实不可多得作品。……《白光》一篇使我联想到达夫的《银灰色的死》，可惜表现实在不足，薄弱的很。《兔和猫》与《社戏》都是作者幼时的回忆，饶有诗趣，只是《鸭的喜剧》实不能说是小说，倒是一篇优美的随笔。《不周山》又是全集中极可注意的一篇作品。”“我们中国人有一种通病，小说流行的时候，便什么文字都叫小说，这是很容易使人误会的事情。作者是万人崇仰的，他对于一般青年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样鱼目混珠，我是对于他特别不满意的。”(《〈呐喊〉的评论》，原载1924年1月《创造季刊》2卷2期)

1925年：

不署名：“什么东西!你的小说我做的出!要不是胡适之改革文学，你哪里拿得出，还不是在教育部钻狗洞!”(选自1925年12月3日不署名至鲁迅信，原信现存鲁迅博物馆)

1926年：

陈源：鲁迅是“一位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他常常的无故骂人，要是那人生气，他就说人家没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的一言半语，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鲁迅先生 (在书中)就没有那样的声明。”(《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原载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

高长虹：“我与鲁迅，会面不只百次，然他所给我的印象……实为一真正的艺术家的面目。过次以往，则递降而至一不很高明而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递降而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除世故外，几不知其它。”“鲁迅去年45岁……如自谓老人，是精神的堕落。”“我是主张批评的……鲁迅却是主张骂，不相信道理。”“鲁迅……不能持论……那是被感情、地位、虚荣所摇动了。”(《走到出版界》，原载1926年11月17日《狂飙》第5期)

高长虹：“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还有?救救老人!!!”“我对于鲁迅先生曾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思想上，而且是生活上，但这对于他才终于没有益处，这倒是我最大的遗憾呢!”“至少亦希望彼等勿挟其历史的势力，而倒卧在青年的脚下以行其绊脚石式的开倒车的狡计，亦勿一面介绍外国作品，一面则蝎子撩尾以中伤青年作者的豪兴也!”(原载1926年12月12日《狂飙》10期)

1927年：

高长虹：“鲁迅梦为皇太子，醒了时，笑了，却仍假装在梦中。天才曰：糊涂虫!鲁迅梦为思想界权威者，醒了时，则然‘狗’也。于是而用捣鬼与造谣而假装其有权威者。”(《鲁迅梦为皇太子》，原载1927年1月30日《狂飙》)

1928年：

冯乃超：“鲁迅这位老先生……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的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的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艺术与社会生活》，原载1928年1月15日《文化批判》创刊号)

钱杏村：“鲁迅的创作，我们老实的说，没有时代的意味，不是能代表现代的，他的大部分创作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的，而且遥远了。”“鲁迅所看到的人生只是如此，所以展开《野草》一书便觉得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道，不是苦闷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运;不是残忍的杀戮，就是社会的敌意;不是希望的死亡，就是人生的毁灭;不是精神的杀戮，就是梦的崇拜;不是诅咒人类应该同归于尽，就是说明人类的恶鬼与野兽化……一切一切，都是引着青年走向死灭的道路，为跟着他走的青年掘了无数无数的坟墓。(《死去了的阿Q时代》，原载1928年3月1日《太阳月刊》三月号)

冯乃超：“事实上，他是‘恭维’及‘害怕’的强迫症病人。不然，他不会切齿的骂人‘害怕’，骂人‘恭维’的哦，鲁迅何苦来由，胁迫于自己做出来的观念，终至缩入绍兴酒翁中，‘依旧讲趣味’去呢?”(《人道主义者怎样的防卫自己?》，原载1928年4月15日《文化批判》创刊号)

“鲁迅以革命自负，而竟仇视革命作家，纯用冷讥热嘲的口语来逞着豪兴，没有理论的根据，我们真不知道他所走的那一条路。鲁迅的这种思想不但错误，而且非常的模糊，常常令人难以猜测。”“鲁迅……一种含血喷人的精神，也真令人有‘行之百事而不悖’的感想。”(《“朦胧”以后──三论鲁迅》，原载1928年5月20日《我们月刊》创刊号)

“我们真不知道被读者称为大作家的鲁迅的政治思想是这样的骇人!他完全变成个落伍者，没有阶级的认识，也没有革命的情绪。”(《死去了的鲁迅》，原载1928年7月《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第1卷)

石厚生(成仿吾)：“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 DonQuixote(堂·吉可德)──堂鲁迅!”“我们中国的堂·吉可德，不仅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而且同时还在‘醉眼陶然’;不仅见了风车要疑为神鬼，而且同时自己跌坐在虚构的神殿之上，在装作鬼神而沉入了恍惚的境地。”(《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原载1928年5月1日《创造月刊》第1卷11期)

叶灵风：“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已往的战迹，躲在酒缸的后面，挥着他‘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鲁迅先生》，原载1928年5月15日《戈壁》2期)

黑木：“鲁迅之笔，以尖酸刻薄而出名，其骂人也，亦有一定之‘孙子兵法’，兹为介绍如下：骂西滢时代：做随感录骂，在小说里面骂，在给旁人写的序文里面骂，回答旁人的信内骂。化名做文章骂。骂高长虹时代：做随感录骂，拼凑别人写好的文章来骂，在给旁人的信上骂，做考证介绍文时骂，写小说骂，引用古人的典故来骂，在自己作品的序文里面也骂。今也，骂革命文学家时代：写随感录骂，用假名字做随感录骂，集对方的人的文句来骂，在旁人作品的按语上骂，给旁人的回信上骂，借旁人的来函骂，叫弟弟们化名来帮着骂，在启示里面骂。黔驴技，止于此。”(《鲁迅骂人的策略》，原载1928年5月15日《戈壁》2期)

杜荃(郭沫若)：“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他是一位不得志的 fascist(法西斯谛)(《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原载1928年8月10日《创造月刊》2卷1期)

1929年：

实秋(即梁实秋)：“大凡做走狗的都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点恩惠。《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赍呢。钱我是想要的，因为没有钱便无法维持生计。可是钱怎样的去得到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帐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某某党去领卢布，这一套的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也许事实上我已做了走狗，已经有可以领金镑或卢布的资格了，但是我实在不知道到哪里去领去。关于这一点，真希望有经验的人能启发我的愚蒙。

【30年代对鲁迅的批驳】

1930年：

甲辰生：“鲁迅先生在春雷似的掌声中登了讲台，‘轻轻的，飘飘的，有气无力的哼了不满三十分钟的雅调。”(《鲁迅卖狗皮膏药》，原载1930年4月1日《民国日报》)

男儿：“鲁迅先生在共产党诅骂到怕之后，一拉拢就屈服了，光华书局所出版之萌芽，名为鲁迅主编，实则是共产党操纵而且更同流合污的署名于巴而底山之共产党代的刊物，其自甘为傀儡犹如此者，”(《文坛上的贰臣传》，原载1930年5月7日《民国日报》)

张资平：“呜呼!鲁迅大爷有福了……有了稿费，喝得‘醉眼陶然’了”(《答黄棘氏》，原载1930年5月1日《洛浦》创刊号)

1931年：

向培良：“不过鲁迅虽然骂，也不过空空然白纸黑字，并无效力，既然已不能用对付狂飙周刊的旧法，又不能叫青年文艺警卫团警卫一下子。则鲁迅骂个痛快之后，也会自己感到无聊吧。前此他愤然说要停办莽原，我劝他不要学魏连殳的孤独。如今呢，谁知他反而学阿Q式的反抗。此老每于愤怒之余，便自己向下堕落，而今每况愈下，青年门真应该可怜一下子。”(《答鲁迅》，原载1931年8月《活跃周报》13期)

1932年：

郭沫若：“革命的文学研究会万岁!拥护文学的正统!打倒一切反动的文学团体!拥护我们的文坛总司令鲁迅先生!反对文学研究会就是反革命!反对鲁迅先生就是反革命!”“是的，我们的鲁迅先生的确是天上地下最最伟大的一个创作家，他的小说是创作，他的批评是创作，他的讲演是创作。他的‘一瞥’之间便替创造社创作出了一部‘才子加流氓’的历史。”(原载《创造十年》，1932年9月20日现代书局出版)

苏凤：“鲁迅先生现在是‘很普罗’而且是‘左翼之雄’了，但假使有人能够把鲁迅先生的生活来真实的表现一下的时候，我终相信，鲁迅先生的普罗，也像是出丧用的衔牌，──尽管牌子上用金字漆上了‘一品夫人’字样而棺材里关着一个‘不动的尸骸’”(《一瓣落叶》，原载1932年11月4日《民报》)

1933年：

美子：“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然而这是促成他深刻而滑稽的条件之一。讲演时，常喜把手放在长衫的后大襟上，在台上像动物园的老熊一样的踱来踱去。”“凡是看见过他的人，总不相信这样瘦的人，也曾进过水师学堂和学过医学的。”(《作家素描》，原载1933年1月《出版消息》)

周木斋：“以鲁迅先生的素养及过去的造就，总还不失为中国的金刚钻招牌的文人吧。但近年来又是怎样?”(《第四种人》，原载1933年4月15日《涛声》)

红僧：“鲁迅先生做了共产党文艺的政治宣传队的俘虏之后，一变而为勇敢的降将军，居然口有道道革命。由阿Q而 DonQuixote ，而洪承畴，以统一中华文坛自任了。但鲁迅懂些什么是革命呢?除了在共产党革命八股中拾了几个口语，什么前进与共鸣，中伤、软化与曲解，有些什么什么呢?鲁迅如此革命，好象是临老入花丛，自己沉迷而不知，但若考其转变的经过，则为卖身投靠以维持自己在文坛的威权。如此投机苟存罢了。试问年来不能创作之鲁迅，除了倚靠在把持文坛的左联而外，还有什么法子。”(《武断乡曲的鲁迅》，原载1933年8月15日《新垒》2卷2期)

邵冠华：“鲁迅先生是文坛上的‘斗口’健将。“不顾事理，来势凶猛，那便是鲁迅先生的‘战术’。”“当鲁迅先生有兴趣漫骂人家的时候，他最喜欢派人家算是 xx 主义──虽则人家绝对不是 xx 主义──而加以重大的攻击。……我似乎看到一个露出黄牙的笑的影子。”“然而，他的滑稽是狂暴的，我不得不说他是在狂吠。”(《鲁迅的狂吠》，原载1933年9月上海《新时代》5期3卷)

1934年：

少离：“人都以为今天的鲁迅，是个共产党。是个赤匪第一流的应声虫，这些话都是对的。”“鲁迅翁的政治关系，确是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一员。”“鲁迅翁的政治理想，很容易接近左派，已如上述。鲁迅翁加入托派的动机，主要的却是被火一般的领袖欲所驱使着的。”(《鲁迅与托派》，原载1934年4月上海《社会新闻》7卷2期)

天一：“施高塔路的内山书店，实际是日本外务省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机关，而每个内山书店的顾客，客观上都成了内山的探伙，而我们的鲁迅翁，当然是探伙的头子了。 (《内山完造底秘密》，原载1934年5月上海《社会新闻》7卷16期)

1935年：

林语堂：“你骂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老朽，你自己也得打算有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的地位，能不能有这样的操持。你骂袁中郎消沉，你也得自己照照镜子，做个京官，能不能像袁中郎之廉洁自守，兴利除弊。不然天下的人被你骂完了，只剩你一个人，那岂不是很悲观的现象。我问鲁迅：‘你打算怎么办呢，现在?’‘装死’便是他的回答。”(《做人与做文》，原载1935年1月16日《论语》57期)

1936年：

李长之：“然而鲁迅不是思想家。因为他没有深邃的哲学头脑，他所盘桓于心目中的，并没有幽远的问题。他似乎没有那样的趣味，以及那样的能力。倘若以专门的学究气的思想论，他根底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常说不能确知道对不对，对于正路如何走，他也有些渺茫。他的思想是一偏的，他往往只迸发他当前所要攻击的一面，所以没有建设。”(原载《鲁迅批判》，1936年1月北新书局第1版)

陈仲山：“你躲躲藏藏的造谣，说日本人拿钱叫我们办报等等。真亏你会污蔑的这样曲折周到!……假如布列派能从日本人拿钱办报，那它一定要像你们那样，公开的一本本一种种的出书出杂志，并公开摆在四马路出卖，即不然，也仍可以交给日本人书店在玻璃窗内张广告出卖，而就不须这样自印自散了。”(1936年 7月4日陈仲山至鲁迅信)

1937年：

毕树棠：鲁迅“缺乏一个哲学家的完整的中心思想，因此在气度上有了限制，不能产出长篇的巨作。”“杂感是他的独造，殊难与他人相提并论，其实只可算他的散文的糟粕。”(《鲁迅的散文》，原载1937年2月1日《宇宙风》34期)苏雪林：“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但他的党羽和左派文人竟将他夸张成为空前绝后的圣人，好象孔子、释迦、基督都比他不上。青年信以为真，读其书而慕其人，受他的病态心理的陶冶，卑污人格的感化，个个都变成鲁迅，那还了得?”“鲁迅平生主张打落水狗，这是他极端偏狭心理的表现，谁都反对，现在鲁迅死了，我来骂他，不但是打落水狗，竟是打死狗了。但鲁迅虽死，鲁迅的偶像没有死，鲁迅给予青年的不良影响，正在增高继长。我以为应当有个人出来，给鲁迅一个正确的判断，剥去这偶像外面的金装，使青年看看里面是怎样一苞粪土。”“鲁迅在世时，盘踞上海文坛，气焰熏天，炙手可热，一般文人畏之如虎。”(《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原载1937年3月1日《奔涛》1期)

“自女师大风潮之后，挟免官之恨，心理失其常态，转其笔锋，专一攻讦三数私人为事。”“鲁迅思想，虚无悲观，且鄙观中国民族，以为根本不可救药……鲁迅之左倾，非真有爱于共产主义也，非确信赤化政策之足为中国民族出路也，为利焉而，为名焉而。”“当鲁迅在世时，霸占上海文化界，密布爪牙，巧设圈套，或以威逼，或以利诱，务使全国文人皆归降于其麾下。有敢撄其锋者，则嗍其党羽，群起而功，遭之者无不身败名裂，一蹶而不复振。”“李大钊革命上绞台，陈独秀革命革进牢狱，而鲁迅革命革入内山书店，此乃鲁迅独自发明之革命方式也。”(《与蔡孓民先生论鲁迅书》，原载1937年3月16日《奔涛》1卷2期)

周作人：“只可惜老人不大能遵守，往往名位既尊，患得患失，与有新兴占势力的意见，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此正病在私欲深，世味浓，贪恋前途之故也。”(《老人的胡闹》，原载《瓜豆集》1937年宇宙风出版社出版)

1939年吉力：“只要我们不承认鲁迅先生是买办或奴才，那便是最公平最确实的见解。……而今人对于鲁迅先生杂感的笔调，早已有了一个‘师爷笔法’的定评，我实在找不出绍兴竟有这样宽容的‘师爷’。”(《杂感家的见解》，原载1939年2月8日《鲁迅风》5期)

李直：“那些吃鲁迅的人称他为‘中国文学之父’，那么，我们就从文学上来看看鲁迅吧。”“我们这位‘文学之父’呢，除了短段一篇《阿Q正传》勉强算个小说外，其余的都是‘骂街集子’，随便骂些颠街，集起来就算‘文学创作’，把这些创作拿出来就算‘文学家’，‘文学之父’，这不但在世界文坛上是个最大的笑话，那简直是骂尽了中国四万万人里还没有一个懂得‘文学’怎样讲的人。”

【40年代对鲁迅的批驳】

1942年：

郑学稼：“只许自己剪辫，不许学生动手，这和‘假洋鬼子’不许阿Q革命有同一的武断。当他禁止青年剪去‘服满’的象征时，忘却自己是‘光复会’的一会员，更忘记同会会员徐锡麟的血债，他只为避免‘满洲人绍兴知府的眼睛’，而为大清天子服役。我们不说，终其一生，是不是‘言行不一致’的人，而由这一宗事，却使我们明白，他在每一时期，都能够抱‘各为其主’的精神而办事。因此，正像他充当绍兴中学学监而为‘皇上’禁止学生剪辫，后日臣事袁世凯，和充当徐世昌、黎元洪的小吏，也不对‘红宪’等等罪恶，挺身抗议，只在章士钊免他的职时，他方愤然的说：”革这伙人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即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上海的‘大日本帝国武官’谅解鲁迅先生的‘反日’，鲁迅先生在他们的保护下，也谅解于他们‘膺惩’中国‘军阀’。”(原载《鲁迅正传》，1942年3月重庆胜利出版社)

梅子：“同样的，也有相反的一面，却把鲁迅当作是一个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的大罪人，不仅把后期的鲁迅的言行，看作是一群魔鬼的帮闲头子，而且把前期鲁迅的创作，也轻轻一笔抹杀，于是鲁迅变成了一名中国文坛上十恶不赦的不详之物。”(《鲁迅的再评价》原载《关于鲁迅》，1942年3月重庆胜利出版社)

1949年：

刘文典：“鲁迅是具有‘迫害狂’心理的人正如……《狂人日记》中人物的心理。”“鲁迅只会写短篇小说，如《红楼梦》那样的长篇小说，敢说他写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