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宋庆龄与少年儿童

从１９１３年到１９８１年，在将近７０个年头里，中国历史的每一面都深深地镌刻着一个闪光的名字──宋庆龄。她从美国留学归来，追随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几乎经历了所在惊心动魄的风云变幻，而始终站在时代的潮头。她在政治上有着那样长久的辉煌，被公认为２０世纪的伟大女性。然而，在晚年，她却深情地说：“我的一生是同少年儿童工作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看到越来越完善的少儿保健、教育、娱乐设施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孩子们欢笑着、无忧无虑地度过金色童年的时候，我们回想起宋庆龄为了儿童忘我工作的日日夜夜，真切地感动了这句话的份量。

为贫困儿童奔走疾呼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８年的艰苦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作为战时陪都的重庆成了欢乐的海洋。抗战的任务已经完成，宋庆龄把“保卫中国同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开始计划以后的工作。

１２月，宋庆龄从重庆返回久违的上海。她的心情渐渐学生起来。连年的军阀混战和日本的侵略，使中国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现在抗战胜利了，蒋介石却一心一意地搜刮民财，为内战作准备。物价飞涨，饿殍遍野，民不聊生。１９４６年，全国饿死了１０００万人。最可怜的是那些无助的儿童，他们食不裹腹、衣不蔽体，更没有健康的保证，没有读书的条件，没有娱乐的可能。

宋庆龄说：“儿童是我们的未来，因为未来的世界是属于儿童的。”所以，她和她所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把注意力转向了“为广大贫苦儿童服务”。他们继续争取国际上好友团体和个人的援助，同时以义演、义卖和举办儿童福利舞会等形式公开募捐。在筹得一些款物后，１９４６年冬，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新加坡路余姚路创立了一个小小的阅览室。１年后，发展成了个大的儿童福利站。这３个儿童福利站分别设在上海劳动人民比较集中的地区，为邻近的孩子们免费提供文化教育、医疗服务，并为其中一部分人补充营养。每个福利站都设有保健站、图书室和识字班。保健站为母亲和儿童进行健康检查、疾病预防和治疗、发放营养品。图书室向儿童推荐进步书刊、组织读书会，还用图书车把书送到里弄和棚户区去。识字班实行“小先生”制，先教会一些孩子，再由他们到里弄和棚户区去教失学儿童识字，教他们唱歌和跳舞。这些福利站的大部分建筑，只是一些金属板搭成的活动房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使用后的剩余物资。但这时，它们在穷苦孩子们的眼中，却成了“天堂”。每天福利站开放前几个小时，就已经有孩子们在门外排队等候。宋庆龄经常到儿童福利站来看望孩子们。她手把手地教识字班的儿童识字，询问他们的健康和生活。

１９４７年３月，为了给贫苦儿童提供精神食粮，使他们的娱乐中受到形象的教育，在宋庆龄的建议下，创办了儿童剧团。这个剧团编演了《表》、《小马戏班》等一些话剧和歌舞、木偶戏、秧歌剧等节目，免费为贫苦儿童演出。宋庆龄经常来看演出，有时还来看彩排。她对剧团所有事情都非常仔细地检查，甚至会把孩子们的衣领翻下来，看看他们的脖子是不是上上下下都洗干净了。

为了能为福利站和剧团筹措到更多的款物，宋庆龄不停地给海外的团体和朋友写信，不厌其烦地解释这项工作的意义。而且，无论捐助的多少，宋庆龄都要亲笔回信，向提供捐赠的人们表示感谢，并负责任地说明他们捐出的款物，用到了什幺地方，起了什幺作用。有时，她一天这中，就要写出几封信，就有很多是涉及到捐助款项，或者是捐助食品、医药、维生素胶丸、图书、文具、衣物等事情的。宋庆龄用她的每一分精力，去为苦难中的孩子们争取哪怕是一支铅笔、一张纸。

在给一位美籍华人妇女的信中，宋庆龄写道：“我们开设的义务识字班已接纳逾千名少年，要不然这些孩子就无法上学。由于我们应用了报道中提到的‘小先生’制度，明年就能帮助好几千名儿童了。然而我们的基金有限，目前识字班没有铅笔和纸，不知夫人能否劝使你的一些朋友设法帮助。上海物价之高，连最便宜的纸、铅笔和蜡笔也令人无力购买。若你的朋友能捐赠笔记本、廉价打字纸、铅笔和蜡笔，我们可保证物尽其用。”在写给其它一些海外朋友的信里，经常会发现这样的字句：“感谢你捐助５美元，此款为上海儿童工作购买了纸、铅笔和橡皮。”为了感谢美国一所社区学校捐赠的５本图书，宋庆龄甚至分别给捐赠者和转递者写了感谢信。宋庆龄告诉捐赠者，她已将这５本儿童书籍转给设在上海的３个儿童福利站，供使用福利站的５０００名儿童阅读。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是中国的“国母”。然而，为了穷孩子，她却愿意竭尽全力地去做这些“小事”。

但是，形势在一天天恶化。宋庆龄对于人民的苦难痛心疾首。在描述１９４７年的上海时，她写道：“仅在１２月间，就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收尸５０００余具。每月流入市内的难民成千上万，还有严重的失业问题，致使数百儿童陷入饥饿状态。”为了救助流浪儿童，宋庆龄邀请创作《三毛流浪记》的画家张乐平举办三毛原作的展览和义卖，筹集了一大笔资金。她还举办“三毛乐园会”，请入会人士每月认捐一定数额的款项，救助１至５个“三毛”。

１９４９年春天，为了抵抗解放军，上海当局赶筑工事，使成千上万老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为了安置难童，宋庆龄毅然把宋家在陕西北路３６９号的老宅──一幢三层的花园洋房全部开放，作为难童收容所。在救助上海贫苦儿童的同时，宋庆龄还为湖南等省以及解放区的儿童，做了大量的救助和支持。

为新中国奋斗

全国解放以后，“中国福利基金会”改名为“中国福利会”。宋庆龄把更多的精力投向儿童的福利事业。

１９５０年，新中国的第一本儿童刊物《儿童时代》创刊。宋庆龄为创刊题词。她一直关心这个刊物的工作，并且经常为刊物撰写稿件。至１９８１年，《儿童时代》已经在全国每期发行１２０万份。

１９５１年９月，由于宋庆龄多年以来在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中的巨大贡献，她荣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１０万卢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宋庆龄毫不犹豫地将这笔钱全部赠给中国福利会，在上海建起了中国第一座妇幼保健院──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如今这些保健院已经成为技术先进、设施完备的一流的大型妇幼专科医疗机构。建院５０年来，几万个小生命，从这里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上。

１９５１年１１月，宋庆龄出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成立大会，当选为主席。１９５３年，她把自己的文集《为新中国奋斗》的稿费，全部捐给这个组织，作为儿童福利基金。

１９５３年“六·一”，在儿童福利站的基础上，中国第一座少年宫在上海建成。孩子们离开了简陋的铁皮房子，走进了被称为“大理石宫”的美丽建筑。在它的影响下，少年宫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现在，全国各省区、各市县、甚至各乡镇，都有了自己的少年宫，成为孩子们的乐园。

１９５７年，“儿童剧团”改名为儿童艺术剧院。１９５８年，又在上海建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儿童艺术剧场。过去的中国，儿童是没有地位的。大人们可以有各种娱乐、享受，孩子们却没有自己的娱乐场所。宋庆龄为中国的孩子们建起了自己的剧团。儿童剧院创作演出的《马兰花》、《小足球队》、《童心》等儿童剧曾多次获奖。

宋庆龄十分关心剧院的建设，把它看作是自己的“掌上明珠”。在给外国朋友的信中，她说：“我们的儿童剧院，在中国还是第一个，它是为儿童而设的，由儿童自己管理着。在我们的剧院里，有１００个天才的儿童。他们有自己的演员、编剧、布景设计和舞台管理，他们有自己的舞蹈班和管弦乐队。”宋庆龄设想，要在全国各地成立上百个儿童剧院，“演出儿童剧，通过儿童典型形象，感染儿童，使他们有文娱生活，并寓教育于文娱之中”。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愿望没能实现。宋庆龄为她的剧院倾注了大量心血。她曾经拿出自己的衣服给剧院做演出服装。她曾经从自己的花园里采集鲜花，在观看演出后，亲手送到小演员手中。在宋奶奶家联欢

北京后海北沿４６号，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大庭院。这里有山有水，亭台楼阁相映成趣。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就是这个院子里度过她一生中最后的１８个年头。

在这里，宋庆龄多次接待过声名显赫的国内外客人。除此之外，她在这里接待最多的，就是天真烂漫的小朋友了。

长廊旁边空地上，她专门为小客人们准备了两架秋千，曾经荡起孩子们一阵阵笑声；院子西北角的鸽笼旁，曾经是她和孩子们一起给鸽子喂食的地方；主楼一层的小客厅里，北京幼儿园的孩子们，曾经争先恐后地把自己制作的纸手工放到宋奶奶手里；“畅襟斋”的大厅里，宋庆龄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子女们围坐在圣诞树旁。孩子们手里拿着宋奶奶亲手制作的彩蛋，说着、笑着、演着节目。

在这里，宋庆龄还收藏着孩子们写给她的信、送给她的画、寄给她的红领巾。这里也保存着她为孩子们精心绘制的贺年片、制作的小礼物。

１９８１年“六·一”节，《儿童时代》刊出了宋庆龄的文章《愿小树苗健康成长》。她用诗一般的语言，向孩子们祝贺节日。

“可爱的孩子们，每当我想到你们，我的眼前就浮现出那些充满生机的小树苗。你们像小树苗一样，柔软的枝条，嫩绿的叶子，在肥沃的土地上扎根，在和煦的阳光下成长。你们睁着惊奇的眼睛观察着：这个世界多幺新鲜，多幺有趣，多幺灿烂！……”

“我们正在大力进行绿化祖国的工作，也正在对３亿以上少年儿童进行培养教育工作。我想象着葱绿的大地和鲜艳的红领巾将把祖国点缀得更加美丽多姿，更加欣欣向荣。愿你们和小树苗一同成长，成长得挺拔、旺盛，经得起任何暴风雨和病虫害的考验，成长为栋梁之材，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接班人，为创造更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超过前人的巨大贡献。”然而，当孩子们看到这篇充满希望的文章时，宋奶奶已经离他们远去了。

宋庆龄主席！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留下自己的亲生子女，但你曾经是、现在是、永远是全中国少年儿童最慈爱的祖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