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罗马的语言研究对现代语言学的影响

古希腊、罗马的语言研究对现代语言学的影响

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起源。不单单是语言学，几乎现代西方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可以追溯到希腊文化。说到古罗马，其文明程度比起古希腊可以说是相差甚远。但是，谦虚的罗马人并不自甘堕落。他们善于向他人学习，并且全盘地继承了古希腊的文化，当然也包括语言研究。因此，我们有理由选择古希腊、罗马的语言研究为例来谈论其对现代语言学的影响。

一、本质与约定论对现代语言学的影响

希腊文明的不断发展带动了古代西方的语言研究。但那个时期的语言研究没有把语言看作是一个专门的对象加以分析。我们普遍认为，古希腊人最早涉及到的语言研究是以哲学家们探讨词和事物之间的关系为起始的。这次论争被记录在柏拉图的对话录《克拉底洛篇》中。这次争论的主题是：事物的名称是依据事物本身的性质 被赋予的，还是根据协商而规定的。克拉底洛是个十足的本质论者，他坚定地认为事物的名称及其本质之间有一种必然的关联性，并且它们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分离的。而赫尔摩根却恰恰相反，他认为事物的名称是经由人们的约定俗成而来的，他完全反对事物名称是有其自身本质来决定的这一说法。苏格拉底在这场争论中持的是一种中立的态度。起初，他承认事物名称的本质性。后来，苏格拉底又否认了他的这种事物名称本质论的观点，而承认“习惯性”这一说法。在对事物本质深入认识地过程中，他逐渐发现很多表示事物名称的词并不是由其运动的本质决定的。其中，很多词不但不具有运动的意思，反而具有相悖的意思。这一论争在当时的学术界并没有实质性的贡献，但却激励着人们对于语言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而说到现代语言学，我们必须要提到的就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以及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这本书中最首要的问题就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索绪尔把语言符号看作是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体，并认为这两个因素都是心理的，它们由联想的纽带接合在我们的大脑里。这就由此引发出一个问题：概念和音响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于是，索绪尔用古希腊名实之争中赫尔摩根的观点来解释这一问题。后来，他愈来愈发觉这种约定论有其弱势，所以，索绪尔在最后毅然决然地放弃了“约定俗成”的解释，而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理论可以说是继承了古希腊的名实之争理论并将其创造性地发展的结晶。

二、词源研究对现代语言学的影响

古希腊的词源研究和《克拉底洛篇》有很直接的关系。因为探究词的来源其实就是发现词最初的、最基本的形式。从根本上说，古希腊对词源的研究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性研究，而仅仅是解释性的研究。于是，很多荒诞的词源分析便由此而生。例如，古希腊语“尸体”是从“给虫子的肉”派生而来；而“战争”一词则起源于“美丽”，因为战争是不美丽的。古罗马对词源的研究基本上全盘继承了他们的古希腊老师。他们认为原始词是通过形式的不断变化进而产生大量的新词。总而言之，无论是古希腊还是古罗马，他们的词源研究都太过于形式化。

现代词汇学是对词汇内部的规律性和系统性以及词汇的结构要素和类别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它对古希腊、罗马的词源研究主要是研究方法上的借鉴。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相结合的。古希腊、罗马的词源研究是形式化的，特别是外部的形式化。他们总是试图从词的外部演变去寻找词的根本来源。这样做是不合理的。现代的词汇学研究与他们相比更注重内部结构变化规律的研究，从而能对词的实质性进行解释。外部形式固然重要，但在重视外部结构的同时内部结构变化的规律也是不容忽视的。

三、语法研究对现代语言学的影响

语法研究是古希腊语言研究中最辉煌的成就。早在公元五世纪，普罗塔哥拉就对希腊语名词的性范畴进行过研究。据记载，他认为像“愤怒”和“头盔”这样的词应该是阳性的而不是阴性的。普罗塔哥拉还在修辞学范围内把句子分成不同的类型。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后世的学者对句子结构的形式分析得到了启发。柏拉图把希腊语句子大致分为名词性成分和动词性成分。这种区分方法在后来欧洲语言描写的句法分析和词类划分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亚里士多德对陈述句可谓是情有独钟。他认为陈述句是句子的基本类型。所以，他除了接受柏拉图的区分之外，又增加了第三类句法成分，即后来的连词、冠词和代词。

斯多噶学派的语法成果主要是继承并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词类范畴和语法范畴体系。首先，他们增加了词类；其次是赋予了此类更精确的定义，并提出新的语法范畴对这些词类的形态和部分语法进行概括。对于如何实现新的分类，他们用了三步法进行区分。

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使斯多噶学派的语法理论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并且开始对语言本身产生兴趣，虽然它们只是把语言看作是文学研究的附庸。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对现代欧洲语言产生的重大影响是属狄奥尼修斯对词类的划分。他把斯多噶学派的普通名词和专有名词整合为一个名词类；从动此种划分出分词自成一类。最终，狄奥尼修斯一共分出八个词类，即名词，动词，分词，冠词，代词，介词，副词，连词。他的这种词类体系划分对现代语言学也是一大贡献。

古罗马的语法研究基本上是对古希腊理论的继承。普利西安的《语法原理》是研究拉丁语语法的代表作。在对基本语法描写体系的建立上，他总的原则和前人是一致的。而在对拉丁语进行描写时，他们也并没有任何的新意，仍然用的是希腊学者的术语和范畴。和亚历山大里学派的学者一样，他们以研究古典文学语言为重点，并认为语法是文学研究的基础。而且他们不重视发生在周围的口头拉丁语和非标准书面拉丁语的脱节。

总的来看，古希腊、罗马的语法研究更注重形态上的分析，而忽视了句法描写的全面性和系统性。这个时期的语法研究可以说是哲学研究和文学研究的附庸。现代语言学则吸取了教训，不但研究文学语言，而且对口语研究也极其重视。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编写的《美洲印第安语手册》的序中指出：在语言研究过程中，我们不必要生搬硬套传统语法的原则和范畴，而是要从语言自身实际出发来描写语言事实。萨丕尔在《语言论》中主张语言的实地调查，并将以口语作为语言研究的素材，然后对其进行客观描写和归纳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