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陌路途经的时日

我们陌路途经的时日，

决意在将来成为赠礼。

谁在计算我们的收成？谁将我们

从旧的、消逝的岁月中分离？

――里尔克《它从一切事物中示意人们去感受》

出行，回忆

许是因为年龄，亦或心境，近年多了些怠惰和木然。对于写作，对于生活，对于与此相关的人事，不再容易调动起热情。回到五年之前，提到出行，还是一件愉悦和向往甚多的事情；然而随着中年的来临，出行于不知不觉中变成多少带点烦扰的负担，每每面临，心里总是滋生出莫名的踟躇，本能地想要找借口逃避。

那天，天气早起就阴着。秋还未深，仿佛只在等待一场雨来作为变脸的仪式。旅行箱在地上摊摆已有数日，走来绕去，每每触及，都是一个关于麻烦的提示。仿佛它不仅仅是一口将要维持我出行期间日常所需的箱子，而是装满了未知麻烦的可怕的魔盒。似乎为了配合阴沉的天气和张着大口的旅行箱，一场不合时宜的感冒突袭了我。想到要去的目的地是西北，冷、高海拔、缺氧，这些关键词争先恐后地纷至沓来，动摇着我本就踟躇不已的心。或许是心理暗示的消极作用，也或许是药物的副作用――我可以肯定原因大半出于前者，在距离出行只剩半天的时候，居然开始了撕心裂肺的呕吐，一次又一次，直到感觉连肺腑肝脏都吐了个净光。好了，我边吐边想，这下我终于找到逃避的借口了。然而，机票已经订好，我难道要做团队中一个临阵打退堂鼓的添乱者吗，这与我的个人原则又是那么地相悖……

事情最后以我不甘不愿的坚持，按照原定计划进行了下去。在医院门口，淅沥的秋雨终于落下，我扶着墙呕吐，不可名状的呕吐物混着雨水，将鞋子弄得一塌糊涂。先到医院去验血，注射止呕针，然后去火车站。检票开始前的一分钟，我竟然希望自己再呕吐一次，以便名正言顺地彻底变卦……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如我一样，对出行充满这样的抵触。当然我经常理智地自省，譬如我是不是一个心理基础脆弱的人，亦或有着某种程度的选择恐惧症。事实上，每次如此自省都只是一个徒然无益的过程，到头来，我都不得不承认，那些都是假象；真正的原因，其实来自于我越来越强烈的秩序感，来自于我对中年这个年龄段的过于敏感，来自于我因洁癖而对酒店火车等外部环境和事物的拒斥，来自于我对置身其中的世界的自我紧缩。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本能地对自己开始了削剪，仿佛一株过了盛年的树，它有着许多不必要的枝枝蔓蔓，都需剪掉为好。另外还有秩序感――我一向认为作家分为两类：秩序作家和非秩序作家。某一类作家生来属于浪迹江湖的侠客，他们不能老在一个地方呆着，不能按部就班地像上班那样持续写作。如若这样圈定他们，结果可能会致使他们一个字都写不出来。而我生来属于另外一类。每天早晨起床，我都知道自己是一个概念清楚的人，而且这种清楚，随着物理年龄的逐渐增长，变得越来越不易打破。只要有什么事情打破了我的日常秩序，那就是让我烦恼的时刻。这是缺点吗？我当然会用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观来为自己辩解――任何事物都有矛盾的两面，我不是长久以来饱尝着秩序感带来的诸多益处吗，关于我的写作和生活……

想来，处在人到中年的难惊难喜之下，也恰恰是出行前的格外纠结，才是一场旅途能给我留下记忆的因素之一吧。次日，在济南，飞机不容辩驳地带走了我。我深深知道，如今的我，多数时候都需要外力的强迫，才能对付越来越难缠的消极和怠惰。

时空之远

二十年前，我从一所铁路学校毕业并参加工作，他们发给我几个此后伴随我整整十五年的证件，它们使我拥有了免费乘火车到处跑的特权。年轻时，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喜欢在路上的，那时候还不像现在这么洁癖和秩序化。周末，经常背个简单的包包说走就走了。

火车在我印象中，一直是最有神秘感的事物，它迅疾地劈开田野，驰向深邃的远方。作为旅客，我有时会暗示自己忘掉目的地，假装不知那铁家伙要驰向哪里。它能驰向哪里呢，无非是时光深处。在我给自己营造的恍惚的意境中，它完全有可能驰向另外一个时空系统，甚至在一个关键的时空交界点，腾空而起，离开它本应待于其上的铁轨。是铁轨束缚了它，因此它怒吼，咆哮，加速。

我一直相信，在我们的常识认知之外，有另外的时空系统。不是已经有多例能记起自己前生在哪里生活的事吗。当然，绝大多数人永生不会有此传奇的经历，所以我在小说中表达它。在《浮世筑》中，我写了一列火车穿过漫长的隧道之后，到达一个时间行走缓慢的地方，它叫槐花洲。马车可以在灌木丛上面疾驰。

几年前，从济南返回烟台的路上，晚上，猛然落起倾盆大雨，炸雷声声。大巴车行驶在高速路上，周围没有城市，只有无尽的黑暗和闪电的光芒。那种光芒，在那样的时刻，纵使有美感，也是邪恶和神秘的。我从没经历过旷野之中的闪电，它们那么密集、严厉，一个一个炸响在似乎触手可及的车外，其中有一个无比巨大，原子弹一样爆炸在挡风玻璃前方。车上的人全体关闭了手机，静默不动。恍惚中，我感觉那像是一辆来自神秘星球上的大巴，载着一群没有了生命的旅客。我们不知道要去往哪里，甚至我当时怀疑，永远没有什么目的地――那条高速路会一直往前。

前些日子，去距烟台两个小时车程的城市开会，返回的路上，我们那位动辄驾车去北京南京的司机朋友，竟然数次迷路。不知不觉四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数次掉头，数次问路，最后，居然跑到一条高速路的尽头。前面没了路，黄土静静地堆伏着，天气阴沉，周围看不到任何跟日常生活有关的事物。我们几人站在路边，其中一位朋友突然说：“我感到咱们是到了槐花洲了。”啊。槐花洲作为一个现实之外的理想之地，在我小说中隔三差五地出现。猛然间，我也有一种跑出了尘世之外的感觉。又经过一段多少带点胆战心惊的奔跑，我们终于看到了路灯，以及远处城市的楼顶。天空放晴，时空按部就班，各自归位。

再没有比交通工具更具有时空感的事物了。金属的光芒，幽闭的空间，各种材质的圆形轮子；奔跑，震颤。它们都像刀，劈开时空之障。调离铁路之后，忽然间厌极了乘火车出行，从此改为长途飞机，短途汽车，不得已时才坐火车。飞机自是更有时空感，它比火车多了腾空而起的能力，因此它更立体，有上天入地的质感。它进入云层，挣脱地心引力。想象一下吧，如果它无休止地窜向茫茫宇宙，那一定会抵达另外的时间系统，毫无疑问。 舷窗外是宇宙间的云，混沌。想起电影《逆世界》，下界的男孩和上界的女孩相爱，在一个山巅之上接吻。感谢朱安・索兰纳编剧和导演了这个电影，让我们体会到爱在宇宙间的浪漫……

无论我作何想象，飞机在那一天都是有目的地的，它向着银川而去。那片我从没去过的土地，因为海拔高了一两千米的缘故，似乎更契合我只要坐上交通工具就会生出的胡思乱想。

旁边的同伴惊喜地低呼：黄河！是了，我们从飞机上看到了黄河。它像什么？一条长长的黄土色丝巾？蜿蜒着，紧贴着那片土地的肌肤。它是流动的，但在我视野里却凝固如脂。这条全长五千多公里的大河，它从新石器文明开始，日夜不息，穿过历史时空，一直流向了我们目力不及的未来。与其说它伴历史而行，毋宁说历史每时每刻都凝固在它的体内。

以往每次出行，我都告诉自己，你要当作进入了另外的时空。旅行本该如此，否则没有意义。从在飞机上看到黄河的一刹那，我对自己说，你不用刻意给自己心理暗示了，这次旅行本身就有时空感。

宁静的西夏

大巴在银川清洁安静的街上行驶，我努力寻找着它的不同。直到导游讲起宁静的西夏这个词，我才发现，自己是词穷的。不同的感觉其实就在于这五个字：宁静的西夏。

直到在宁夏文联的会议室里坐定，我仍神思恍惚。起先是暗自庆幸，终于熬过了火车、飞机、大巴这三大关，先前要死要活的呕吐一直没来捣乱，使得包里准备的一卷塑料袋成为累赘。好了疮疤当然就忘了疼，我开始盘算在座谈会上开点什么样的小差。我大概是有会议室神游症，只要坐到类似这样的场合，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聚精会神。还好，许是银川带给我宁静，我记得，在发言中我还算思路清晰地谈到了银川的空气和安静，谈到了跟它的机缘，谈到了宁夏作家为什么能够相对安静地写作，谈到了这块土地的开阔和辽远，谈到了它的宗教信仰，谈到了在山东和在宁夏的不同感觉――恰如身居闹市与偏居一隅。我还谈到回去后要向宁夏作家学习，安静地写作。

诚然，某些话听起来有套话之嫌，尤其是安静写作之类。但我当时的确是言出心声，并非煽情。近年，写作节奏明显跟过去不同。速度慢了，数量少了。无知无畏的勇气弱了，文学理想没有了。当然，不再有年轻时的所谓理想，这并不意味着消极，而是清醒，顺应，趴伏。死心塌地地趴伏，对于一个有生命的个体来说，是多么不易。我多想做到啊，向生命趴伏，向居于其中的生活趴伏，向魔障一般死死困住我的文学趴伏。但是，真正无欲无求的趴伏何其难！勉力为之，就如拉扯言行之间的皮肉联系，自然会痛。人类终其一生都在修行，有人口舌生花，皮肉却越来越分离。怕就怕，痛感逐渐麻木。因此我一向警醒于这样的言语，怕说来说去成为顺口溜，因为看到了太多这样的活例……

不管怎样，那天我的确是有些羡慕宁夏作家，能生活在那么一方宁静的土地上。身随心动――而心呢，自然会随着环境而动。世界是宁静的或是喧嚣的，自然有极大的不同。环境干预的力量，我们不是一直在体会着吗。

我记得，座谈会的后半部分，我依然在走神――这绝不是刻意，而是抵达另一时空的本能暗示。但忽然有一瞬，我生出了写作的欲望，恨不得立即打道回府，摁开电脑。而在此之前，从儿子小钢G暑假之后，写作就变得极其散淡，百分之八十的推诿缘由都来自我自己。

这就是某些事情的特质：它有着没有意义之外的意义。我向来反对文学之类的探讨，因为众所周知，写作之事永远是个体的独特抒发。文学作品形成过程中的万千滋味，有时连写作者本人都无从琢磨和捕捉，因此绝不是一堆人凑在一起探讨商量而成的。我一直认为探讨文学很滑稽，如果说它有某些价值，那也只能勉为其难说是增加了我们的理性审视。而理性的比例如果上升，跟感性之间失去平衡，那就预示着作品的失败……于是，我是很能原谅自己在各种会议室里开小差的。但是那天我觉得，我有巨大的收获，那就是，在那间会议室里进行的一切，生发了我的写作欲望。这说明，对我来说，那是一场成功的文学交流与座谈。它的意义不在于交流了些什么，座谈了些什么。如果非要说它的意义，那就是：某些契合了我写作欲望的气息，在那里碰撞了我。

回头看看，从十四年前开始写作，参加过的大大小小的文学活动数不胜数，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它往往达不到预设的意义；而另外一些毫无准备的意义，却可能会更有价值，能在某个刹那，撞击我的心灵。甚至，有些意义要在时过境迁之后，才强烈地显现出来。

不管怎么说，我感谢那场与宁夏作家的交流与座谈。采风之旅是文学交流之旅，它做到了。

前几日在济南参加小说委员会年会，交流中，我提到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这个极有想法的人，经常表达自己欣赏那些在一生中某一段时期内完全停止写作的作家。他说：“我心里想，这好极了，他们找到了心灵的安宁。我觉得如果自己写了某本书，这就会让我十分满意；然后一切都了结了，就像一个如愿以偿的人。”但恰恰相反，矛盾的是，他又说，写作令他产生不满足感，总是迫使他重新开始。

我还谈到纳博科夫，他说，平庸的作家，可做的只是粉饰平凡的事物，这些人不去创作新天地，而只想从旧家当，从做小说的老程式里找出几件得用的家伙来炮制作品。但一个真正的作家会发射卫星上天。这样的作家手中是没有现成的观念可用的，他们必须自己创造。

之所以在交流中谈到这两个人，是因为，在去济南之前及去的火车上，陆续读了美国超短篇小说大师莉迪亚・戴维斯和俄罗斯作家哈尔帕斯的短篇。它们令我绝望，感到自己发表过的八十篇短篇根本称不上短篇，因此，恐惧自己如此下去会成为纳博科夫口中的平庸作家，就很想变成莫迪亚诺愿望中的“在一生中某一段时期内完全停止写作的作家”。这又打击了我在宁夏积聚起来的写作欲望。是像之前那样写下去？还是停下来，寻找成为像莉迪亚・戴维斯那样独特作家的方向？这两个选择在我的头脑中博弈不止……

好在，每当这样的时候，我就会强调我的文学愿望――“无论到多老，有人在谈起我的时候会说：王秀梅一直在写。”这种情绪，跟宁夏给我的情绪是同类的。那就写吧。也大约只有写这一件事，会解决我的那些困惑。不写，更没有解决的途径。 关于游记的暗示

采风……似乎总要写点什么的。每次类似的活动结束，我都再次提醒自己：我不喜欢写游记。那种纯粹的描摹，对景色的、对人的、对想法的，都不是我的长处。想是小学和初中期间，那些强硬的作文训练败坏了我的胃口。我羡慕那些每到一处游玩过后就会如数家珍、津津乐道的人，他们记得住所有看过的地名和听到的典故，几乎比那些矗立在显著位置的景区介绍还要详细和权威。而我，身处那些陌生的景致之中，常常是恍惚的。而且会走神，离题千里地去想跟那时那景遥遥无关的人事。似乎，我要的只是在离开那个地方以后，有那么一些些的、不甚明确的滋味悄悄在心里潜伏下来。不需要去说，不需要去写。

大抵，一种行事趣味会挪移到旁的事情上。我似乎天生对代表方位的事物反应钝惰。街道、地名、方向、人，对它们的辨认和录记，从来都无法依赖自觉去完成。倘若完成，必得靠强化和机械。挪移到阅读上，我至今不知道那些过目不忘的同行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他们在关于文学的场合侃侃而谈，甚至对某些章节说背就背，仿佛有一架什么技术高超的机器，在他们阅读的同时，把那些经掠脑海的文字都快照下来。当然，我不能据此就得出比如唯有记不住别人作品的作家才能写出真正原创的作品之类结论。一件很清醒的事情是：我从未因记不住那些外国人名和情节而妄自饮恨。我只享受在读完一本书后，记住它所给我的些些奇妙感觉，这就足够了。

这就容易理解游记为什么被我天然排除在我的文学观之外了。对世界、自然界的描摹，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我们的表达空间永远都是一道无尽的加法题。游记并不是唯一的。写到这里，想起我曾经在另外一个场合提到过的韩东的《嗷嗷鹿鸣》。这个小说写得牛到我把韩东和我热爱的奥地利女作家伊尔莎・艾兴格归类到一起。这个小说是短篇，体量很小，却含量丰富：一对夫妇在一个名叫鹿野苑的地方小住，起初为的是抚慰生出一个畸形儿的难过，却不知不觉在那神奇的地方目睹畸形儿越长越小。最后，他们丢失了畸形儿。百般寻找，在妻子重又隆起的肚子里确定了畸形儿的存在。夫妇二人满怀新生的渴望，打算回到滚滚红尘，重新生下一个健康的孩子。读过这个小说后又过去了几年，我才知道这个小说的来历，居然是一次观光采风游历的产物。我欣赏韩东的高妙，想必他也是极度不喜采风后的游记，所以有了这样一个小说。这就不难理解我初读它时产生的一种隐隐感觉：韩东看似在赞美和告诉人们，只要住在鹿野苑，就会有发生任何奇迹的可能。但他表达的却是关乎时光倒流的美妙意象。我一直坚信：最优秀的小说家永远都是天才的小说家；想象力、故事力、逻辑力是对小说家写作能力的考验，更是对他文学天赋的考验。

那几日，我的腿和眼睛处处给我游记的暗示。为了抵抗这种预先想到的局面，我没有带相机。然而手机像素甚至比普通相机都要高，并且要命的是，那全然不同的西北风光，让我很快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业余摄影者。通俗地说，我愿意把自己称为“拍快照的”。这样的拍照，只是为了留住记忆，而无关技术。真正的摄影者，团队里有，他们用相机捕获事物的灵魂，并迷醉其中。我钦佩他们。我钦佩所有为自己喜爱的事情而不辞辛苦、倾情投入的人，他们表现出来的认真和沉醉，比任何表情都动人。我住的小区里，对面五楼有个十七八岁的大男孩，闲来经常手拿麦克风在凉台上练歌。他唱的所有歌曲都万分符合我的口味，唱的最多的是汪峰和许巍的歌。每逢他开唱，我都去露台上观望，数次差点冲动地跑到他家，建议他去参加选秀节目。我敬重所有有理想的人，希望有朝一日他能成功。

不喜欢写游记，但我还是记住了西北的苍凉。几乎铺天盖地满世界黄色的苍凉。记住了克服恐高症骑在骆驼背上看到的形态旖旎的沙漠，记住了广袤的遍布黄草的大草原，记住了车窗外一掠而过的油菜花田，记住了成片的羊群――草原上的羊群，以及公路前方从地平线上陡然升起的羊群，它们仿佛不速之客。记住了像大海一样无边无际的青海湖，记住了某个院落里一株不知名字的树，它长着鲜红的小果子和灿黄的叶子。记住了一条长长的木栈道，两边是广袤的黄色芦苇荡。记住了驼车慢悠悠行进在夕阳中，赶车人脸上纵横的沟壑，太过业余却原始得不得了的西北民歌。记住了那条长长的大峡谷，黄河上的漂流。划筏子的人在岸上扛起那只令人叹为观止的羊皮筏子。记住了塔尔寺里僧侣壮观的激辩场面。那场面，让我的思维数次穿过历史，遥想古人研究学术的场面――春秋时期，兴办私学广收门徒的孔子，与他的弟子共同讨论话题，产生了后人咀嚼不已的那些精彩对话。战国时期的高等学府稷下学宫，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几乎各个学派、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那是何等的兴盛景象，我们穷极想象都无法想象得出……

我无法一一道出那些地名和典故。我经过了它们，记住了那些美好的感觉，这就是意义。坐在晃荡的驼车上，慢悠悠地行驶在夕阳中，我恍惚进入了《浮世筑》里，觉得就要进入我虚构的那个有独立时间系统的槐花洲了。的确，我时常会在不经意的现实生活中，发现某些情绪和场景，跟我小说里的虚构十分相像，仿佛现实中那些尚未发生过的事，提早进入了我的感知中。小说就是这样一种奇妙无比的事物。

行走在风景中，我一直不停地在想，感谢上帝给了我赞叹美的能力。

历史褶皱里，那些使者

四年前，我曾经去过北川，与烟台援建新北川的干部们朝夕相处了十多天。那十几天里，大部分时间用来倾听。一只录音笔摆在我和受访者中间，关于援建新北川，关于那场著名的地震――所有的话题都围绕着这个中心而进行。

援建干部们集体不多话，只在简易房里忙自己分管的事。我去的时候，最艰苦的时段已经过去――住帐篷，来往于余震不断的悬崖之路上，喝泥水，受冻挨饿。我去的时候是五月，天气也好，他们从艰苦的山上转移下来，简易房比之于山上，已经是天堂。朴素的院落里生长着南方特有的枇杷树，金黄色的果子成熟了，我们摘下来洗一洗，在房里吃。

除了采访和工作，他们不太说话。我曾奇怪为什么会这样，直到有一天，他们带我去了老北川县城。受灾最重的老北川，已经作为保护对象，原汁原味地保存了下来。走在布满裂缝的扭曲的街道上，旁边是一栋栋歪斜和倒塌的建筑，一团沉重的东西始终堵在我的喉咙口。从那天开始，我知道了为什么援建干部都那么沉默。他们在那里战斗三年，见过的惨烈场面，感受到的生死况味，是普通人活几辈子都无法体味的。所以他们一律学会了沉默，因为语言在那些感受面前太轻飘了。 我强烈要求他们驱车带我去走走那条通往白坭乡和漩坪乡的上山生死路，据说直到我去采访时，那条路还时常因为突发险况而被封。他们起先答应了我，后来却以各种借口不停地拖延和搪塞。我知道，他们是为了保护我，因为担心我把小命丢在那条路上。直到现在，那都是我引以为憾的事情。

援建干部，四年之前，我此生第一次接触到。这次在青海海北州，有幸第二次接触到了他们。遗憾的是，时间太短。且因为高原反应，持续地处在头痛胸闷状态中，连眼眶都胀痛得厉害。导游及援建干部都提醒要少说话――实际上，用不着提醒，整个人都是无力的。思维混沌不清，座谈会上连倾听都吃力，何谈利用有限的时间跟他们聊一聊呢，那是不可能实现的事。

不过，哪怕是浮光掠影，又有什么关系呢？从我自身的不适，就完全可以了解他们的不易。

每每面对这样的群体，我感到自己总是失语的。语言并不一定在任何事物面前都能实现它的功能。这就好比，写作多年，认识的同行越来越多，已经深深明白只交心灵不交人的道理。

在青海，我还深深地记住了原子城纪念馆。它只是一幢小建筑，却丰厚，如一只兽，驮着沉甸甸的历史。在馆内参观，是应该为原子弹和氢弹而感慨和兴奋的，我却一直在遥想六十年代那些隐姓埋名的人。他们的故事都让人动容，譬如有一对夫妻分别接到了来这里研发原子弹的秘密任务，两人都没有向对方透露这个需要保密的任务。多年以后任务结束，他们才发现，两人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只有一墙之隔。

类似的故事，绝对不止这一个。他们是不自由的，生命不属于个人，因为他们跟历史紧密相连。这是他们的宿命，也是他们作为生命个体，来这个世界上短短几十年最大的荣耀。他们是造物主派给历史的伟大使者。

所以，在青海，我还一直想着赫拉巴尔的那句话：“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生活，生活，生活。观察人们的生活，参与无论哪样的生活，不惜任何代价。”作家太多，一茬茬过去，各领风骚三五年也好，坚持到成为大师也好――赫拉巴尔，这个写出了《过于喧嚣的孤独》的一生从事过几十种职业的前辈，却一直会立在文学之路上，横亘在所有人眼前，让我们知道现实和生活是永恒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