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系统规范研究路径

文学翻译系统规范研究路径 文学翻译系统规范研究路径 文学翻译系统规范研究路径 划

一、引言

翻译既是不同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过程,又是不同民族之间思想文化的交流过程,也是一个深含译者目的、为译语文化带来变革的过程,其必然涉及到不同语言、文化以及其所承载的原文与译文,作者、译者和读者等主客体因素。而不管是影响译文的内在语言因素,还是外在的社会文化规范因素,都必须通过译者的中介作用才能具体体现在译文中。作为翻译活动的核心主体,译者在翻译对象的选择、作品的理解和阐释、翻译策略的选择、语言文化的创新及翻译产品在译语文化环境中的影响等方面对译文起着重要作用。当然,研究译者的主体作用,必须联系到其在三元(原文、译者和译文)、诸“者”(作者、读者、委托者、译评者、译文使用者等与翻译过程有关的其他人员)关系的视角(胡庚申,200

4),及三“规范”(原语、译语规范及译者认同的规范)与规范自身的三层次划分(主导规范、主流规范与支流规范)。只有正确认清译者在诸环节的位置,才能解释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诸种选择。自系统规范理论被引入翻译研究以来,从佐哈尔、图理、切斯特曼、赫曼斯到勒菲威尔一直在不断拓宽并加深翻译研究,不论是某时期翻译的总体行为,还是译者个体的翻译行为,大部分翻译现象都可以被纳入系统规范的框架中加以解释。但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却存在着简单化、机械化的倾向,没有理清文学翻译系统规范理论本身之间的关系及其各自的理论基点和应用范围,这导致其在解释大量翻译现象的同时,也存在着大量不能用其解释的方面,造成了其在应用上的自相矛盾之处,国内已有学者对此做过具体论述(谢世坚,2002;邵璐,2004;张南蜂,200

8)。由此引发的诸种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在不同历史时期,译者的翻译行为是否仅仅受制于外在规范的影响?同一文化语境内部的不同译者基于同一原作的译文彼此差异为何如此之大?同一译者在受制于不同时期规范因素影响的同时,为什么在译文中表现出相同的语言翻译策略与思想倾向?种种翻译现象都清楚表明,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化视域中的复杂多变的翻译行为很难在规范的框架中全部加以解决,这要求我们回归译者,看是否能从译者自身的角度来解释其翻译行为,而不能仅仅止步于分析某一时期文化中的主流规范,并进而将译者的行为简单地认为是遵循特定时期主流规范的行为。以上种种现象都需要我们认真分析研究译者主体性及其与系统规范结合的具体途径,在克服以上矛盾的同时,从新的角度来阐释两者之间的关系。

二、描述规范理论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三、文学翻译场域中的译者惯习与规范研究

(一)译者惯习与翻译选材仍然在翻译策略方面表现出了很强的主体性。译者杨宪益对于出版社强加的翻译选材感到别扭,认为译自己不想译的东西是在浪费时间,但《水浒传》译者沙博理却并不在意,张友松虽然在意,却逐步适应并且喜欢上了。译者主体性遭到削弱有时也表现在译者被迫放弃第一次选择,转而在那些为政治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认同的作家作品里做第二次选择,如查良铮、卞之琳等;或接受毫无准备的翻译任务,如钱钟书、冰心等(王友贵,200

4)。不管外在的规范力有多强,有的译者会坚持自己的选择标准,如屠岸先生所言“我选择作品进行翻译,有自己的标准:一是在文学史上(或在现代、当代舆论上)有定评的第一流诗歌作品;二是我自己特别喜爱的,能打动我心灵的作品。”(屠岸、许钧,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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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这表现出了其自身的惯习结构对于翻译选材的持续影响。

(二)译者惯习与翻译策略选择

外在语言及社会文化规范对译者的影响是通过译者惯习对其认同或排斥而体现在译文中的。译者对原文内容的处理有异化和归化两种策略,当原文各场域中的规范为译者所认同时,其会采取异化策略,尽量忠实于原文内容;当相互矛盾时,译者会采取归化策略,来顺应译语中的主流或主导规范。通过对20世纪初期译者林纾对《大卫?科波维尔》翻译策略的具体统计,研究者(姜秋霞,200

9)发现其翻译策略的总体文化价值取向为归化,比率达85.83%,表现为对传统主流文化、文学立场及文化心理的坚守,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在政治、宗教及伦理等场域中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并非完全顺应译语中的主流及主导规范,而是表现出了相当的差异性,其在政治方面的异化率为21.43%,表现出了对西方民主、自由平等观点的引进;宗教8.77%,表现出其强烈反对西方基督教思想;伦理18.37%,显示出其对传统思想的维护,但也有表现出一些进步倾向。这可以解释其思想既有进步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进步的一面主要体现在其积极地学习和尊重西方文学,而保守的一面主要体现在其对传统伦理道德的维护和对彻底推翻清政府统治的反对。这可以解释译者惯习结构中因对各场域中规范的认同或排斥而造成了翻译策略中存在的差异。译者的惯习对其翻译策略的宏观价值取向具有决定性影响,而其在各场域中的不同位置使其在微观策略的选择上具有很大差异。在考察某一时期文学翻译时,我们还得分析译者的主体作用,因为外在社会政治文化因素必须得到译者的认同才能产生相关的效果,这样才可以合理地解释同一时期出现的翻译多样性,也可以解释在外国文学译介过程中译者为何采用了如辑译、编译、译述、选译、译意、改译、译注、译评、编述、缩写、重述等不同的策略。

四、结束语

译者是翻译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但在不同的翻译研究阶段,人们对译者主体性的认识不尽相同。描述翻译研究及后来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提升了译者的主体地位,但同时因侧重于外在社会文化规范对译者的决定作用而间接地贬低了译者的主体性发挥。本文从文化社会学视角出发,对文学翻译系统规范与译者主体性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选择等方面的表现做出了具体的阐释,以解释译者的翻译活动都是基于其主体认同而做出的合理行为,而非单方面受制于内在语言规范及外在社会文化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