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需要普世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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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时间：2022-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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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进程需要普世伦理

摘要：中西伦理思想在不同的传统背景下发展而来，无优劣之别，只是在价值追求和伦理取向上旨趣迥异，具有不同的特征。普世伦理是一种共享的全球性道德理想，需要在全球各种文明中寻找思想的资源。中西伦理思想异中有同，各有所长，随着发展中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加剧、全球意识的形成，唯有以此之明启彼之暗，取彼之长补此之短，才能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伦理价值体系，使普世伦理的构建成为可能。

关键词：中西伦理思想；全球化；普世伦理

中国加入WTO后，我们直接或间接地觉察到它所带来的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的问题：今日之中国、今日之中国人如何才能成功地“融入”今日之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何以才能够有效地应对以“普遍化”为追求的世界局势。今天的全球化是世界各国面对一系列全球性问题而形成的全球化，是发达的西方国家同所有发展中国家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形成的双向、多向互动关系的全球化。中国传统伦理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就是重整体轻个体，它体现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根本性质。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而后者则是以中华民族共有的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涵括其他文化的体系[3]。在农业生产作为人们主要经济活动的传统中国社会里，经济活动的简单化导致家庭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人们以家庭的模式来建构国家。所以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一体的模式决定了中国传统伦理以重整体轻个体为基本特征。忠、孝是整体主义集中表现出的两个基本道德原则。个体附属于家、国这样的社会体制中的实体。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隶属共同利益，这实际隶属于共同体的代表——君主。重整体轻个体的传统价值观也产生了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整体主义价值观使“自我”无法生长，个体基本上是消解在群体之中的。群体是个体生活的目的，而不是手段，从而导致个体对整体的畏惧和依赖心理。这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弱点所在。而另一方面，整体主义价值观又使个人具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这种责任意识在民族危难关头又往往可以转化为以家族情感为根基的爱国主义。相应地，崇尚个体（自我）是西方伦理价值观的一个基本取向，它体现了西方价值观的根本性质。西方很早就有了以交易行为的基础的商品经济，有了自由、平等权观的观念，这成为重构个人价值的制度和观念形成的条件。这种个人主义主张在人己、群己、公私关系上突出个性自由和个人权利，强调个人对社会的独立性。在西方人看来，个人是人类社会的基点。每个人的生存方式及生存质量都取决于自己的能力，有个人才有社会整体，个人高于社会整体。个人主义的伦理价值观的核心就是个人价值，个人利益的至高无上性和个人行为、个人生活方式的最大限度的自由。个人主义是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历史形态，它以自我为中心，强调个体的独立性，提倡每个人应表现出自己的个性，越表现出自我个性越能体现人生的价值，这恰恰是发挥天赋才能、迸发创造力火花的前提和源泉，对维护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以及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因其这种个人至上的个人主义在社会个体中，塑造出来的是完全的利己主义，继而伸张了人性之恶，使西方的个体独立性走上了极端个人主义的穷途末路。实质上西方社会的道德危机，并非个人不遵从道德，而是其道德自身的危机，即个人主义的危机。

在处理义利关系问题上，中国传统伦理总体取向是重义轻利。从道义出发，把义与利、公与私对立起来，是中国伦理学的主要特征。这种价值取向充分肯定了道德对于人格完善和社会和谐的价值和作用，揭示了道德的社会本质及其倡导道德活动的意义。由于它过分重视封建伦理纲常，轻视物质利益，克制了人们的物质欲望和生活追求，压抑了人们的创造才能，助长了崇尚空谈的社会风气。西方人重视道德的功利性，重利轻义思想始终占据地位。在义、利关系上，西方是重利轻义，尽管他们强调分配的正义，选择的正义，但都是与利益直接关联的，谋求利益是一切行为的终极目的。这种义利观的长处是充分肯定了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在一定意义上刺激了生产和生活的发展，促进了西方现代化的实现。但同时又肯定义就是利，混淆了“义”与“利”的界限，使道德变成了仅仅是追求利益的工具。另外，西方伦理在肯定道德的功利作用的同时，过分追求个人利益，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逃避了社会所规定的个人应负的社会责任和个人为社会应作出的贡献，造成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泛滥，危及社会。

情感与理性均为人性，中国传统文化也强调理性主义，但是基于人性、人情基础上的情理。情为理先，由情入理，以理论情，情理融一。人们日常的主要社会行动是家庭性的行动，人们面对的社会关系主要也是大家庭的关系。因此从家庭出发，以血缘关系为依据的伦理性道德，就成了人们日常行动的主要价值取向。生活中的感情化，使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富有人情味的社会，但由此也给社会发展中的公正和效率带来了无穷的变数。然而这种亲情伦理极易形成排斥理性的泛情感主义，对事物的判断往往是以人情原则为最终根据而非原则或公道，这势必导致我国长期以来“人治”盛行而“法治”薄弱，有法制而无法治的局面难以彻底改观。西方社会的根基在个人，西方伦理把个体从家庭和现实社会中抽取出来，进行“原子”式的分析和类的抽象，从而使个体独立化、抽象化、理性化，并把理性和独立性认定为个体的基本道德价值。所谓“理性”，就是指人的理智能力，进而演变为认识能力。西方人在理性与感情之间画出了一道明确的界线，界线两边是不具有替代性的。纯粹的理性依照一定的逻辑规则进行推理判断与反思，强调理大于情，寓情于理，主张公平竞争，不崇拜权威，不畏首畏尾、瞻前顾后以迎合他人，为西方锻造了一个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对民主法制的建设起了推动作用。但对人的理性和独立性的道德设定，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可以说正是由于这种对立，促使西方在竞争中不断发展。也可以说正是由于这种对立，导致西方在竞争中矛盾与冲突接连不断。

这两种差异悬殊、截然不同的经济基础和文化背景，造成中西双方在价值追求和伦理取向上旨趣迥异，因而中国伦理文化和西方伦理文化无优劣之别，只有特质上的差异。无论是西方现代性的还是东方传统的，也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无法单独满足现时代的道德文化需要。中西伦理思想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人类文化具有相似性，普遍性的价值是存在的，是可以交融的，东西方文化最终在人的本性和基本的人生问题上是可以共通的。普世伦理是协调人类行为的规范之一，当下已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其建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经为各国不同的人群所认可。

普世伦理，指的是对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的一种基本共识，没有这样一种在伦理上的基本共识，社会或迟或早都会受到混乱或独裁的威胁，而个人迟早也会感到绝望。普世伦理作为普遍的伦理规范，其建构需要从各个民族的文化资源中汲取营养。正如布劳德所指出的，“人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半是野兽、半是天使。”[4]普世伦理站在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高度，以整个地球上的人类为单元，在承认、尊重并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发掘出能够普遍适用和遵循的伦理准则，寻求“在多样性中实现统一性”。普世伦理首先是各种价值观的相互理解和融合，它以区域伦理为资源，而区域伦理又必然融入普世伦理之中。作为普遍价值的普遍本身不是一种绝对的普遍，不是针对所有人并适用于所有时间、所有地点的，即不是一种事实的普遍，可以通过经验的观察和归纳来验证的普遍性，而是一种价值的普遍，是一种表述上的应当的普遍。这类普遍性命题只能为特定的文化所认同，有时甚至只能为自我所认同[5]。作为普遍价值的最高形式，普世价值的建立必然受价值普遍性自身逻辑特性的限制，不能指望它在价值上获得很高的共识，而只能是少数的、低限度的。因而，这种普遍性是涵容着主体不同体验的具体普遍性，是一种允许接受和理解上有差异的普遍性。这也说明普世价值只能是一种低线价值，只能以降低它的下限来求得它的普世性：底线越低，普世性越强。只有当我们这样去理解普世性的时候，才能找到普世价值。如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概括和凝结而成的、其中所蕴涵的理论精华和积极精神，作为中华文化的灵魂，这些价值观对中国人的人生选择和人格塑造，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建构和民族精神培育，对民族的凝聚和社会的发展，都发挥过极其深远的积极作用，具有超越历史条件的普遍性，不能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这些糟粕就否认它的普世性。中西伦理思想在不同的传统背景下发展而来，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差异之中也有其相同性，普遍性的价值是存在的，是可以交融的，东西方文化最终在人的本性和基本的人生问题上是可以共通的。寻求“普世伦理”，需从各个民族文化传统中吸取资源，在尊重各民族传统伦理价值的基础上，发掘和利用有利于建构普世伦理的思想和观点。这种文化的全球化是在多元文化的互动中会有一种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趋同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以及不同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6]。

以此之明启彼之暗，取彼之长补此之短：吸收中国伦理中重情感、重道义、重和谐的合理内核，剔除其轻理性、轻个体的局限；吸收西方伦理中重理性、重意志、重个体的特点，剔除其理性至上、轻情感、轻人伦的局限。只有这样，才能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伦理价值体系，使普世伦理的构件成为可能，使真正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具有普世意义的伦理体系成为可能，实现现代中国伦理价值重建的根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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