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龄农民工养老方式探究

【摘 要】 本文以养老支持和代际关系相关理论为前提，以四川省金堂县高龄农民工为调查对象进行实证研究。着重研究高龄农民工对目前养老方式的满意度评价，对高龄农民工选择何种养老方式的影响因素以及养老方式的倾向和期望。结果表明，依靠家庭养老依然是高龄农民工主要养老方式，但是在其他养老方式的意愿选择上，他们也表现出较强的选择倾向。针对个体特征、家庭结构状况、代际关系、养老观念和态度等方面的个体差异，高龄农民工对养老方式的期望也各异，但是，在相同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上大体表现出显著的趋同特征。最终，从政府、法律制度、养老机构、农民工子女四个主要方面提出对策，为应对趋于严峻的高龄农民工养老问题提供参考。

【关键词】 高龄农民工 养老方式 成都金堂县

一、引言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保障进城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扩大城镇社会保险对农民工的覆盖面，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居住证制度，分类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居民同等待遇。现阶段，不得将农民进城落户与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相挂钩。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加快，我国“高龄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不断壮大，伴随而来的养老问题也摆在眼前。在传统农村家庭养老、子女养老、土地养老等方式功能不断弱化，自我养老方式对老人自身健康和劳动能力依赖程度高和社会化养老方式不健全的背景下，还未见其他任何一种养老方式完全跟进弥补。高龄农民工由于前期自身养老资源积累不足、相关养老保障机制不健全等原因，其养老问题是一个相比城市老人更值得关注的严峻问题。纵观已有文献，关于高龄农民工养老的问题，国内专家学者普遍认识到农民工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在理论研究方面，关于农民养老方式具体改进措施的实证研究略显欠缺。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农民养老方式划分为3种类型，在成都金堂县进行调研，采用宏观统计资料与微观调研数据相结合的方式，构建多维度的农民养老方式评价指标体系，并且据此提供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二、概念界定

农民工是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产生的一种特殊现象。而高龄农民工，是指年龄在50岁以上，具有农村户口身份、但是脱离农业劳动在城镇务工、主要依靠工资收入生存的农村进城务工者。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归属问题。农民工具有农民的身份，却在城市从事工人的职业，农民工长期处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边缘地带”，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劳动者，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工人。他们在大城市生活，却因为户籍原因不能享受和城市人同等的待遇。他们不甘心呆在农村，因而也不能用农村人来简单衡量他们的价值观。

2.主要从事重体力活。由于文化程度低，大多数农民工只有初中以下文凭，只有1.8%的老一代农民工是大专以上学历。他们的学习能力不如新生代农民工，却比新生代农民工吃苦耐劳，所以主要分散在建筑和制造行业，从事重体力活。

3.流动性较大。由于大多数高龄农民工是非正规就业，多数人没有与用工单位签订就业合同，双方没有建立相对稳定的劳动关系，因此，农民工就业呈现出较大流动性的特征。一方面，他们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流动，另一方面，又会在不同的城市之间流动，以期找到更加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

4.收入普遍较低，缺乏社会关注度。由于高龄农民工整体素质偏低，他们只能在城市从事简单体力劳动，加之其农民工特有身份，使得农民工与普通城乡老人相比，他们的数量和收入没有那么可观；比起新生代农民工，他们身上又缺少话题性。若非近两年的媒体报道，这些花甲老人可能还会继续被有意无意地忽略。

5.群体在不断扩大。

整理国家统计局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如下：

三、文献综述

（一）国内文献综述

目前，我国学者大多是从养老保险方面进行研究；然而在养老方式方面，学者主要从城镇和乡村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具体有以下几个研究方向：

伴随实际状况的变化，学者们根据某一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和集中。朱静辉（2010）以薛村为个案，认为中国农村家庭的小型化和核心化给农村家庭养老带来了极大的困境，并认为这种变化是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外部表现形式，原有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变迁成为家庭结构和老年人赡养变化的主要原因。

（二）国外文献综述

（一）研究内容

此次调研主要针对高龄农民工养老方式，选取了“养老靠子女（家庭）”“养老靠自己（配偶）”“养老靠社会（政府、集体或机构）”三种养老模式。为了研究高龄农民工养老方式、养老意愿和态度的关系，本文在参考、修正相关文献选取评价及分析指标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及文章的研究目标，从个人特征、家庭结构、代际关系、思想观念、认知程度和养老意愿六个一级指标进行研究。其中：

描述个人特征指标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就业状况、健康状况、经济来源、收入水平等；

描述家庭结构状况指标包括：家庭人口数量、子女数量、对目前养老方式的满意度、目前和谁共同居住等；

描述代际关系指标包括：和子女关系、子女孝敬满意度等；

描述思想观念指标包括：返乡养老还是城市养老、对养儿防老的看法、是否赞同女儿养老、对于子女同住的看法、对入住养老院养老的看法等；

描述养老认知程度指标包括：对新农保的了解程度、是否担心今后的养老状况、对今后养老的忧虑、选择其他养老方式的顾虑等；

描述养老意愿指标包括：是否愿意到养老院等机构养老、对养老保险的参保意愿、改善养老方式方面的希望等。

（二）研究方法

坚持以“实证分析为主规范分析为辅，质化分析与量化分析相结合”的原则，在分类型和分阶段阐述影响高龄农民工养老方式等问题时，主要运用比较分析法来说明情况。在分析影响高龄农民工养老因素时比较这两者协调较好与较差的地区的相关数据。利用随机、分层抽样知识，探讨最优抽样设计方案，作为抽样调查实践的理论基础，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全面性，真实反映影响高龄农民工养老方式的因素。

五、高龄农民工养老方式选择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次调研我们在金堂县有代表性的选取了兴乐村、和平村、桂花湾村、老虎寨村这四个地点进行问卷调查，在街道、门店、公共休息场合随机发放以及在村镇入户逐一发放，一共发放并回收有效问卷200份。

（二）模型选择

由于本文所选择的三个因变量都是二分变量，即当高龄农民工倾向于选择某种养老方式时用“1”表示，如果不是则用“0”表示，因而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来进行分析效果最为理想。在对高龄农民工养老方式选择倾向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分别针对每一个因变量建立高龄农民工养老意愿的Logistic回归模型：

其中，为在给定系列自变量的值时的事件发生概率，i为农村老人编号；表示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k为影响因素编号；n表示影响这一概率的因素个数；是自变量，表示第i个样本农村老人的第k种影响因素；表示回归截距。

（三）数据计算

1.数据标准化处理

为避免原始数据因计算单位的差异而对分析结果产生不合理影响，在进行计算之前，对原始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和变换，变换所采用的公式为：

其中，表示标准化数据，表示第i个样品在第j个变量上变换后的数据值，表示变量j的平均值，表示变量j的标准差。在采用标准化方法对14个变量分别进行变换处理后，消除了数据计算单位不同的影响，便于数据直接比较。

2.数据计算

3.模型分析

根据前文所述估计方法，本文从六个大方面选择了反映农村老人个人特征、

通过上文实证分析以及我们的走访调查发现，在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变化的背景下，倾向于家庭养老的依然占多数，相当比例的接受自我养老，较小比例的高龄农民工有选择到机构这种社会化养老的意愿。

六、建议

（一）政府建立高龄农民工养老制度

政府要树立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为高龄农民工解决养老之忧，并把该问题纳入解决重大民生问题的议事日程之中。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引入民间资本等形式来扩大农民工养老服务的范围和内容，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社会协调与社会服务的功能。政府可以在农村宣传和弘扬敬老、爱老的风气，以政府的威望提升高龄农民工在社区和家庭中口益没落的权威。除了必要的倡导和宣传，通过建立一些制度形式，提高老年人的话语权来带动高龄农民工权利意识和其他权利地位的提升。 （二）完善法制建设，加强家庭养老的制度支撑

道德舆论发挥的对高龄农民工养老方面的作用毕竟有限，唯独从法律、法规上予以保证才能真正的能够维护高龄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虽然，我国己经出台了相关保护老年人被赡养权利的法律、法规不少，但大部分在具体的操作执行上比较模糊，这就对解决相关的高龄农民工养老问题时带来了难度。因此，应当对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详细的修订和补充说明，并辅以具体的操作规范，用法律的手段对农村中的不履行赡养义务、不尽职孝道责任的行为坚决予以法律严惩，用法律的手段肃清农村中的不良社会习气和风气。此外，在广大的农村居民中大力宣传高龄农民工权益的普及和维护，提升法律意识。

（三）养老机构加快发展，普及社会养老

强化养老机构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加快养老基础设施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敬老、孝老、爱老机构氛围，吸纳高龄农民工到敬老院来养老。同时，政府针对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性质，对其建设用地，应给予优先供地，减免相关费用等。养老机构也应该适当减轻养老费用，让高龄农民工不再感觉社会养老是一种奢侈，并逐渐将老年服务产业向农村转移，保护高龄农民工老有所依。

（四）高龄农民工子女积极赡养

尽管传统家庭养老制度规定只是儿子具有继承和赡养义务，但在现实的农村中，女儿参与娘家父母的赡养己经非常普遍，但传统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和社会风气束缚着老年人在儿子和女儿间自由地选择赡养者；对女儿而言，有义务承担赡养责任但无权利继承财产等诸多不平等问题十分突出。所以在农村，倡导新观念，推进、宣传和营造儿女平等的继承和赡养地位的社会氛围，不仅有利于普法，并且有着更为现实的意义。鼓励女儿赡养等新型养老方式，挖掘农村新的养老资源。

结 论

通过上文实证分析，尽管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薄弱环节，但在养老资源不足的农村依然是大部分高龄农民工养老的主要依赖和生存保障方式，尽管自我养老方式和机构养老等方式所占比例逐渐增加，也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可，但限于农村实际经济条件或者乡村舆论社会风气的制约和影响，除家庭养老以外的养老方式的推行和推广，仍面临巨大的困境和挑战，总而言之，家庭养老方式仍然是大部分高龄农民工的主要选择。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在居住方面，很多高龄农民工倾向于家庭养老这种传统的养老方式，除了农村经济水平的发展、家庭人口数量减少、居住条件得以改善外，还受限于传统的落叶归根的思想观念。同时，有越来越多的高龄农民工主动或被动的选择了依靠自身或配偶养老的自我养老方式，但只有占较小比例的高龄农民工倾向于选择社会化的养老方式，可见高龄农民工对机构等社会化的养老方式仍存在很大的偏见。

在经济方面，大部分高龄农民工选择家庭的养老方式一方面归因于保守的思想观念外，但更多的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状况的束缚，在自我养老及机构养老所需资金过高的情况下，高龄农民工由于存款较少、子女赡养不到位，无法支付高额的费用，因此所占比例较低由此可见一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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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谷玉安.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M]，西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2

2.期刊文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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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赵.农民工养老保障不公平性研究[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4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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