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界30

" 内容提要：本文总结30-40年代围绕中国乡村工业化的道路而展开的理论探讨和争论，分析了“定县主义派”、“村治派”、“中国经济派”和“中国农村派”的不同理论视角；同时，对家庭手工业、工厂工业等等不同的乡村工业化类型的研究，进行了理论线索的厘清和评论。

关键词：乡村工业化，发展类型，村落变迁。

一、 农村人口过密化逼迫的工业化

二、 乡村建设引发的工业化

三、 关于对“定县主义”和“村治派”的批判

四、 农村社会的性质的论战与工业化道路

五、 乡村工业化的不同型式

参考文献

中国学术界早期对工业化问题的探讨，基本上是从四个视角提出的，即农村人口过密化的视角、重新构建乡村基础的视角、农村经济融入资本主义体系的视角和改变农村土地关系的视角。这四个视角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取向和理论上的激烈争论，并对中国乡村工业化的实际道路产生重大的影响。

一、农村人口过密化逼迫的工业化

在社会学中，工业化问题的提出，来自对现实生活的调查。在社会学传入中国的初期，主要是从事西方社会学的译介和讲授，但到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社会学得到切实的发展和进步，这主要是由于实地调查工作的广泛开展，使中国的社会学家们从这些丰富的调查资料中提出了属于中国的“中国问题”，而不再仅仅是解释由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国问题”或把西方的“问题”中国化。

孙本文在1948年曾撰文，概况当时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趋向，概括的第一个趋向就是注重实地调查研究，他认为中国当时的一些调查研究已经可以与西方的经典调查相媲美：如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年），可比之美国匹兹堡调查（The Pittsburgh Survey）和春田调查（The Springfield Survey）；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1930年），可比之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生计调查；陈达的云南呈贡县、昆阳县户籍与人事登记报告（1946年），可比之美国或英国的经常户籍报告；许士廉、杨开道等人的清河调查（1930年），可比之美国嘉尔宾的农村社会解剖；另外还有吴文藻等人的炉山黑苗的生活调查（1940年），费孝通的禄村农田调查（1943年），柯象峰的西康社会调查（1940年），徐益棠的雷波小凉山罗民调查（1944年），吴景超的劫后灾黎调查（1947年）等等（孙本文，1948：46-47）。这些调查的研究成果，初看起来并没有任何的理论假设，不象如今写学术文章，开始必须有一种基于前人研究成果的理论假设，提出一个有意义的需要论证的问题，这已成为学术界共同遵循的学术规范，那时从事实地调查和社区研究的社会学家，似乎有意地防止先入为主的假设，基于实地调查的研究文章，几乎都是尽可能客观而详尽地描述实际情况而已。当然这种情况也可能有另外两个原因：一是当时关于中国农村性质的学术争论已经发展成一种“思想斗争”，这些潜心学术研究的社会学家，为了逃避思想斗争的漩涡，抱着让资料和事实说话的价值中立思想；二是当时相当一部分调查，是受国外基金会的资助，对于资助者和国外的学者来说，中国实际资料的价值显然是第一位的，而在理论上，中国社会学界当时似乎还不具备国际对话的能力。这种“初看起来”形成的结论，尽管可以说是“有理由的”，但今天看来显然是很不全面的，因为即便是那些“无假设”的实地调查，提出的问题在学术上其实是很前沿的。

美国学者黄宗智，在本世纪80年代，为了说明长江三角洲和华北小农经济的运行逻辑，提出了农村“过密化”或“内卷化”（involution[1]）的命题，来解释农村“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悖论现象：由于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和耕地的缩减，使农民趋于过密化，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农业生产越是过密化，就越是难于把劳动力抽出，走通过资本化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道路。要改变这种过密化的增长逻辑，就要使被替代的劳动力寻求另外的就业机会，改革以后长江三角洲的农村，正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才改变了这一运行了几百年的逻辑。（黄宗智，1986；1991；1993）黄宗智提出的这个学术命题，实际上在30年代一些社会学家已经开始广泛注意到。

乔启明的结论，是很具有现代学术水平的，即便是在今天，那些自认为很有深度的研究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的文章，提出的途径也无非就是多种经营、劳动力转移、非农化、兼业、发展乡镇企业等等，并无新意。到是今天提出的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这样的后工业化时代的问题，是本世纪30年代的前工业化时代学者无法考虑到的。

二、乡村建设引发的工业化

把乡村建设视为农村由散而合、从农到工的过程，这是梁漱溟提出工业化问题的路径。他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还专门写了“工业化问题”一节。用现在的话说，梁漱溟属于“自学成才”，他能当上北京大学的教授，主要是由于他对佛学的研究，当然还有蔡元培的“不拘一格”选人才。他没有受过社会学或经济学方面的专业训练，也不善于使用统计数字和从事细致的社会调查工作，他的乡村建设的实践和理论，其实都是很哲学化的，不过他有自己的一套具有理论魅力的逻辑。

乡村建设在政治上是由散而合，在经济上就是由农而工。也就是说，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不是直接办工业，而是先制造出工业的需要来，从农业生产和农民消费两个方面刺激工业，从农业引发工业，更从工业推进农业，农业工业垒为推进，实现“工业向农村分散，农业工业相结合，都市乡村化，乡村都市化”的理想。梁漱溟认为这种工业化的道路，与西方国家近代的工业化道路是不同的，“西洋近代是从商业到工业，我们是从农业到工业；西洋是自由竞争，我们是合作图存。”（梁漱溟，1937/1989:508-515）统观梁漱溟的

工业化理论，其主要的观点和主张有下列几点：

第一，主张由农业引发工业，反对走发展商业资本的工业化道路。梁漱溟称，“从农业引发工业是我们翻身之路”，乡村的翻身需要进步的生产技术和社会化的经济组织，但关键则看能不能工业化。他认为，商业的工业道路不仅无法满足多数人吃饭的问题，不会使民族工业资本成功，而且会使中国社会关系的增进和调整受到妨害，造成贫者益贫，富者益富，人才钱财充于都市，乡村衰蔽无人问。梁漱溟还认为，他所说的由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是从农民生活需求出发，志在整个中国经济的改造，既不同于当时日本提倡的工业到乡村去，也不同于马寅初等提倡的以小工业和手工业补足农业，因为前者骨子里是维持工业资本的立场，后者则只是局限于对乡村的考虑，没有考虑整个中国社会的根本大计。（梁漱溟，1937/1989:513-514）

第二，主张为消费而生产的工业化，反对为营利而生产的工业化。梁漱溟认为，如华北工业改进社等组织，直接倡办乡村工业，还是太苯，应当先制造出工业的需要，也就是工业的购买力，再布置合作的根底，乡村工业自然勃兴；不过中国工业要建立在非营利的立场上，超出竞争的漩涡，这是环境逼迫着我们只有自力更生，这样才能不重蹈人家覆辙，不怕人家倾销，从而“完成一个大社会的自给自足”；走为营利而生产的工业化道路，必陷入彼此竞争、偏颇集中、阶级分化，社会关系恶化。（梁漱溟，1937/1989:508-513） 第三，走工业统筹建设的第三条工业化道路。在梁漱溟看来，中国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以营利为核心的发展商业资本的工业化道路，也不能走苏俄强制集团化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他倡导的是一条侧重社会主义的以乡村建设为基础的工业化道路。他说，“如何工业化，普通说有两条路。一是统筹全局而实行工业建设；一是追求利润而工业自然发达。现在的中国人大抵都想走中间（我们也然），谁也不敢说走一边的话。而其实呢，骨子里都侧重第二条路（尤其政府中人为然）；唯我们则真是侧重第一条路的。从反对资本主义来说，从要完成社会的一体性来说，我们的乡村建设原是一种社会主义；那么，在工业化问题上能不能实行其统筹建设，就是我们之成功失败所攸关的了。" ”（梁漱溟，1937/1989:547）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工业化思想，实际上是一个很矛盾的东西[5]：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同时从中西文化的比较中也看到中国文化的弊病，但骨子里却有中国文化优越的心态；他看到了中国农村的种种问题，并大加鞭挞，但骨子里还是一种乡土立场；苏俄使农民“由散而集”对他充满了吸引力，他研究了苏俄的各种农村集体化形式[6]，但对苏俄强制性的集团化又充满恐惧；一方面他对西方社会的技术进步、民治政治甚为羡慕，另一方面又对资本主义市场竞争、追求营利充满厌恶。他似乎是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的立场上，对各种文化、制度、学说、观点和理论进行无一定规的取舍。此外，与尽量远离政治上“主义斗争”的学院派学者不同，梁漱溟是积极介入各种政治争论的。

三、关于对“定县主义”和“村治派”的批判

本世纪30年代初兴起的乡村改良运动，汇集了来自学校、机关和民间团体的各种人士，他们的出发点，有普及平民教育的，有推广宗教的社会服务的，有便利行政的，有发展交通的，有增进工业原料供给的，还有救济都市、推销工业制品存货的，但总的口号是“民族改造”和“民族自救”。第一次乡村工作讨论会于1933年7月在邹平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召开，到会代表70余人；第二次于1934年10月在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召开，到会150余人。这两次讨论会的召集者代表着中国乡村改良运动中的两大派：“旧派”和“新派”，或曰“村治派”和“定县主义”派。关于人口过密化逼迫的工业化的观点，基本上属于“新派”或“定县主义”派，而关于乡村建设引发工业化的观点，则属于“旧派”或“村治派”。

来自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更为激烈。他们认为，改良主义运动的实际工作，无论是从教育农民入手，从改良农业技术入手还是从组织乡村自治入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以承认现存的社会政治机构为先决条件，对于阻碍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残余势力的统治，是秋毫不犯的；所以，“尽管许多从事乡村改良工作的人员抛弃都市的享乐，而到农村去做那些艰苦的工作，精神是可钦佩，主观上是为了拯救中国农村的崩溃（当然也有把乡村工作当作进身之路的），但客观上起到开倒车的作用”，因为中国农村所需要的是推翻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铲除封建残余势力的统治，而“在各种改良主义的麻醉下，以平民识字课本、改良麦种、改良农具作钓饵去吸引农民，以自治、保甲、民团等等新的桎梏，去束缚农民底解放斗争......”；所以，“这里显然是两种不同的主张。这两种主张的相互论争，当然不是无原则的互相倾轧，而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切不说恢复并巩固现存的社会秩序，同否定这社会秩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主义；即以对于发展教育和改良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的见解而言，这里也存在着两种根本的主张。”（孙冶方，1936:653-654）

在工业化问题上,对“村治派”和“定县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他们想在维护现存体制的基础上，通过发展农村手工业走农村工业化的道路，也就是说，批判他们没有看到中国问题的基本根源不是愚穷弱私，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所以批判者认为，实际上从“乡村生产力购买力辗转递增”的工业化，只能推引出“帝国主义的在华市场和商品市场”，农村合作道路的“工业化”，也不过是民族革命失败后的“反求诸己”，“进一步退二步的殖民地经济学说”（李紫翔，1935b:506）。甚至一些并非属激进左翼阵营的学者，虽认为有些批评冤枉了平教会的工作，如说定县的工作是美国" 的金圆铸成的，别处无力仿效，说定县没有一定的哲学和理论，只是零星的乱干等等，但也尖锐地批评到，他们要撇开中国根本问题，以谋解决中国根本问题这一夹道中去找出路，自然是常常碰壁，“例如他们为提倡农村工业以裕农民生计，曾在高头村设立一个小规模的毛棉纺织厂，用意不可谓不善。但是当地的农民，因为近来棉织品卖不起价，偏偏不愿来学，以致该厂不得不移至城里，这是为什么？因为目前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地方性的社会（......），每一农产品的产销差不多都要受着世界市场的操纵和影响。我们闭着眼睛，在一个外货可以任意倾销的毫无保障的国际市场上，空叫农民养‘来航鸡’，改良麦种，改种美棉，乃至复兴家庭纺织副业，是决不能济事的。”（吴半农[9]，1934:537）

在这种争论中，一些彷徨的乡村工作者，询问那些批判乡村改良主义运动的人，你们的主张和你们所说的出路是什么呢？对此，批判者的回答是，要挽救中国农村之崩溃，并建立农村改造的必要前提，必定先要铲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两种因素，但“作者和编者因为不愿意他们的刊物夭折[10]，所以对于怎样去铲除这两种因素的问题，不能向读者再作进一步的更明白的说明”。（孙冶方，1936:655）他们对走组织起来的革命道路的暗示，其实是很明显的，但仍表示“环境是不容许我作明显的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