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负担与干部负担

" 摘要：农民负担过重和基层干部负担过重密切相关，干部负担加重农民负担；而干部负担过重源于不合理的政治经济体制；农民负担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的根子在政治方面。

关键词：农民负担，干部负担，政治体制。

Peasants’Burden and Cadres’Burden

Anhui University Zhang-Deyuan

减轻农民负担作为“三农”问题的焦点之一，已经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对农民负担的成因、现状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好建议；中央也采取了诸如“税费改革”等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遗憾的是，“税费改革”之后，又出现了“明减暗不减”甚至“明减暗加”的现象，所谓的“农民负担反弹”现象被一些学者不幸而言中了。出现这种现象，其原因是复杂的；但如果暂且撇开其他因素不论，单从我党一贯重视的“干群关系”的角度去观察，我们会发现一个“悖论”，“农民负担反弹”和基层“干部负担过重”有一定的联系。

由于干部有“腐败”的条件，有些人就错误地把这种条件演化为充要条件——“腐败”就是干部且干部必然“腐败”，所以，一提到干部，他们就没有好感；更不会想到干部也有“负担过重”的问题。其实，客观地讲，“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这是不用置疑的，毕竟还是好人多嘛，否则，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有什么希望？尤其应该看到，我们的很多基层干部是在比较艰苦的环境下工作，正是他们在维护着我们这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只要你深入农村、深入基层，你不难发现，“诉苦”的不仅是农民，也有干部；农村基层干部们会向你抱怨来自“上面”的各种“负担”，冥冥之中，你会感觉到，“干部负担”和“农民负担”其实是孪生的。

基层干部的最重负担，是来自财政方面的巨大压力，这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对于乡、村干部来说，收费、收税不仅是他们的工作，更是他们义不容辞的“任务”——尽管他们也明白收税本是税务部门的“义务”。在完成了“上面”的任务后，他们还要“保一方平安”——教师要发工资、要修校舍、要办公费、要修路、要造桥、等等•••••••。更要命的是，“上面”往往发来许多要“为民办实事”的红头文件，但却只给政策不给钱，这种“上面”请客“下面”掏钱的做法，不可避免地使基层干部陷入“不仁不义”之境。结果是“上面”的统计数据越“光辉”，“下面”干部伸向农民的手就变得越“肮脏”——农民们情不自禁地说“上面的好经被下面的和尚们给念歪了”。

基层干部除了要常抓不懈地“搞钱”之外，还要经常不断地进行“短促突击战”，以应付谁也不能得罪的“上面”各部门发起的一场场“当前中心工作”——那也就是一场场“运动”，每场“运动”都要“一把手”亲自抓、“一票否决”，检查、评比更是少不了，弄不好就会“进笼子”（评比中被定为倒数第几名）。你无论走进哪个乡、镇政府，墙上都一排排地挂满了诸如“先进”、“达标”、“第几名”之类的奖牌或锦旗，这哪一块奖牌或锦旗不是钱堆起来的呢？农村基层干部们不会造钞票，钱从哪里来？最具有可操作性的办法就是“求助”于他们属下的子民了。

乡镇基层干部还有一个来自家庭的负担，他们也是人，也要养家糊口。虽然公务员是铁饭碗，也在不断加工资，但由于县乡两级财政困难，“加工资”的政策在下面往往难以兑现，得靠他们“自己想办法”。根据我在下面的走访，基层乡镇干部月工资超千元属罕见现象，600——800元之间是普遍的，而且还经常拖欠或不能足额发放；坐在城里的“领导们”扪心自问地想一想，“上面”机关里还能找到月工资千元以下的干部吗？乡镇干部中的大部分都是上世纪80年代的“招聘干部”，好不容易熬到90年代才陆续“转正”，但他们的配偶多是“农村户口”，“单职工”家庭居多，撑起他（她）家的那片蓝天恐怕也不比“造福一方”容易啊。于是，他们自力更生了——吃一点、喝一点、拿一点，农民负担也就跟着来了。当前，农村社会矛盾多、干群关系紧张，“上面”就迁怒于乡镇干部，责怪他们“素质差”。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都是“理性人”，共产党员也不例外，在他们生活拮据时忘记“共产党员修养”是符合经济学逻辑的。作为学者，我这并不是要为干部“腐败”辩解，我只想启发大家考虑一下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我们的决策部门现在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对待我们的农村基层干部？随着农村社会矛盾的表面化，“上面”对农村基层干部越来越不满意，好象农村的所有问题和矛盾都要由农村基层干部负责。一些媒体也跟风炒作，电视剧中不断出现“素质差、作风硬、歪戴帽、手持棍”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这绝对是有失公允的。其实，农村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即使农村基层干部个个都是纯粹的布尔什维克，也不能保证这些矛盾和问题就不会出现。应该看到，正是这些倍受指责的农村基层干部在维护着农村的社会稳定，为我们的改革“保驾护航”。农民们对计划生育政策由过去的抵抗到现在的理解，每一个了解农村基层情况的人都应该知道，这其中凝结着农村基层干部的多少汗水；在我们一边庆祝财政收入连年增长，一边批评基层干部作风粗暴的时候，你可知道，那财政收入的“辉煌战绩”中也包含着农村基层干部的“恶劣贡献”！中国农民难当，农村基层干部也难当，“乡官”辞职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有识之士正在呼吁“乡官辞职不容忽视”！城市化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为了避免掉进发展中的“陷阱”——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凋敝，必须在农村留住人才，而我们眼中的那些“低素质”农村基层干部恰恰是中国特色的“乡村精英”，如果我们整跑这些“精英”、整跨农村基层干部队伍，难道要把发展繁荣农村的重任托付给“386199部队”吗？所以，我建议，我们的“上面”在强调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对“下面”监督、管理的同时，也要“抽空”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政治、经济生活方面给予必要的关心和帮助。是时候了！

决策部门要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农村基层干部的种种负担是怎么来的呢？一言以蔽之，来源于我们的不合理政治、经济体制。“压力型政治体制”[荣敬本、崔之元，2000年]把上面的压力转移到乡镇干部头上，乡镇干部再把这种压力传递给无处可躲的农民；现行的财政体制在给予基层干部工作负担的同时，也加重了基层干部的生活负担，诸如此类。所以，要彻底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其实，农民负担问题本来就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它的根子在政治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