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政治对晋察冀边区农村社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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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创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也是当时各敌后根据地建设的模范。有关这块根据地各方面建设的研究,国内外已有不少,然而,战时政治对农村社区的影响的问题,则有待深入探讨。

一

抗战开始之初,华北各地的国民党军队纷纷南撤,地方政府作鸟兽散。在晋东北地区,败退的国民党军队和日本侵略军经过的地方,粮物洗劫一空,五台县仅一天就被国民党军队拉走驮骡“达

六、七千头”。那整天“爱国”,“为民”口号震天响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及其大小“父母官”们,除五台、盂县二县县长外,均逃散一空[3]。会党蜂起,自古“兵匪一家”,在这里再次现身说法。尽管蒋介石当时也有“人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和“抗战建国”之号召,然而,事实却有“国军”所到之处,农民纷纷逃亡的现象,有的地方还甚于逃避日军。对这里的农民,蒋介石的号召显然并未奏效。

与国民党军队和官吏们逃离与掠夺晋察冀边区人民相反,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开入了晋察冀敌后,面对疯狂凶残的日本侵略军和遭受兵匪荼毒的几千万晋察冀边区人民,他们的口号是:“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保家卫国”,“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他们的行动是:痛击日军,肃清与改造土匪,统一抗日武装,严明纪律,宣传救亡,恢复地方秩序。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的言行,一举改变了广大农民长期形成的“兵匪一家”的传统认识。以致八路军所到之处,“瓢食壶浆,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和爱戴[4]”。广大农民“把民间的枪枝拿来,连人带枪一齐参加八路军[5]”,八路军也被农民称为自己的“子弟兵”。“阜平营”、“平山团”等部队的出现,就是八路军已扎根于敌后民众之中的佐证。

[2]《冀中军区的简略介绍》(1939年9月1日),《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9期。

[3]《晋察冀边区是怎样创建起来》,(1939年3月11日),见魏宏运:《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第55—56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以下简称魏宏运:《总论编》)。

[4] 林朗、王韬:《在抗战中的冀中抗战堡垒》,《群众》第8卷第22期。

当然,必须正视的是,根据地农村社区的整体文化水平还比较低,农民大多数都还是文盲或半文盲,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也仅是个开始,且还带着浓重的战争时代的气息,村社民主政治建设之路还很长。但是,农民们那追求解放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却表明了,他们已经开始摆脱专制制度的束缚。根据地农村社区的社会生活也因此而发生了巨大变化。身历其境的原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委员、太平绥靖公署参事刘奠基曾感慨说:我追随国民党追求民权主义20余年,已陷入失望,万没有想到民主政治“在和敌人炮火斗争当中,竟会实行起来”,“会在今天敌后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实现[7]”。可以说,这种村社的初步民主政治建设及其启示,在晋察冀边区乃至中国农村社区的现代化建设史上也是个永远不应忘记的良好开端,是中国农民的创举和历史的奇迹。

[1] 杨尚昆:《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1944年7月),见魏宏运主编:《总论编》,第119页。

[2] 徐大本:《冀中一年来的政权工作》(1941年5月),见魏宏运主编:《总论编》,第171页。

[4]《记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解放日报》1943年3月10日。

[5] 徐大本:《冀中一年来的政权工作》,见魏宏运:《总论编》,第166—167页。

[6] 徐大本:《冀中一年来的政权工作》,见魏宏运主编:《总论编》,第171页。

[7]《记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解放日报》1943年3月10日。

二

抗战相持阶段,日军困于共产党的敌后游击战的展开,不得不集中兵力巩固其占领区。于是,刚刚在敌后建立起来的农村抗日根据地及其敌后抗日游击战便遇到了空前的困难。弱小的共产党及其八路军如何坚持并赢得抗战胜利,唯一的出路便是充分而严密地将广大发动起来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使广大的敌后农村成为埋葬日本侵略者的战场。中共最早开辟的晋察冀根据地,也正是这样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模范的农村抗日战场。

共产党、八路军深入晋察冀边区之后,为了广泛地发动敌后游击战争,按照中共中央全面抗战的路线,提出了“全民总动员”、“实行全民武装”的口号[4],以各种形式,将边区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

首先,在深入敌后之初,建立战地动员委员会、抗日救国会、抗日自卫会等半政权性的组织,把分散的农民群众初步组织起来,并使之与八路军共同配合抗击日军,改造各种抗日军队、义勇队、游击队、联庄会及秘密会社,组成统一的抗日武装,恢复稳定农村秩序,建立新的农村地方政权,改变原来的混乱的局面。

其三,通过劳动互助把农民组织起来。边区农村最早的劳动互助是为帮助抗属与贫苦农民的,那时称“互助团”、“帮耕团”。1939年之后,天灾敌祸纷至沓来,边区陷入严重的困难中。在边区农村社区之内,大家共同面临的是“自救”、“共存”的问题,于是,农村一些民间传统的“换工”、“拨工”互助形式兴盛起来。1943年11月,毛泽东发出“组织起来”的口号,要求“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组织起来[6]”。此后,农村社区的农民生产互助合作运动有了全面发展,“变工队”、“拨工队”及各种“突击队”普遍组织起来,而在修渠、开荒、修滩、捕蝗、抗旱等生产活动中,劳动互助则向更高形式的劳动互助社发展。据灵丘县98个村庄统计,1944年组织起来的人数占劳动人口的58.1%[7],而灵寿县芝麻沟全村男劳力的94%、女劳力的90%以上已参加拨工互助,并建立了“四套合一”(拨工组、合作社、抗联、抗勤小组)的拨工队,形成了高级形式的劳动互助社[8]。组织农民的劳动互助,在农村社区掀起了积极生产的热潮,也进一步推动了农村社区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1] 吕正操:《冀中的抗战形势》(1940年3月4日),《解放》第110期。

[2]《冀中军区的简略介绍》(1939年9月1日),《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9期。

[4]《记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解放日报》1943年3月10日。

[8]《一九四五年冀晋区生产会议总结报告》,见魏宏运:《总论编》,第614页。

边区村社军事化和农民的高度组织化,是适应战时特殊环境的产物,导致的却是农村社区内农民间相互关系的又一巨大变化。它彻底改变了农户传统的分散、无组织状态,使边区农民的抗战有了“全面化、全民化”的特点[8],使广大农民长期潜藏着的巨大能量得以最大限度地聚集并释放出来,有效地使用于对日军的抵抗,可谓晋察冀敌后抗战伟力之深厚根源在于农民之中。这种农村社区全面军事化与农民高度组织化的经验,对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在广大新解放区充分地组织亿万农民和充分依靠组织起来的农民力量迅速打败国民党,也有重要影响。

[1] “耕三余一”,源出《礼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此处指边区农民一年生产能有4个月余粮。

[2] 《一九四五年冀晋区生产会议总结报告》,见魏宏运:《总论编》,第616—617页。

[3] 《一九四五年冀晋区生产会议总结报告》,见魏宏运:《总论编》,第616页。

[4] 《一九四五年冀晋区生产会议总结报告》,见魏宏运:《总论编》,第619页。

[5] 《记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解放日报》1943年3月10日。

[7]《一九四五年冀晋区生产会议总结报告》,见魏宏运:《总论编》,第616页。

[8] 吕正操:《冀中的抗战形势》(1940年3月4日),《解放》第110期。

三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多是交通及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并长期处于被日本侵略军分割、包围、封锁与军事扫荡的艰苦环境之中。日伪军先是“着重强盗式的掠夺、抢劫”,后则“变成惨无人性的、有计划、有步骤的‘三光政策’,所到之处,强占与破坏人民田地房屋,鸡犬不宁,草木俱毁……勒索、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日伪过后,“不是家破人亡,就是遍地房塌室坍,废墟瓦砾[1]”。再加上频繁的水、旱、虫灾,边区农村社区生产力遭受了严重摧残,经济受到摧毁性破坏。于是,农村社区之内,一方面,原本不足的生产力资源,因敌人的破坏更加奇缺,许多农户无法再单独维持简单生产;另一方面,大量劳动力投入抗日军事斗争,抗日家属自然要由社区内共同来加以照顾与帮助。而村社之内,支前生产不说,就是站岗、放哨、运输、慰劳、侦察、坚壁清野、破坏交通、收割电线、袭击敌人,样样工作都非一家一户所能单独承担。因此,互助自救、互助共存便成了社区内农民共同的基本要求和中心任务。

首先,人民政府、共产党为互助自救、互助共存作出表率。政府的费用、税收,“取之合理、用之得当”;财政上,“尽量缩减开支,反对浪费”,充分照顾人民生活,使群众的“负担减至不可再减的程度”,并“以最少的支出发挥最大的效用[2]”;广大干部均“实行生活费制”,一个公务员每月所取一切生活费用“比不上一个工人的收入”,然而他们却“吃苦耐劳和不避艰难”,“背背包,跑山路,住地窑,深入敌区”,扎根民众[3],是为农民奋起互助自救、互助共存之榜样。

其三,以发展生产为社区“自救”与“共存”的基础。发展生产是边区解决军需民食的基本方针。前述边区劳动互助,不仅是组织农民的方式,也是发展生产的可行方法。除实行劳动互助外,边区政府还提出“敌来就打,敌退就耕”的口号[9]。农民抓住空隙,抢耕抢种,开展生产自救。不仅消灭了土地荒芜现象,保证不误农时,而且还新开了许多荒田、荒地、水渠、整修了许多滩地。在北岳区,1938年与1939年就形成了垦荒、修滩、开渠的热潮,仅平山、阜平等9县,就开荒25000余亩,1939年到1942年,北岳区29县开渠2272条,可浇地4181364亩,修滩146349亩[10]。11943年,边区政府提出生产发展“三大口号”:“一拨工,二订农户生产计划,三锄地三遍”,得到全区各方面的积极响应。社区内农户大都实现了“耕三余一”的目标,创造了艰苦战争环境下发展生产的一大“奇观”。发展生产的目的是收获。组织起来的民众,在武力掩护下“抢割、抢收、快打、快藏”[11],“首先是不让敌人夺去麦子粮食,再才是自己的分配问题[12]”。通过社区的军事化与组织化,村里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开渠、牧畜的全部工作都是党政军一齐动员”,上至

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

七、八岁的儿童,男女老幼一齐动手,各尽其能,都在“枪林弹雨封锁沟墙中”“用血汗争取”民族的生存[13]。

[3] 《记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解放日报》1943年3月10日。

其四,开展节约运动。为了保证军政所需和救灾度荒,节约运动在社区内得到了广泛的开展。政府与干部“节省开支,反对浪费”,“自动要求减低生活待遇”。农民们积极支前,但自己采树叶、集野菜、“节衣缩食,准备度荒”,如井陉的印吉子,“原全家每天吃粮二升,在荒旱的情况下,减少半升,多吃糠菜,缝补旧衣,节布一匹”。边区农民勤劳生产,同时又节衣缩食,从而保证了大部分家庭实现“耕三余一”计划[1]。

其五,进行生产互助自救运动的宣传教育。应该说,广大农民长期适应的传统个体生产方式及其所产生的“各人自扫门前雪”的个人意识,与互助合作的集体劳动是有矛盾的。因此,即使在那大家必须共同“自救”、“共存”的特定环境下,劳动互助也需要在遵循自愿互利的原则下,“特别加强群众的教育”。当年,共产党的教育办法是:“通过劳动公约,开会检讨,奖励表扬模范;利用谈话、群众力量、黑板报、壁报来批评落后”,“克服自私的思想”[2]。其中,对农民们最有效的教育方法之一是英模学习运动,开展向那些具有忘我无私与自我牺牲精神的典型人物学习,使整个社区内农民形成你追我赶,比学赶帮,积极生产与工作的潮流,从而使边区基本保证了军需民食,“家家有饭吃,有衣穿”[3]。宣传教育还包括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内容,最主要的是集体化方向的宣传,认为今日之劳动互助,仅是“向集体经济过渡的”“初级形式”,将来要“从各方面都使”小农“经济合作化起来”,变成“集体经济”[4]。

农村社区内的上述互助自救与互助共存的艰苦努力,一方面削弱了封建半封建势力,社区内各阶层之间的财产关系尤其是土地关系发生了“悄悄的”变革,大多数贫苦农民的土地迅速而普遍地增加,土地与阶级结构都呈现“两头向中间挤”的现象[5],共产党在农村土地改变的目标大体已经实现;另一方面,根据地内“没有大多数人忍饥挨饿而少数坐享其福,大发其国难财”的现象,同时,“全体军民在共同的顽强斗争里,大家在贡献着每人所能贡献的力量”,军政民团结一致“同甘苦,共患难,都过着吃糠咽菜忍饥受冻的艰苦生活”[6]。这种全社区同甘共苦的艰苦生活与土地和阶级结构“两头向中间挤”的新变化,本质上都是农村社区战时平均主义经济生活形成的体现。正是这种社区战时平均主义的真正贯彻和持久的坚持,在特殊的战时环境中暂时抑制了农民在个体劳动中长期形成的自我发家与增殖私产的欲望,激发了农村社区“自救”、“共存”、“互助友爱的模范精神”[7],从而在经济上切实保证了敌后艰苦抗战的长期坚持并赢得最后胜利。

然而,在这种战时平均主义实施过程中,农村社区内同时也开始涌动着一种社会平均主义的“左”倾思潮。这种“左”倾思潮,是把战时平均主义当作未来社会追求的目标而要加以发展,其表现是:

(二)把劳动互助的集体化和供销合作社作为未来社会抑制社会不平均的组织形式。本来,当年解决抗干、抗属、孤寡老弱和难民困难,力争家家有饭吃、有衣穿而发展起来的集体劳动互助,是当时特殊而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实施战时平均主义的产物,但社会平均主义则从追求社会平均的角度认识战时平均主义,要将战时平均主义移植于未来社会,把个体生产劳动简单地看作“封建”、“自私”与“落后”的东西加以批判,认定将来农民的唯一前途是走苏联模式的“集体化”道路,实行集体化劳动[14]。同时,再加上政府组织的供销合作社“垄断商业”,使“人人加入合作社,一切经过合作社”[15],抑制商业流通领域的“剥削”,认为两者结合,就可以克服农民中的分化与不平均,实现社会的平均。

对于上述社会平均主义的“左”倾思潮,有时也受到来自共产党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又总是在“批右”和“纠右”斗争中受到限制,很快被中断而停止。当时,农村工作中,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干部开展工作的指导性文件,报告中认为,贫农尤其是“赤贫”“最为革命”,他们主持农村政权与农会,行动“样样正确”,可以“指挥一切”,“必须不准人批评”[16]。干部们以此“来打通思想”[17],再加上当时党内干部中长期形成了“宁左勿右”的不成文定俗,“怕别人说自己右了……认为越‘左’立场就‘越稳’”,社会平均主义思想就始终没有得到过真正清理和批判,自然也就难以得到纠正。于是,农民们“怕冒尖”、“等着共产”的消极情绪也在社区内滋长[18]。这种社会平均主义的思潮与后来的农村土改和集体化运动中的平均主义错误本质上是相联的。

该文发表在《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4期

[1] 《一九四五年冀晋区生产会议总结报告》,见魏宏运:《总论编》,第648页。

[2] 《一九四五年冀晋区生产会议总结报告》,见魏宏运:《总论编》,第6

4

5、620页。

[3] 《一九四五年冀晋区生产会议总结报告》,见魏宏运:《总论编》,第6

4

5、620页。

[9] 《五专区全面贯彻减租运动总结》(1944年6月),见魏宏运:《农业编》,第116页。

[10] 《冀中五年来财政工作总结》(1943年4月),见魏宏运:《总论编》,第697页。

[12] 《冀中五年来财政工作总结》(1943年4月),见魏宏运:《总论编》,第697页。

[13] 《五专区全面贯彻减租运动总结》(1944年6月),见魏宏运:《农业编》,第116页。

[14] 《一九四五年冀晋区生产会议总结报告》,见魏宏运:《总论编》,第6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