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解释学视域下的“传统”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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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哲学解释学 传统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论文摘要：本文从哲学解释学的“传统”理论出发，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视域融合”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方式，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发展。

从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解释学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中国实践的视域融合的过程，是中国诠释者以解决中国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为目的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运用、丰富和发展。借助哲学解释学这一现代哲学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探讨哲学解释学中的“传统”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意义。

一、哲学解释学的“传统”理论

伽达默尔首先提出了自己的前见观。前见即已有之见，又称为先见、偏见、前理解，从具体内容的结构看，指称构成一切理解主体的精神因素，即语言、动机、知识、经验、情感、价值观、世界观、方法论等，是指构成理解者存在的种种历史条件。传统解释学认为，理解者和文本之间存在着历史时间间距的鸿沟，理解时会带有自己的主观偏见，影响着对历史文本理解的客观性。理解者就应该克服自己的前理解、主观偏见，脱离自己当下的历史而进入文本作者的历史，从而达到对文本原意的把握，这样才能客观地理解文本。因此，在传统解释学的理解中，前见、传统、权威等，被视为应该加以反对和克服的对象，而且要从根本上打破传统的束缚，要站在纯粹理性的角度。如施莱尔马赫认为解释学就是“避免误解的技艺”，解释学的目的就是达到本文的原义，所以他把理解的过程看成不断克服理解的主体与理解对象由于时间距离而造成的历史隔阂的过程，以及理解者放弃自己的前见的过程。狄尔泰认为哲学是“一种个人的性质，一种在任何时候都能把精神从传统、教条、偏见、本能的影响，甚至外部限制我们的力量中解放出来”。而伽达默尔明确指出：“‘前见’其实并不意味着一种错误的判断。它的概念包含它可以具有肯定和否定的价值。”伽达默尔从词源上指出，前见在拉丁文中是作为法学方面的一个词，其本意是在终审判断之前的一种预先判断。作为预先判断，既可能有否定的结果，也可能有肯定的结果。按照他的看法，事物本身只能根据适当的筹划、恰当的前见才能被理解：如果认为全部的理解任务就是摈除前见，而不是依据前见，那么这只是因为我们分享了启蒙运动的前见，即“启蒙运动的基本前见就是反对前见本身的前见。”因此，伽达默尔得出与启蒙时代理性主义以来完全不同的结论：前见不但不是理解的障碍，而且是历史实在本身和理解的条件；摈弃前见，就是摒弃理解。“前见”不仅是理解的前提，而且构成我们理解的视域。

伽达默尔在确立“前见”在理解中的基础地位后，为“传统”和“权威”正名。启蒙运动思想家认为，权威与理性是绝对对立的，他们的普遍要求就是不承认任何权威，并把一切都放在理性的审判台上。伽达默尔认为，权威的本质并不是抛弃理性，而是相反。他说：“启蒙运动所提出的权威信仰和使用自己理性之间的对立，本身是合法的。如果权威取代了我们自身的判断，那么权威事实上就是一种偏见的源泉。但是，这并不排除权威也是一种真理源泉的可能性。当启蒙运动坚决诋毁一切权威时，它是无视了这一点。”他进一步指出：“人的权威最终不是基于某种服从或抛弃理性的行动，而是基于某种承认和认可的行动——即认可他人在判断和间接方面超出自己，因而判断在先，即他的判断对于我们自己的判断具有优先性。”传统，作为无名称的权威，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占有超过我们活动和行动的力量。但自从启蒙运动以来，传统概念与权威概念都遭到蔑视，人们认为它同样是启蒙运动理性原则的对立面。其实，这也是启蒙运动的前见。传统与理性之间并不存在这样一种绝对对立，这可以从传统的本质即“保存”这一概念看出来，保存这种活动不是无理性，而是一种理性的活动，因为它需要肯定、掌握和培养。伽达默尔写道：“实际上，传统经常是自由和历史本身的一个要素。甚至最真实最坚固的传统也并不因为以前存在的东西的惰性就自然而然地实现自身，而是需要肯定、掌握和培养。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尽管有历史的一切变迁，但它一直是积极活动的。但是保存是一种理性活动，当然也是这样一种难以觉察的不显眼的理性活动。正是因为这一理由，新的东西、被计划的东西才表现为理性的惟一的活动和行为。”例如在革命时代，尽管人们对旧的观念进行猛烈的批判，但却有更多的东西在所谓改革一切的浪潮中保存下来，并且与新的东西构成新的价值。 "

伽达默尔进一步指出传统不是静止的客观对象，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化过程，进而指出理解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其实是经常地处于传统之中，而且这种处于决不是什么对象化行为，以致传统所告诉的东西被认为是某种另外的异己的东西——它一直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一种范例和借鉴，一种对自身的重新认识”。传统不是一个固定的客观对象，也不是一个可以脱离现在而孤立存在的，可以单独加以复原的东西，因为“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所以理解也不是一种主观性的行为，而是一种置自身于传统过程中的行动，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那么，理解者在整个传统的进化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呢，是不是被动的，只能为传统所支配呢?伽达默尔通过“视域融合”来解决这一问题。所谓“视域融合”，它不是一个视界服从另一个视界，也不是两者的简单相加，而是听者与说着商谈达成关于特定话题的共识。就实质而言，视界融合就是原有视界的打破，就是新视界的发展，也是理解主体与理解对象的发展。

综上所述，在传统的概念中也有自由的因素，对传统人们并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通过理解参与了传统的进化，并在对传统的理解中理解了自身。由传统构成的前见是理解的前提；传统在形成了我们的视域的同时，又会给理解造成障碍；我们在对携带着传统信息的本文进行理解的过程中，不断地剔除不合理的传统，与本文的视域融合，形成一种更高的普遍性，它又成了传统的一部分。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视域融合”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方式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产物，它在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传播、发展，也将是一个与各地区、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交融发展的实践过程。因而，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发展注重民族化、个性化，强调各民族固有文化的合理性和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诠释语境中，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依据中国的“传统”、“视域”来理解、选择、接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背景、文化氛围、生活方式等实践条件构成的“传统”中对马克思主义文本进行文化的诠释和实践的诠释。只要是在中国理解、选择、接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就得承认“中国传统”存在的客观性和合法性，承认“中国化”是一个客观的必然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如果脱离“中国化”的特定语境而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或异国模式，并以绝对真理式的“正统”、“权威”、“惟一”自居，必然造成机械的、僵化的教条主义。这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并不鲜见，并给革命和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当然，任何一种“传统”都是历史的、有限的，而且并非都是合理的、积极的，正如哲学解释学将“前见”作肯定和否定，即合理与不合理的辩证划分一样，合理的“前见”显然有利于文本意义的创造和生成，而不合理的“前见”则会阻抑文本意义的合理阐发，还会形成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积极的传统偏见是优良传统的代名词，作为人们韵理解基础是台乎情理的；消极的传统偏见是保守传统的代名词，影响人们理解的合理性，当在排除之列。这就告诉我们，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解和阐释之前，应对其“传统”之合理性作“先行理解”、“先行掌握”。如对中国传统文化，应取其精华弃之糟粕。

那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融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马克思哲学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合为例，除极少数学者根本否认两者可以相互融合之外，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两者可以融合，但在怎样融合的问题上，看法却大相径庭。大致有两类看法，一类是把两者的融合看作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化中国传统哲学，持这类看法的大都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此类学者大都会谈论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传统哲学，认为这是中国传统哲学得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的前提条件，言下之意是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相互融合中，两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优势位置，中国传统哲学则处于劣势；两者的融合就是优势的一方吃掉劣势的一方。另一类则是把两者的融合看作是用中国传统哲学同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持这类看法的人都是从事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学者。他们则人谈中国传统哲学的优势与精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的中国传统哲学里面都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没有的中国传统哲学里面也有，便说我们完全可以用中国传统哲学同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用以指导我们的实践。上述两类学者的看法截然相反，似乎水火不容，但其心路本质却完全一致：采取的都不是辩证思维态度，而是一种同向性或同一性思维态度。此种态度就是预设同一性前提，然后用其同化一切特殊性和个别性，以求达到绝对的同一性。但是，如果用这种思维方式去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融合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问题，我们是不可能获得任何合理结果的。那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呢?有学者认为只能采取“视域交融”的思维方式。为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第一，将不同的视域首先只是看作视域而不是别的什么。即不要硬将它们区分出优劣好坏来。应当意识到，就每一种单独的视域而言，它都与其所处之时空环境相关，因而我们首先应该尽可能地去理解它，评价它的敞亮与晦暗、宽阔与狭窄等等。第二，必须具备辩证否定的思想方式。有了这一思维方式，我们就会将眼光更多地转向自身视域，去发现其所存在的问题。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就会有更大的动力去和各种异质的视域交融，以便开阔自己的视野。如果我们认为不同的视域可以相互融合，那也当且仅当在融合的视域中包含着先前各个不同的独特视域，而且它还是一个不断变化着和不断向前推进着的视域的时候。用这样一种思维态度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我们就应该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各自内部成份的丰富、完善、充实和提高方面，而不是集中于或明或暗地相互不承认甚至相互攻击。倘若我们这样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有可能真正实现。笔者赞成这种观点，这正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视域融合”提供范例。 "

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发展

哲学解释学认为，我们在对携带着传统信息的本文进行理解的过程中，不断地剔除不合理的前见，与本文的视域融合，在此基础上达到新的理解，这新的理解马上就构成传统的一部分。所以说，只要我们理解着，我们就参与了传统的形成。传统决定我们，我们也决定传统。马克思主义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以来，经过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的理解和实践，形成了各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这些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解，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一部分，是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已形成了阶段性的理论成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率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如《实践论》；第二是概括了中国化的唯物辩证法理论，如《矛盾论》；第三是提炼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关于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整准确地理解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定位中国的基本国情，转换和解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主题，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有学者指出，应当承认，邓小平不是专门的理论家、哲学家，也不像毛泽东那样有专门的哲学著作和系统的哲学理论，他的哲学思想主要不是以纯哲学形式出现的理论哲学，而是以方法论为特征的应用哲学；不是以系统的概念、范畴、原理构造理论体系的哲学，而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主的“实践智慧”、“哲学智慧”。这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如《道德经》、《论语》、《孙子兵法》等经典著作所带有的“实践智慧”的独特风格，是用中国人自己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来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重要方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主要提出并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并回答了现代化建设新形势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课题，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指出了新的方向。可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遵循了实事求是的思想逻辑，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理解、一种创造、一种发展，参与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进化过程，而且在中国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这些新的传统是我们以后进行理解的视域，视域是不断变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是一个对已有传统不断反思的过程。正是这个过程，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发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