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新自由主义发展观（二）

六、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反对“华盛顿共识”，不同意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就会自动解决经济发展的一切问题。斯蒂格利茨尖锐批评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他认为，实际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这三个组织都是单一统治秩序下的可互相调换使用的面具。许多规则是由他们共同制定的。他们会在每个国家身上实施“结构调整”的“四步曲”。

第一步是私有化。更准确地说，就是腐败化。当地领导人往往用世行的要求去压制对他们的批评以推行私有化。削价出售国有资产的回扣率会达到10% ，而这些资产动辄价值数亿美元。受美国支持的寡头控制的俄罗斯政府的腐败计划剥夺了俄罗斯的工业财富。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近一半，带来了萧条和饥饿。

第二步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的“拯救经济计划”———资本市场自由化。理论上讲，就是对资本市场解除管制，即允许资本自由流进流出。不幸的是，有时（比如印度尼西亚和巴西）钱只是单方向地不断流出。这叫做“热钱”（Hot Money，指为获取高额利润或保值而由一国转移至另一国的流动资金）循环。现金以不动产或货币形式流入某国进行投机，一有风吹草动就跑。一个国家的储备在几小时、几天内就流干了。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为了吸引资金以恢复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会要求这些国家把利率提至30% 、50% ，甚至80% 。结果可想而知：如此高的利率扭曲了资本的价值，打击了工业生产并耗光了国家财富。

第三步是价格市场化———一个粮食、水、燃气价格飞涨的时期。像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削减对穷人的食品和燃料补贴后，印度尼西亚爆发了骚乱。玻利维亚去年发生的水价的骚乱、今年二月厄瓜多尔水、燃气价格的骚乱则是由世界银行引起的。不管怎样，你都能得到这样的印象，骚乱是计划好了的。让我们看一下对厄瓜多尔的“转轨型国家援助计划”。在秘密报告里，世界银行说他们希望他们的计划能激起“社会的不安定”。这并不奇怪。秘密报告显示：计划已经使厄瓜多尔51% 的人口陷入了贫困。而世行只呼吁勇敢、坚定地直面国内的动荡，用“政治决心”来忍受高昂的物价。这些骚乱和动荡又引起了新的资本恐慌性出逃和政府的崩溃。当然，这种经济“纵火案”也有它光明的一面：对外国公司来说，他们可以以“跳楼价”买到那些价值连城的东西，比如矿山开采权或港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不是市场经济的循规蹈矩的铁面无私的追随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要求印度尼西亚停止对穷人的食品补贴的同时，筹措了数百亿美元去挽救印尼的银行家，实际上也就是挽救向印尼银行家贷款的美国和欧洲的银行。把这些图景综合起来，我们发现：在这个体系中有无数的人利益受到损害，而明确无误的赢家只有一个——— 西方发达国家的银行业和美国的财政部。

第四步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把这一步叫做“消灭贫困计划”：自由贸易。这是在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统治下的自由贸易。与19世纪一样，欧洲人和美国人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冲破壁垒打开市场，却阻碍第三世界的农产品进入他们的市场。鸦片战争中，西方用战争来推行他们的不平等贸易。今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使用的金融和财政手段几乎一样有效。世界银行最大的症结在于它的计划的秘密化和教条化，从不向公众和持异议者公开。西方在第三世界到处推行“民主选举”，世界银行所谓的“消灭贫困计划”本身就破坏了“民主”。黑非洲的生产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构性援助”的指导下已经走进了地狱般的困境。

自然地，这“四步曲”会失败，会引起危机。可一旦他们（IMF）的市场自由化计划失败，他们就会要求更多的自由化政策。[4]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认为，“华盛顿共识”的某些政策主张(如：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等)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整体上看，它的政策主张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放松对外资的监管、放松政府管制等，适应了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的需要。不仅如此，美国此后利用经济援助、贷款的附加条件，向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最终被美国当局国家意识形态化、政治化、范式化。因此，发展中国家对“华盛顿共识”必须高度警惕。否则，国民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将面临巨大危险。[5]

一、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锋芒与理论缺陷

（一）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锋芒

新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的政策普及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贯彻不全靠霸权，也跟新自由主义的内在合理性有关。新自由主义学者当然认识到自己理论的锋芒，不少反新自由主义的学者也不否认新自由主义的锋芒所在。中国学者主张要批判地吸收新自由主义，其实也是承认新自由主义的有它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适用性的。

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在对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和传播历史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新自由主义绝非权宜之计，其锋芒在不断地显示出来。如何解释一个近乎过时、绝迹的经济理论又东山再起呢?许多进步的经济学家把七十年代向自由主义的踉跄前" 行看作是对那一时期不稳定经济的一种反应。但新自由主义被证明绝非权宜之计。它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不断地为右翼政治势力(美国的里根、英国的撒切尔)制造胜利。以至于到了九十年代，在民主党治下的美国和工党治下的英国，新自由主义却越发加强了它的统治地位。[6]

日本学者宫本宪一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锋芒在于正确地指出了在福利国家和中央指令性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着“政府的失灵”。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开始于对凯恩斯理论的批判。其中出现了各种流派，但还是反对凯恩斯的有效需求论的供给经济学和货币主义占了上风。在财政学领域，公共选择论批判了凯恩斯的经济调整政策。特别是否定了凯恩斯的赞成发行赤字公债理论和通过税收进行收入再分配的理论,否定财政的平衡———即否定发行赤字公债，主张税制的中立。[7]

美国佩里·安德森强调“新自由主义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敌人”。并认为新自由主义在降低通胀率和提高企业利润率是卓有成效的。如果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不稳定的或是不符合时代的，将是一个危险的幻想。它在最近这些年间已取得了许多胜利，尽管它还不是无法战胜的。如果我们试图指出各种可能超越现实的新自由主义的远景，如果我们力求在思想、政治、文化方面进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那么我们不能忘记它为我们提供的经验教训。安德森认为新自由主义最迫切的首要目标是遏制70年代的通货膨胀。在此领域，它是卓有成效的。通货膨胀率在整个经合组织国家，由70年代的8 8%下降到80年代的5 2%，90年代通胀率继续保持下降趋势，通货膨胀的降低也为重新提高企业利润率创造了一定条件，在这一领域新自由主义同样取得了实际成效，在整个经合组织工业国中，企业利润率70年代约下降了42%，80年代却增加了4 7%。如果人们考虑到整个西欧，那么企业利润率的上升就会给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它由减少5 4%变成增加5 3%。[8]

李强教授认为，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贡献是看到国家干预是有成本的。国家干预不仅可能造成市场失灵，而且会产生寻租行为。许多经济学家鼓吹国家干预的意义，似乎国家永远公正，国家干预不需要任何成本，是免费的午餐。新自由主义的寻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证明，国家可能成为少数人或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工具，国家并不可能代表公共利益或意志。这种主张对于打破国家神话是有意义的。新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就是以近代以来国际法和国际组织为基本制度结构，以民族国家为最基本的行为单位，以多元文化并存为最基本的国际现实，以全球自由经济贸易为基本交往手段，这是近代以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最基本的框架。[9]

韩震、欧阳向英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锋芒在于对自由认识的深化和对国家认识的深化。国家干预理论是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古典自由主义国家学说信奉旧契约论基础上的有限政府论，反对国家干预社会生活，尤其反对对经济的干预，提出“管得越少的政府，才是越好的政府”；而新自由主义认为无视社会中的不平等，会导致国家在政治上的无能和民主的破产，克服这一状况的最佳途径是扩大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国家应为促进人们的共同幸福而提供公共福利，战后新自由主义在美、英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付诸实践，有效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盛行达半个世纪之久。决定新自由主义在当时的有效性的，除了认识上的原因，还有具体的社会——历史的因素。主张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在战后被普遍采用而且效果显著，既是由市场与国家、自由与约束的内在矛盾决定的，也是由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通过考察历史上新老自由主义者的自由观，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什么是自由”，西方的自由主义者也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而且，这一过程逐步深入，没有终结。新自由主义导入积极自由概念，使得自由超越了它“无拘无束”的消极状态，从法律的到道德的，自由规定性的增加使自由的内涵更为明确、更有保障，这使自由的实现成为一种可能。国家限制公民的自由只能以保障公民更根本的自由为理由。国家限制某些人的自由必须以保障更大多数公民的自由为依据。自由主义对基于个人权利的自由加以肯定，是历史的进步。新自由主义主张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相分离，使私人领域获得了不受公共领域特别是不受国家的非法干预和支配的独立地位，意味着人们在私人领域的自由得到承认，私人领域的自由构成了人的基本自由，这是自由主义对人类的贡献，也是新自由主义的合理性所在。对于这种自由，我们不仅要予以承认，还要加以保护。任何个人、团体、政党、国家都无权破坏私人自由，否则就是倒退。由此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对放任与约束、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有了比古典自由主义更进一步的认识，这是认识的深化，有利于围绕自由与约束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的解决；而且新自由主义努力在动态的过程中辩证地把握这些矛盾，在具体的历史中通过政策的修改不断调整它们的关系，使公民与社会协调发展。[10]

（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缺陷

新自由主义不是一个完美的理论，它从诞生时起就一直处于与各种反自由主义理论的论战中。它生不逢时，一诞生就受到当时社会大气候的压抑和凯恩斯主义的攻击，社会主义者对它尤其深恶痛绝。在凯恩斯主义统治西方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政策的30多年里，新自由主义尽管在不断地反思和发展自己，流派纷呈，但却长期处于学术和社会的边缘地位。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被冷落30多年之后异军突起，成为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中的“显学”，备受西方各国政府的青睐。90年代以后，更是结集为“华盛顿共识”，在美国和国际组织的“经济武装”下向全球推广。但是，即使在它“奇迹”般的崛起后，新自由主义也没有少受批评。西方左翼学者对新自由主义一直持有保留态度。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蔓延，新自由主义“不服水土”的毛病日益暴露，全球的左翼学者对新自由主义展开了更加激进的批评。

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从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和社会基础展开了批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人”或“理性人”哲学受到严厉批判。他指责新自由主义的分析工具是狭隘的和严格的理性概念，在社会立场上完全站在“强力者”一边。新自由主义把经济世界是纯粹的和完美的世界，它通过制裁或中介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展示自己的逻辑。它把理性取向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同构成它们的应用条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混为一谈。它执着于自己所创造的武断的对立，即经济法则和社会法则之间的对立，前者建立在竞争和效率的原则上，后者服从于正义原则的统治。在一个由各种强力关系构成的世界中完全站在强力者一边。在这种科学纲领的名义下，它转换成为一种政治行动计划，一种正在进行中的政治纲领，这种纲领旨在创造出一些使上述理论得以实现和发挥作用的条件。这是一种从方法论上解构集体的纲领。采取这些行动的目的是对任何可能对纯粹的市场法则构成障碍的集体结构提出质疑。新自由主义从整体上倾向于赞成将经济同社会现实分离开来并由此在现实中建构一种同其纯理论描述相一致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机制，它呈现为一个调节经济力量的约束链。[11]

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从人性论、市场论、资本论、全球化等方面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新自由主义认为，以每个人的私利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市场社会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只要没有外部障碍阻挡，这种社会必定会通过看不见的手走向繁荣。资本主义从来就存在，全部人类历史不过是市场关系的逐步解放，这种普遍性、理性化的社会形式" 惟一需要的就是消除对它的束缚。新自由主义将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市场关系看作是无限的，认为一切阻碍它扩张的外部障碍都是暂时性的，都将被克服。资本扩张过程中的危机在这种经济哲学中被归因为“外部因素”对市场的限制或干涉，而不是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内部矛盾。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如果不是直接服务于资本本身的利益，就会被经济自由主义者视为这一体制顺利运行的主要障碍。其他的存在于市场体制之外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因素，例如传统的非商品经济的存在，阻碍自由竞争的垄断（或寡头制）的发展，各国边境、关税、市场的存在，对劳动力商品化的限制，以及外部自然界本身的局限，也被看作暂时的障碍，并将被扩张着的资本主义市场社会所消解或克服。然而与资本主义普遍化趋势相联系的矛盾以及这种发展趋势具有绝对的局限性。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极力追求的“普遍性”所遇到的外部障碍，就其性质来说是资本本身异化的产物，资本普遍性的最大障碍只能到资本本身中去寻找。由此，资本实际上不可能克服诸如外部自然界、劳动力再生产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以及民族区别的存在等制约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本身单方面扩张的结果，资本由于以异化的方式寻求普遍性而进一步使人类和自然界分裂，使生产和人类生产及再生产的条件（以及普遍需要）分裂，使民族和民族分裂。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只不过以功能主义的方式反映了资本主义普遍化的更为根本的趋势。正是资本主义的现实（不仅仅是新自由主义的狂热）不断消灭着“中间道路”的全部可能性，而同时看起来打破了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限制。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之内还是之外，都没有任何一处地方能让人们逃离这一恶性逻辑。最终的结果恰恰是土地、劳动力、货币这些“生产要素”，正遭到一种不能接受任何边界的制度的破坏。这正是“全球化”新的更高级的功能主义现实的结果。全球危机加剧了。全球生态（经济学家习惯简称为“土地”的东西）正处于困境中，劳动力的价值和普通人的生活条件到处都受到打击，实际工资在下降，生活状况在恶化，世界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全球金融危机扩展到世界各地的“实际经济”中。世界经济处于停滞，生产严重过剩，金融动荡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对于这一切，新自由主义没有答案。因此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状况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并不是一个什么“大断裂”，而恰恰是资本主义表现了其最本质的东西。资本主义的矛盾正以新的积累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那些旧的摆脱危机的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越来越行不通了，其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已经如此普遍。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一个被剥去了一切人性伪装的资本主义。它无路可走，已经到了尽头。[12]

美国学者大卫·科兹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批评了新自由主义，他认为新自由主义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中无法进一步提升有活力的资本积累。他说，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统治理论，新自由主义也不禁面有难色。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稳定生存下去取决于它能否行之有效地积累资本，从而带来经济扩张和技术进步等后续结果。只有行之有效的资本积累才能在长时期内既保证了获利，又提高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但问题在于新自由主义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中无法进一步提升有活力的资本积累。有众多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并不指望新自由主义方式可以加快积累。首先，从长远眼光来看，新自由主义统治使纯工资数目和大众购买力明显下降的趋势会造成需求总量的不足。其次，由于新自由主义摒弃政府的反周期政策，降低了自我调节的有效性，放宽了对金融领域的公共调控，在宏观上易造成不稳定。其三，新自由主义加剧了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而潜在地打击了投资积极性。[13]

日本学者宫本宪一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批评新自由主义导致了“市场的失灵”。他说，新自由主义追求的是在完全的市场主义指导下，通过市场竞争原理实现经济主体的效率化应优先于根据计划原理实现的社会公平。这一理论是以资本主义更具活力为目标，但同时在政治上则企图抑制劳工运动。虽说在资本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仍在进行之中，但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它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这些问题被称为“市场的失灵”。它扩大了经济的不平等和降低了福利、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水平。[14]

美国学者佩里·安德森从新自由主义提倡的“自然失业率”和经济复兴的平均增长率的角度批评了新自由主义导致的高失业率和低平均增长率。他说，高失业率被认为是使整个市场经济能有效运行的一个自然的和必然的机制。整个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失业率在70年代为4%，到80年代则至少翻了一番。这一结果从实施新自由主义目标的角度看，是令人满意的。总而言之，收入之间的不平均———对新自由主义来讲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加深了。最大的问题是，在70—80年代期间，一直到90年代初，这些国家的平均增长率没有大的改变。在整个经合组织国家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复兴发展始终停留在脆弱和摇摆不定的状态，同50—60年代膨胀波的节奏相比相去甚远。[15]

李强从人性和国家的性质的角度批判新自由主义忽视了国家的“公共性”，而只是注意到了社会的“个人性”，并且漠视人性的复杂性。李强认为新自由主义对于国家的解释完全是建立在方法论个人主义之上的。按照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国家不包含任何公共性。这种说法显然有失偏颇。事实上，国家可能有公共性。第一，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逻辑看，在特定时期，个人利益依赖于整个国家的安全，人们可能为了个人利益而追求国家利益。第二，更何况，方法论个人主义并不能解释人的所有行为。人性事实上具有双重甚至多重特征。人一方面追求利益，另一方面追求黑格尔所说的“承认”(recognition)。由于追求承认，希望得到公众的承认，政治家、公务员完全" 可能以追求公共利益为目标。古今中外这方面的例子是相当丰富的。[17]

韩震、欧阳向英从自由的社会性和全球性的角度，批评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由不是人类“真正的自由”，而只是资本的自由和资产阶级的自由。首先，“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别人看做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做自己自由的限制”，“自由这项人权并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结合起来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与人分离的基础上。这项权利就是这种分离的权利，是狭隘的、封闭在自身的个人的权利”。资产阶级的自由是建立在自私自利的人的基础之上的，其权利必然被分割，其自由必然被孤立；而真正的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之间不应该有着不可逾越的障碍，不应该走向分离和分立，他们应走向联合和统一。新自由主义无非是加进了允许国家干预政治、经济、教育等活动，为公民提供更广泛的公共福利的因素，其自由主义的本质没变，仍是一种改良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至上与追求结果平等是内含着矛盾的。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取向必然与公共社会生活发生冲突。其次，新自由主义不仅是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制订国内政策的依据(虽然不是唯一依据)，而且是他们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的主要意识形态。美国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输出国，它一方面向全球推销新自由主义，推行经济自由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借贷自由化，推动别国开放市场；另一方面又以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汇率贬值等手段对本国市场实行保护主义，千方百计捞取利益。这时，新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辩护和服务的庸俗性和欺骗性就表现出来了，它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新殖民主义者在全世界进行经济侵略和政治渗透的工具。[18]

二、新自由主义实践的历史功过

对于新自由主义政策实践的历史功过，中国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要历史地、全面地、辨证地看待，反对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的简单态度，主张要联系具体的国家、具体的历史时期、具体的政府政策来考虑。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19]

（一）新自由主义的积极后果

（二）新自由主义的消极后果

1. 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产生深刻的对立。

美国的学者莱斯得沙龙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中指出：从美国的现状来看，自从有了健全的统计制度以来，最近20年是美国经济最不平等的时代。该学者还指出，如果民主主义追求的是平等，那么在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就必将产生深刻的对立。制度学派的代表学者格鲁普莱伊斯对不实行纠正贫富差别最为有效的累进所得税制的观点进行严厉的批判。从目前的日本经济现状来看，政府在加快恢复景气的步伐，但如果仅通过市场原理，断然实行与欧洲相比耽误了20年的改革的话，这将使日本的经济出现更加的不平等，公共服务等也将进一步倒退。尽管经历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财政总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相反有增加的趋势。即由于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大大提高以及人们对民主主义、基本人权需求的增强，公共部门的经济不断发展壮大。[21]

2. 新自由主义缺乏有效的公共政策，加剧了社会结构的两极化，潜伏着社会大分裂和大爆炸的危险。

私有化意味着全部所得归私人所有。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社会资源的平等占有。不加限制的自由市场竞争必将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导致由少数人垄断社会最多资源和资本，而大多数人将失去一切。战后，为了缓和市场经济下尖锐的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西方国家都加强了国家对资本的限制和社会收入分配的宏观调节。但是新自由主义却反其道而行之，从而加剧了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了西方国家以及世界范围内严重的贫富分化、在这种社会分化基础上的社会分裂、这种社会分裂对于民主制度的侵蚀以及世界范围内政治的向右倾斜等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也同样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严重两极化。前智利总统帕特里西奥·艾尔文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不能消除拉美日益严重的社会灾难，因为市场“常常是非常残酷的，它有利于最强势者，而加重最贫困者的贫穷”。他依据智利的经验指出，“市场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市场推动消费和创造财富，但它不能公平地分配财富。”拉美左派组织“圣保罗论坛”也在一份文件中指出，新自由主义改革使财富空前集中, 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边缘化和贫困化。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学者卡洛斯·Ｍ 维拉指出：“新自由主义没有社会政策的地位，全靠市场统治一切。”在新自由主义模式中，“社会问题被看作是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一个支出领域：‘社会发展的概念让位于‘社会补偿’，充其量是补偿或缓解经济政策造成的后果”。政府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取消社会福利体系，从而失去了缓和社会紧张的作用。

2.导致消费需求不足，阻碍经济增长。

新自主义主张减少公共开支，特别是社会福利开支，压低工人工资，使社会购买力降低，而减税政策又使收入和财富向已经富裕的阶层转移，这就导致总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危机取代了通货膨胀的危机。

3.降低了生活标准，触发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

4.危害国家安全，诱发恐怖主义。

5. 使发展中国家过分依赖外资。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工业和技术开发部主任芭芭拉·斯塔琳斯等人指出，改革解决了一些老问题，但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新问题。国有部门的投资效率低；外资与国内经济未能结成一体，其结果是贸易赤字扩大，越来越依靠外资。一旦外资撤离，经济就陷入困境。阿根廷20位宗教界人士致信阿根廷领导人指出，新自由主义政策“把我们拖进了没有希望的境地”。

6.从国际范围看，新自由主义由于缺乏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计划，无法全面促进世界经济发展。

非洲的边缘化，亚洲金融自由化的消极后果以及拉美的经济和金融动荡等等，都是证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核心是尽可能弱化国家的作用，主张市场对经济的绝对统治。新自由主义大谈“民族国家和国家主权失去意义”，要求发展中国家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把有关主权让渡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新自由主义表面上推行市场自由化，实质上是图谋让强国担负起组织和管理世界经济的任务，阻止弱国拥有保护自己市场的机制和手段，保证其企业对弱国市场行使霸权。

三、新自由主义的未来

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未来，目前国际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说法，一种是美国学者威廉·K.塔布所预测的新自由主义之后是“更多的新自由主义”；第二种是西方左翼所主张的“超越新自由主义”；第三种可能是美国学者大卫·科兹所说的“资本主义迟早有重归国家的干预可能”，即回到凯恩斯主义或出现“新凯恩斯主义”。中国学术界没有明确的预测，但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未来发展主要受制于它的内部自身矛盾的发展和外部的发展环境。新自由主义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将是一个长期、复杂和曲折的过程，其发展趋势将取决于影响双方力量对比的各种因素。[24]

（一）“更多的新自由主义”

（二）“超越新自由主义”

在新自由主义取得强势主导地位这一不利形势下，西方左翼在经历短暂失语后，近年来发起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提出了超越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课题。美国思想家弗里德里克·杰姆逊指出，要进行一场打破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理论斗争，抵制西方文化或“文化帝国主义”，并从文化领域进入经济领域，导向对金融资本主义的彻底拒绝。他认为，要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作出真正的、能够稳步推进的并具创新性的政治回应，社会集体性必然是关键与核心。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奥斯卡·拉封丹发出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呼吁，指出：与里根和撒切尔的名字相联系的保守党的经济革命已在整个世界普及开来，它导致了前苏东集团的瓦解，并带来了一定的发展，而这些发展现在必须加以修正。我们让新自由主义者来支配我们政策的中心概念和内容，这一时间太长了。现在，这种局面必须加以改变。美国的乔姆斯基、福斯特、法国的本赛德等人指斥吉登斯关于“除了资本主义别无选择”的论调。乔姆斯基指出，过去有几个时期也被称作“历史的终结”，比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但事实已证明此种观点愚蠢之极。现代新自由主义秩序已造成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没有理由相信动乱会自动向民主、人道的解决途径发展。一切取决于我们，取决于人民怎样组织、回应和行动。对未来的选择权掌握在我们大家的手中。乔姆斯基说，民主是人们值得生存其中并为之奋斗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有组织的政治行动主义造成了我们今天拥有的民主的程度，带来了政治普选权、妇女权利、工会、公民权以及我们享有的自由。我们应把建立基于合作、平等、自治和个人自由原则的政治经济制度作为出发点来思考问题。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从１９９８年起，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民开展了政治经济层面的反新自由主义群众运动[26]。美国左翼学者詹姆斯·皮特拉斯则分析研究了新自由主义秩序在拉美占统治地位的二十年来拉美人民、主要是农民对新自由主义政权的各种反抗，探讨了该地区革命左派的前景。他指出，尽管传统的左派政党、城市劳工及其他社会运动在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性重组的进攻面前遭受损失，但是新兴的民众组织已经出现了。美国的霸权和新自由主义的支配地位遭到了拉美最有活力的政治和社会运动的挑战和质问。新的运动是前途远大的、有创造力的政治力量，具有向现存的自由市场秩序发起挑战的能力。[27]安德森认为，如何超越新自由主义的课题，如今已摆在人们的面前。关于如何超越新自由主义，安德森提出了三大原则：在价值问题上，我们必须强调平等原则是自由社会的中心准则。平等意味着每个公民的机会均等和全面发展，而不是绝对平均主义。在所有权问题上，人们完全可以创造出人民所有制的新形式。这个课题今天不仅在发达国家的左翼人士中展开讨论，而且在中国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已开始了典型试验。在民主问题上，新自由主义主张少一点民主，我们坚持要多一点民主。我们并不把现有的代议制民主当作尽善尽美的人类自由的崇拜偶像，作为一种有缺陷的暂时形态，" 民主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完善和发展。[28]

（三）回到“凯恩斯主义”或“新凯恩斯主义”

从促使新自由主义发迹的几个因素来看，我们也可以发现资本主义迟早重归国家干预可能性的根源。一种可能性就是世界范围内出现更为集中的垄断和有序的竞争。也许现在的兼并浪潮如同上个世纪交替之时在美国和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一样将继续发展，直至垄断取代白热化竞争，当然这次是在世界水平上的。如果这样发展，大公司一定会转而又来支持国家的干预。但这种可能似乎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大会发生。世界之大，不同国家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法律和商业习惯，这就阻碍各国在市场关系中放弃竞争。如果工业结构调整到只有两到四家公司生产某种产品，一旦几家公司间沟通不力或找不到合作基础就构不成一个稳定的垄断。同样，国际垄断通过国家政府在国际上进行有效的调控本身就是一件难事，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出现一个真正的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不大可能的。如果国家社会主义再度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出现，这也许会把资本主义世界推回到国家干预阶段。但是，这种情形也不大可能发生。即便俄罗斯和乌克兰似乎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最终也不会产生出对抗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由此看来，只有剩下的两个因素才能带来新的国家干预时期。其一，全球新自由资本主义在宏观上的不稳定可能会在未来引发大规模的经济危机，而衰弱了的干预政府对此已无法控制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会使国家干预复活。其二，全球新自由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剥削和其它社会矛盾在未来某一时刻会刺激起社会主义运动，使它再度焕发活力。如果社会主义运动在一个或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复活并构成挑战时，这些国家就会相应地回到国家干预的老路上。而照此发展下去最终可能会废除资本主义，取而代之以一个基于人类需要而非私有利润的社会制度。[29]

结语

历史地看，从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合乎逻辑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资本逐利的竞争性扩张，只要资本主义还有内部扩张（“结构扩张”）和外部扩张（“空间扩张”）的余地，只要资本主义还没有耗尽它的能量，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就可能不断地在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的“创造性地回归”。从20世纪20-30年代古典自由主义蜕变为新自由主义以来，新自由主义历经30多年的冷落和边缘化，似乎由回到了古典自由主义在“辉煌”的19世纪的地位，并有所突破。新自由主义是以“个人”、“自由”、“效率”为它的三个主题词的，是完全为“资本”服务的，最大限度地为“资本”开拓道路，因此，必然导致对“社会”、“民主”、“公平”的难以兼顾，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内在的深刻矛盾，这也是新自由主义必然会被超越或取代的根本原因。从古典自由主义到马克思主义或凯恩斯主义，又从马克思主义或凯恩斯主义回到新自由主义，历史似乎是循环的，但是，新自由主义毕竟不是古典自由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或凯恩斯主义的挑战的创造性回应，使新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古典自由主义，对于“自由”和“国家”的认识得以进一步深化。新自由主义的最大贡献是：它创造了比较精致和比较可行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因此一切回应新自由主义的各种挑战性理论在这方面也要能够超越新自由主义。我们相信：新自由主义同样必然会被创造性回应它的各种形式的兼顾“个人”、“自由”、“效率”与“社会”、“民主”、“公平”的理论所取代超越或取代。马克思主义在创造性回应新自由主义的挑战中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看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缺乏“以人为本”的个人——社会视野，而倾心“以资本为本”的个体视野。从短期来看，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确实大大提高了发展的效率。然而，从长远来看，这种明显会导致“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发展模式是缺乏可持续性的。科学发展观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在发展过程中警觉地保持自然生态、社会形态、个人心态的微妙平衡。新自由主义在这方面是有缺陷的。

[3] 参考李其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5期。

[5]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新自由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 年第6 期。

[6] [美]大卫·科兹：《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刘扬、白丹译，《当代思潮》，2001年第3期。

[7] [日]宫本宪一：《经济学的百年回顾》，《财经问题研究》，曹瑞林译，2002年第6期。宫本宪一为日本滋贺大学校长、经济学教授。

[9] 李强、庄俊举：《历史地、全面地研究新自由主义(一)》，《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2期。

[16] 王冰：《西方市场理论的演进》，《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3期。

[19] 如中国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既反对全盘肯定，也反对全盘否定，主张要区别看待。李其庆坚持“双重后果”说。关于新自由主义政策实践后果的分析，参考了李其庆的观点。

[20] 李其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5期。

[22] [美]威廉·K. 塔布：《新自由主义之后还是新自由主义?》，吕增奎编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也可参考美国《每月评论》2003年6月号。

[23] 张世鹏：《关于新自由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

[24] 参考李其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5期。

[25] [美]威廉·K. 塔布：《新自由主义之后还是新自由主义?》，吕增奎编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也可参考美国《每月评论》2003年6月号。

[26] 1998年6月，由法国《外交世界》月刊发起、几大左翼杂志共同成立了“阿塔克”协会，全称是“争取开征托宾税援助公民行动协会”。协会的宗旨是“提供有关金融统治的各种信息，并在国家、区域和国际三级开展反对金融统治的斗争”。“阿塔克”的最初目标只是要求开征托宾税，以便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反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泛滥和金融垄断集团的统治。但是，随着布迪厄、德里达和帕赛等学界泰斗的介入，协会组织不断扩大，不仅得到了国内各党派、工会、社会团体的广泛支持，并且与各大洲的反全球化组织进行串连，力求形成全球网络，还积极参与了西雅图、热亚那反世贸组织的轰动事件，现已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组织。“阿塔克”运用“公民参政”的民主方式，在行动上抗衡新自由主义的世界新秩序，对世界未来施加影响。

[27] 周穗明：《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批判》，《岭南学刊》，2002年第2期。

[29] [美]大卫·科兹：《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刘扬、白丹译，《当代思潮》，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