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文献目录的过去和对今后工作的希望

藏文典籍在十一世纪以前以翻译为主，其后藏族本身的撰述渐多，但是在雕版印刷术未传入西藏之前全靠手抄，由于抄写者的水平不一，校对便成为很重要的一道工序。我们看到敦煌吐蕃文书及其后的许多抄本的末尾都常常记有初校、再校、三校字样，其中有些并有署名。可见是费了很多功夫的，但仍不免讹误。十四世纪中雕版印刷术开始传入西藏，这对于校对质量和流通数量两方面无疑都是很有利的条件，但这也不是短期间马上就能传播很广的，其大规模的应用是在稍后的明永乐年间。

十五世纪初，永乐帝派中官侯显等入藏，取来梵笑藏经，1411年刊成甘珠尔全部并选刊了丹珠尔里的六种最重要的论著。至于丹珠尔则是在其后近二百年之久，到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才在北京添刻的，据刘若愚《酌中志》的记载只有四十二帙，是否刻全了，尚待查。永乐版是在南京刊成的（藏史记载其为铜版，待考），印刷后首先送往五台山菩萨顶，后送往藏区各地，至今仍有保存的。这对藏区雕版印刷的进一步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国内首先大规模地整理藏籍目录，尤其是细录子目的，应该说是拉卜楞寺。1959年拉卜愣寺集中了该寺公私藏书数万帙，理出复本，分为十七类，油印出来的目录为八开大本近一千页，其中文集这一类就占七百页之多，成为这部目录的主要部分，共收有一百六十七家，每帙都有总页数和详细的子目；校对精细，纲笔字体亦遒劲有力，是西藏文献目录学史上空前的一次壮举。真使好学者大饱眼福。可惜当时限于客观条件，印数不多，二十年后的今天已经很难再得到了。

目前民族文化宫所收藏的藏文文集共约一百八十家，总数与拉卜楞寺相埒，内容约有十分之八相同，拉寺所无者主要是萨迦派的著作如雅德班禅·仁达瓦，绒敦·玛微僧格等人的文集等有十八种，其中有一些珍贵的写本。现在这个目录的编法大体与拉卜楞寺目录相似，不同之处是：一、加上了作者的小传，二、对排列的次序做了调整，拉寺目录原来的次序大体上与教派及时代前后有些关系，而又不甚严格，不便于查找。现在改按作者名字的字母顺序排列。另按教派及年代先后列出一表做为附录，三、子目的书名、篇名，拉目用了不少缩短的简称，我们是按封面页上的原文全部照录的。

现在的这个目录，还不能反映民族文化宫藏书的全貌，而且著录的项目也还不完备，只是粗糙的底稿。下一步进行的工作我个人现在想到的有下列几点建议，谨供参考。

（一）书名的简称——这是藏文典籍特有的一个问题，藏文书名往往很长，很不容易记住，常用的书都有过习惯上的简称。但对所有各种门类学科所习用的简称全都熟悉的学者也是很难得的，这就需要几位见多识广的学者合作才能做好，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书都有通用的简称，所以工作量不是太大的。我们希望各方面尽量提供自己所熟悉的简称，将来汇集起来成为一本“书名简称索引”。

（二）书名的汉译——众所周知，藏文典籍是个内容极丰富的宝藏，但是究竟丰富到什么程度，具体地有哪些内容则资料还不多，这些书名，这本目录里的汉文对不懂藏文的人可以提供一些原始资料。这项工作先后经过许多人之手，其中大部分出于郭和卿先生之手。郭先生是藏学耆宿，对于佛典，尤其是密宗见识广博。在汉族学者中是不多的，译文当行出色，但是书目涉及的方面很广，藏传声明、因明、医药、历算等许多专科的研究在汉族中尚未充分开展。许多术语，尤其是藏文中独有的术语，怎样能译得既信且达，尚无定论。因此，其中不免有些是还值得商讨的，又因为经手的人多，前后不免有译法不一致之处，这些都有待于改进。还有简化的问题。这一次译文的原则是逐字不漏地对译。如上所述，藏文书名往往很长，从藏文本身看，有时已不易抓住其核心要点，译成汉文后就更加晦涩，更加有必要提出一个简称，使人一目了然，但是全称的翻译究竟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再提简称，此较稳妥。

（三）分类法问题——做为一个现代图书馆的书目，书名、作者、分类三套基本目录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藏文书，分类更有特殊的重要。因为如上所述，书名目录是不容易查找的，又如下节所述，作者目录在一个完备的异名手册做出来之前，有时也难使用。因此三种目录中起作用最大的可能是分类目录，书籍数量少时粗分大类并不困难，但数量大了，就必须细分，才便于查找。外文和汉文图书的分类法，经过多年经验的积累和研究，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能够用极简单的几个号码和字母来代表层次很多的分类，使用起来极为方便。藏文典籍有其传统的分类法，与汉文的佛典又有所不同，能否和如何纳入汉文分类法的体系进一步适应国际上标准化的要求，是将来下一步的问题，暂时还顾不上。传统的分类法，大小五明，显密二乘，显乘分大小，密乘四续，显宗五论的分法各派虽大致相似，而进一步细分，则各派有所不同，何去何从有侍斟酌，即使在确定之后，具体地给每一种书分类编号，没有相当的学力也是办不到的。这是一项大家公认很有必要，功德无量而又是“能者不为”的工作，而且工作量很大，单靠民族宫现有的人力是担当不起来的，希望各位学者为了利益后学，也是为了自身的方便，协作共同去完成。

（四）关于作者的著录——藏族人同名者甚多，习惯上在本名之前（少数的在本名之后）再加上地望、氏族、教派、职位、学位以至诨名等等以资区别。本目录著录作者时尽量采用了这些有特色的称呼，避免单用本名。但是见闻有限，所采取的未必一定正确，或者还另有更通用的称呼，也未可知。同一作者的文集中又常见到不同的署名，有的人多至十几个署名，这些署名并不全都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个作品当其处于文集中时，无论怎样署名都不难确定其著者是谁，但是从文集中抽出来，成为单行本，有时，就难于判断了。因此把文集中所出现的署名，一个不漏地记下来，编成笔名、异名手册，将会是很有用的一部工具书。只是工作量不小，这次的目录里未能做到，希望以后补做。给每一部文集的作者写了一个小传是这部目录的一大特色，其中绝大部分出自中央民族翻译局木雅·工布同志之手，内容翔实，文字流畅，为本目录生色不小。这项工作看来不稀奇，实际上难度很大，有些作者尤其是晚期的许多人，名不见史册，暂时还没有他的传记。只有从其著作的题记中见到的师承关系或著书的年代去推断他的大致年代。关于这一百八十多位作者的年代目前已查证的情况如下，生卒年代都有的约十分之六，只有生年或卒年的占十分之二，间接推定大致年代的占十分之二，我们还将继续努力查找，并希望读者提供材料或线索，以便以后补入。

（五）著作的年代——许多作品本身未记年代，其记有年代者，早期的往往过于简略，晚期的又过于复杂。其简略者是未记第几个丁卯周（饶迥）或只记地支未记天干，甚至记月日而未记年份，其过于繁杂者则是把时轮历，时宪历上各种不同的纪年、纪月、纪日法，种种异名和历注上的许多内容都写上去了，有时满满半页，使不熟悉这一套的人眼花缭乱，摸不着头脑，因此这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六）版本情况——刊版的处所无记载者很多，有记载者有的是嵌藏在偈句里面，而且所记都是其正式名称，而一般却多以地名著称，其间的关系有待整理，无论如何第一步是先把尾跋中所记的先录下来。

总之，希望在这个目录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使上述的各种著录项目完备起来，成为一部水平较高的藏文典籍目录。希望专家学者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希望各地各兄弟单位都把这项工作重视起来，不吝投入一定的人力，把各自藏书的目录整理出来，互相交流共同为促进藏学研究提供必不可少的条件。

〔出处〕 青海图书馆 198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