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当代中国多边外交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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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国；多边外交；国际行为主体

[论文摘 要]多边外交是指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国际行为主体(包括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通过建立国际组织、缔结国际条约、举行国际会议等所开展国际合作和协调。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重视多边外交。中国多边外交具有自己的特点，要重视处理其中的中国多边外交重要关系。

多边外交古已有之，但近年才日益得到重视。这与当前全球化速度加快，全球问题更加突出，世界各国联系日益密切分不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多边外交呈现出非常活跃的态势，而且形式与内容也日益丰富和多样。

一、多边外交的基本内涵

关于多边外交的概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相对而言，下列定义比较科学，即：多边外交是相对于“双边外交”而言的，多边外交是指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包括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通过建立国际组织、缔结国际条约、举行国际会议等所开展各个领域的国际合作和协调。

多边外交的实践古已有之。有学者认为，距今约2800年的中国春秋时代，东周列国的霸主“大会诸侯，订立盟约”既是中国古代的首脑外交,也是中国古代的多边外交实例。但也有人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多边外交可以追溯到1648年召开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当代意义上的多边外交是二战后发展起来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体系。但是，直到冷战结束后其在国际关系中的独特作用才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

首先，相对于双边外交，多边外交具有更高的公开性。三个以上国家的互动与双边互动相比保守秘密的难度要大得多，因此多边协议的制定和实施比双边协定更加具有透明性，更易于为国际舆论所监督。正是由于多边外交的这一特点，小国、弱国对多边外交都比较积极。

其次，多边外交之所以是多边的，正是在于它能够包容各方的政策追求。参与多边外交的各方，其具体利益可能有较大的差异，但它们的利益总有一个交汇点。多边外交的开展往往是着眼于一种更长远，更有深度的国家间的合作，要求一个国家克制、甚至放弃某些领域内的单边或双边的利益考虑，侧重于有互动关系的多边共同的利益标准。因此，多边合作有助于减少摩擦和冲突，有助于促进国家间关系的良性互动。

二、中国对多边外交的参与

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开始涉足多边外交。1949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澳工会代表会议，是新中国诞生后举行的第一次国际会议。1954年4月，我国参加了日内瓦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应邀参加的政府间多边国际会议。但是，由于受国际环境和中国国力的影响，中国难以全面融入国际社会。70年代，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开始参与联合国组织的各项活动，并越来越多地加入了其他一些国际组织和参加国际会议，但由于经验不足和受“左”的思潮的影响，中国在多边外交活动中，抽象谈论原则和旁观多于实际参与。 冷战结束后，中国更加全面地融入国际社会，多边外交日趋活跃。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中国不仅积极参与多边外交，还成为了多边外交的积极倡议国和主持国。博鳌亚洲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朝核六方会谈等就是中国推动多边外交的创造性实践。

三、中国多边外交的基本特点

第一，维护国家主权。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决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我国内政，危及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所决定的。因此，维护国家主权意识必然是我国多边外交的一个特点。冷战后的国际形势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尊重国家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绝没有过时。我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方面有着广泛的共识，这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多边合作的基础和促进因素。在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中国一再挫败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针对中国的提案，成功地挫败台湾当局加入联合国及其他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组织的图谋，从而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主权。

第二，重视经济外交。其一，从国际环境来看，冷战后的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进行多国经济合作，建立平等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已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各国在对外交往时越来越重视经济问题，中国不可能例外。中国必须顺应历史潮流，才能在国际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其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将经济建设作为本国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强国富民成为中国国家利益的核心内容。中国的外交都必须为这一目标服务，也就是说中国的外交任务就在于为本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多边外交将经济问题置于重要位置正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和实现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 "

第三，涉及领域多样化。近年来,中国多边外交活动的内容扩大到政治、安全、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各个领域。在安全领域，中国支持在平等参与、协商一致、求同存异、循序渐进的基础上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先后参加了东盟地区论坛、亚洲相互协作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东北亚合作对话会等多边安全对话合作进程；在全球问题方面，中国参与了联合国组织的旨在讨论全球范围内的环境、难民、跨国犯罪、恐怖主义、人权、反腐败等重大国际问题的各种会议；在经济合作方面，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是中国多边外交着力最多的内容。中国进行多边外交活动的对象各异，囊括各类国际性和区域性的政府间和非政府的组织与论坛，各种多国间的活动等，且活动涉及面日益宽泛。

第四，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有着极大程度上的一致性，因此，中国在多边外交活动中，特别重视和注意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合作与支持。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一贯伸张正义，主持公道，反对霸权主义，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发挥了建设性作用。针对当前存在着的不合理、不公正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中国坚定地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坚决主张在平等互利、协商一致、求同存异、循序渐进的基础上，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国际安全对话和国际经济合作。中国的多边外交活动也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四、中国多边外交中重要的五对关系

第一，国家利益与国际义务的关系。我们不能仅仅把国际组织当作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同时，也应该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促进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上各地区和各种问题与我国国家利益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更多地关注国际事务，在分清主次和力所能及范围内多尽一点国际义务，有利于我国的长远利益。

第二，我国与发达国家和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多边外交活动中，既要考虑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又要考虑到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我们应避免与发达国家不必要的冲突和摩擦，加强经济合作和共同对付相关威胁。对于那些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较大的问题，我国应旗帜鲜明地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主持正义，支持它们的合理要求。

第三，我国与全球性组织和地区性组织的关系。联合国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有代表性、最有权威性的全球性政府间国际组织。自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十分重视联合国的作用，而且我国参与联合国事务的程度不断扩大和深化。但同时我国还必须重视和关注地区性组织特别是我国周边地区的区域组织，如建立东亚经济贸易区或亚洲货币基金以及东亚或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等。这些区域性组织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安全都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第四，我国与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国际组织的关系。近年来，我们一直比较重视对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参与，但对非政府国际组织重视不够。这里应注意解决几个认识问题，一是关于非政府国际组织的性质问题。它们之中除了少数背景十分复杂或具有反华倾向之外，多数总体而言是进步的或相对公正的。例如，由100多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组成的裁军组织，历来反对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二是受传统外交思想的影响，把外交看成只有外交官可以参与的事，对于来自非外交官的学术界等其他各界人士参与外交活动总是不太放手。事实上，只要给专家学者提供参与多边外交的锻炼机会，某些不足是完全可以克服的。

第五，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有些问题从眼前看与我国利害关系不大，但是，如果从长远看，这些问题和主张恰恰可能损害我国或国际社会的利益。因此，对待多边外交中各方提出的问题、主张和提案，要从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两个方面去深人研究和考虑，不要仅凭眼前与我国利害关系程度轻易决定对策。

结语

作为和平发展中的大国，我们在充分关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应更多地承担起国际义务。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身份，决定了中国必须更加重视多边外交，通过这一方式对国际事务进行斡旋、沟通、协调，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及缓和不利形势，增加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美国作为冷战后的惟一超级大国，其奉行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仅使一度缓和的大国关系出现紧张，而且可能导致国际战略格局失衡。因此，面对美国的霸权行径，中国在力争维护中美战略关系稳定和发展经贸关系的同时，必须通过发展多边外交，广泛结交朋友，既为自身的良性发展，也为全球的战略稳定开辟新的活动空间。

中国多边外交是中国实践“和谐世界”理念的必由之路，是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的最佳例证。中国的多边外交，塑造了为世界和平、发展、合作而不懈努力的国际形象，展现了坦诚、负责、务实、灵活、开放、包容的外交风范，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中国已经并将继续与其他国家一起，通过各种多边活动，发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作用。

[参 考 文 献]

(2)John Gerald Ruggie. Multilateralism Matters: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ternational Form(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3)约翰·鲁杰.多边主义(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4)韩念龙.当代中国外交(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