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电影价值观的表达对策

商业电影价值观的表达对策 商业电影价值观的表达对策

放到电影传播中,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观众接受哪种价值观念有两点很重要:首先是它的有用性(需要和利益),其次是真实性(客观现实)。人们接受价值观或遵守法律其出发点是一样的,即认为这样做归根结底对自己有益,且客观现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把握好这两点,就会避免“假、大、空”的问题。围绕价值观,还有以下常用词语:“社会核心价值观”、“社会主流价值观”、“普世价值观”。本文无意在更大的语境下辨析他们,仅仅在电影中就其关系的重点加以区分。笔者理解,“核心价值观”更强调价值体系的层级关系和相互依赖性,主流价值观相比较而言,不太强调价值的体系性,更偏重某个价值观念在社会上的认可程度,被大多数人所认可的某个价值观念即可视为主流价值观。但是,有时候,观众会觉得主旋律电影等传播的主流价值观与实际感受差距甚大,因此,在电影中更多的时候“主流价值观”实际是“主控价值观”,即不一定在认同人数上占多数,但却握有话语权。长期以来,在中国电影实践和电影批评里,“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电影”一直有较大的冲突和隔阂,其实就是“主控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的协调与统一问题。当然解决这个问题远比认识到这一问题要难的多。关于“普世价值观”目前争论很激烈。笔者认为,如果将“普世价值观”视作一种对可以共享的价值观念的客观表述而不是西方话语所垄断的专有名词的话,不管从心理学还是社会学等方面看都是客观存在的,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自由平等,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和目标。”[6]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可能潜伏着文化自卑的心理,承认普世价值不代表放弃中国价值和中国立场。总之,商业电影的价值观表达应该将主控价值观和主流价值观统一起来,将主流价值观和普世价值观统一起来,并从中华民族博大的文化资源和现实社会中寻找和提炼那些可以促成社会共识、带给社会温暖的价值观,那些适合用视听语言表达、用电影媒介传播的价值观,那些可以普遍适用的、带给人类希望和光明的价值观。

媒介:奇观的票房号召力与价值观表达

尽管不能仅仅用票房的高低来判断影片的盈利情况,这里面还有投入产出的性价比问题,尽管中小成本的电影在价值观表达上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比如《钢的琴》和《神探亨特张》,但是面对前面提及的“当前”的“历史关口”,在国内电影票房半壁江山已失的情势下,“大片”无疑承担更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责任,而恰恰是“大片”在价值观表达上问题比较突出。电影与一般的艺术媒介相比有其特殊性。它历经多次的技术变革并迎来一次又一次的新生,其艺术性的确立与开拓便是对电影技术熟练掌握并创造性运用的过程。但在技术变革的初期往往都要经历一段磨合,声音、色彩均如此,电脑特效以及 3D 电影的出现也需要调和技术与故事、视听奇观与思想内涵的关系。2002 年《英雄》的横空出世对中国电影产业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是价值观却引起很大的争议,之后《集结号》等影片做了很好的调整,逐步取得价值观、艺术性与技术性的统一。但是整体而言,我们与好莱坞相比,电影技术还有一定的差距,且技术与艺术的融合还远没有好莱坞电影那般纯熟。其实,如果仅仅是技术与艺术的磨合完全可以依托实力强劲的外国制作团队来实现,而目前中国商业电影更突出的问题是故事的匮乏和价值观的错乱。由于想象力的匮乏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中国商业大片只能把对技术性的迷恋和奇观化的信奉运用在武打、战争影片中,大大限制了电影可以表现的题材和类型,于是我们看不到《雨果》等充满艺术理想和现实关怀的影片。而“价值观,人生的是非曲直,是艺术的灵魂。作家总是要围绕一种对人生根本价值的认识来构建自己的故事———人生的价值是什么?什么东西值得人们去为它而生、为它而死?什么样的追求是愚蠢的?正义和真理的意义是什么?”[7]因此,寻找一个可以表达社会共享的价值观的故事并同奇观化的场面完美结合起来是紧迫的难题。影片的价值观似盐溶于水一般沉浸在影片中,而非游离于影片之外,也只有这样,价值观才有说服力。因此,除了技术层面的熟练掌握之外,影片还要在结构、情节、冲突、人物等环节做到完整的艺术统一才能捧住价值观这一捧水,一个环节稍有松懈就可能滴水不剩。

受众:国内观众与国外观众 传播效果:观众心理、修辞技巧

正如前面强调的,电影价值观表达的研究应该围绕着如何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来展开,而不是看有多么热闹的传播场面。之前不论是分析传播者、媒介还是讯息、受众都贯穿这一点。在此,还需要强调以下几点。首先,切忌价值观先行,忽视故事的承载能力和影片的观赏性。传播学“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受众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他们接触媒介的活动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从而使自己的特定需求得到‘满足’。根据这一观点,受众面对大众传播并不是被动的,实际上受众总是主动地选择自己所偏爱的和所需要的媒介内容和信息,而且不同的受众还可以通过同一媒介讯息来满足不同的需要,并达到不同的目的。因此,不是传播媒介在操纵受众,而是受众在使用传播媒介,传播活动的主动权是由受众而不是传播者所掌握。”[13]因此,可以想象,绝大多数电影观众是抱着休闲放松的心情去看电影,去看故事,而优秀的、艺术完美的影片不但能带来视听的享受还有心灵的愉悦,让他获得超值的满足。此时价值观可以说是观看电影的赠品,是额外所得,意外之喜。认同或否定某种价值观的确不是观众观看电影的初衷,一部电影不去表达明确的价值观不一定没有观赏性,但是如果没有观赏性、艺术性,就不可能传递强有力的价值观。所以,要在保证电影观赏性的基础上让价值观和故事水乳交融、相得益彰,既能满足观众的最低期待,又能启迪观众的精神空间,正如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一样,满足观众高层次的心理需求。其次,学习好莱坞电影“否定之否定”的价值观表达技巧,不宜强行把“社会性道德”拔高到“宗教性道德”。如果分析一下好莱坞电影,或者广而言之好莱坞类型的电影,就会发现,在价值观问题上,他们擅长通过揭开某种价值观的虚伪的表象让观众看到一种真实的值得扞卫的价值观。在影片中,试图掩饰价值观虚假表象的往往是个人或政府部门(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往往扮演这一角色),而最终美丽真实的价值观念则是美国社会、美国人民坚守的阵地。也就是说,在否定之否定后,反而更加强化了这一价值观的本质正确性。深得好莱坞电影精髓的韩国导演姜帝圭在《太极旗飘扬》中亦使用了这一修辞技巧。影片用儒家的兄弟情深成功的战胜了国家利益至上的价值伦理,但是最后正义还是站在韩国一边,这一点我在《“太极旗”的撕裂与缝合》中有详尽的阐述。[14]也就是说,只有经得起质疑、经得起否定,甚至是经得起背叛的才是令人信服的价值观。相比而言,中国商业电影擅长通过肯定再肯定来传播某一理念,从艺术表达的效果上讲,远没有否定之否定来的强烈。而且有时过于急切的把一种“社会性道德”向“宗教性道德”拔高。李泽厚认为,“‘宗教性道德’是自己选择的终极关怀和安身立命,它是个体追求的最高价值,常与信仰相关 商业电影价值观的表达对策 商业电影价值观的表达对策

联,好像是执行‘神’(其实是人类总体)的意志。‘社会性道德’则是某一时代社会群体(民族、国家、集团、党派)的客观要求,而为个体所必须履行的责任、义务,常与法律、风习、环境相关联。”[15]并指出当前未能对两种道德加以梳理影响中国文化的创新。这种混淆在主旋律电影中也非常明显,不但影响了故事的真实性,也降低了价值观的可信度。总之,当前商业电影在讲述故事、传播价值观念的时候要立足观众的期待和需要,注意观众接受心理和社会生活的互文性,尊重观众现实生活的真实体验和道德判断。

结论

以上从大众传播学的角度、以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为旨归分析了中国商业电影价值观的表达策略,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政府部门对社会价值体系的建设负有责任,但在与一般社会生活有区别的电影艺术领域,不宜直接扮演传播者角色,不宜过分干预作品的价值观表达。在让市场决定价值观的过程中,电影人、投资方的博弈也不应该以商业利润为唯一目的。考虑到观众的复杂性,商业电影的价值观表达应该是以主流价值观、普世价值观为主,而且不宜以冲突而应以参与的姿态进入文化世界,以增进了解,提供另一种价值选择。正如乐黛云所强调的———“中国应该向世界贡献思想”。[16]这样才能改变当前西方思想话语界定的“普世价值”的内在要素,浇铸进可以为全世界服务的、对人类未来有益的价值观,从而“改变小球的运行轨迹”。[17]因此,中国文化应该尽快实现儒家文化的“转化性改造”,实现主控价值观和主流价值观、普世价值观的和谐统一。当前商业电影应该尽快实现技术性与艺术性的磨合,让价值观如盐融于水般有滋有味,无声无痕。同时要与影片的艺术性、商业性和谐共存,相互补台,表达的价值观应该去弥合社会分歧而不是增大社会鸿沟。商业电影应该研究观众心理,完善题材和类型,尝试探索多种层面的价值观表达。同时,学习借鉴价值观的修辞策略,直面有争议的价值观念,通过否定之否定、自我怀疑、自我证伪等方式来肯定强化自己的价值观,而非拒绝讨论、反对质疑的自我陶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