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外人异议之诉研究(1)论文

关键词: 执行程序；案外人异议之诉；诉讼构造 内容提要: 2007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通过赋予案外人以提起诉讼的方式对执行行为可能侵犯其实体权益的情形予以救济，确立了案外人异议之诉的独立性，恢复了案外人异议的实体性本质。为了实现案外人异议之诉的价值，有必要在当事人、诉讼请求、管辖法院等诉讼构造以及当事人诉权的限制上实行与一般民事诉讼不相一致的独特制度。

对执行程序中案外人救济制度，2007年《民事诉讼法》第204条作了重大修改：过去是由执行机构通过非诉程序审查案外人异议并作出终局性裁定，现在修改为由执行机构先行审查、对审查不服的再通过诉讼程序予以确定。就是说，现行法律增加了案外人异议之诉这种实体性救济。

民事诉讼法为什么赋予案外人提起异议之诉的权利？案外人异议之诉有哪些特点？如何实现其制度价值及其与其他救济方式的协调？这些问题法律还缺乏明确的规定，理论与实务界的研究也相对薄弱。本文拟就此作些探讨，以期推动对该问题的研究。

一、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实体性和独立性 民事诉讼法之所以将案外人异议之诉与一般意义上的民事诉讼相区分开来并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诉讼加以规定，其根本原因是缘于案外人异议的实体性和独立性。

（一）案外人异议的实体性—以权属争议为例 执行实践中，案外人异议多为对执行标的物主张所有权以阻止执行，故本文关于案外人异议的分析主要以执行标的物的权属争议为考察对象。执行程序在性质上属于非讼事件，其对可供执行财产权属的判定只能根据占有状态、登记状况等表面证据进行形式审查，即被执行人占有的动产、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可以视为被执行人所有的财产。

一般情况下，依据这些标准所认定的财产权属是符合实际的，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借用、租赁、恶意转移财产等原因，被执行人占有的动产、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不一定为被执行人所有。当这些财产因被执行人未自觉履行债务而被查封、扣押、冻结时，其真正所有权人的权益便受到了威胁，就有必要为其提供救济途径。

对此，1991年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救济途径为案外人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后由执行机构的执行员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定，这种审查囿于执行机构和执行员的职权只能是非诉审查。然而，权属争议类案外人异议的本质实际上是案外人对执行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主张所有权，是一种实体性的权利义务关系争议。

对此实体性的异议仅仅通过非经质证、辩论的非诉程序予以审查和确定，有违涉及实体事项的争议应当通过判决等诉讼程序加以解决的民事诉讼法基本原理，也混淆了执行机构与审判机构的职能分工。 基于案外人异议的实体性，有观点认为执行机构先行审查的程序设置是错位和累赘的，也有观点认为案外人先行向执行机构提出异议并不是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前置程序。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这是因为：第一，从我国的执行实践来看，不少被执行人总是绞尽脑汁地采取各种方法转移、隐匿财产，其中惯用的手段之一就是与案外人通谋由案外人出面对执行标的物主张权利以对抗执行。

在此情形下，由执行机构先行审查并作出裁定，无疑能够起到减少当事人诉累、节约司法资源和提高执行效率的作用。第二，随着我国物权法的颁行和财产登记制度的完善，财产权属状况越来越明晰，在此情形下由执行机构通过相对简单的程序对案外人异议先行审查，其后无论是作出支持案外人异议的裁定还是驳回案外人异议的裁定都能够起到释法、教育的效用，避免一旦表示异议就必须另行提起诉讼的呆板与繁琐。

第三，若实行案外人直接另行提起诉讼的做法，由于案外人提起异议之诉并不产生停止执行的法律后果，则可能出现审判部门业已对案外人异议进行审理而执行机构不问甚至不知案外人异议的尴尬。相反，由执行机构先行审查能够使得执行机构较为全面地了解案外人的异议主张和相关证据，进而决定是否继续予以强制执行。

总之，对案外人异议由执行机构先行审查是符合执行效率的价值取向的，也是符合我国的国情和执行实践的。

（二）案外人异议之诉的独立性 在民事诉讼法执行编修改的过程中，与需要确立案外人异议之诉截然相反的一种观点认为，案外人异议的目的主要是通过主张特定标的物的所有权以排除执行，对此通过一般意义上的确权诉讼即可实现，无需再行确立特殊的案外人异议之诉制度。笔者认为，持这种观点者并没有认识到案外人异议之诉与确权诉讼之间的区别，将两者相混淆起来。

案外人异议之诉与确权诉讼的本质上的区别在于两者的功能和性质定位不同。主要表现为：案外人异议之诉旨在为案外人提供相应的救济途径以对执行标的物主张实体权利并请求排除执行，性质上属于制约、监督和矫治执行行为的执行救济制度的一种。

而确权诉讼旨在确定系争标的物的所有权等实体权利以明确相关当事人之间的权利状态，与执行行为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倘若认为案外人异议之诉等同于确权诉讼并可为确权诉讼所替代，则囿于确权诉讼的功能，其仅能起到确认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物是否享有实体权利的作用，无法达到确认执行行为是否违法进而是否应当排除执行的目的。

例如，根据物权法第20条第1款之规定，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据此，在执行程序中预告登记的不动产虽然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但如果执行法院未经预告登记权利人的同意而径予拍卖，则预告登记权利人便享有提出案外人异议和案外人异议之诉的权利。

在此情形下，如果执行当事人、案外人就预告登记是否成立并不争执、执行法院经形式审查也认为预告登记成立的情况下由确权诉讼替代案外人异议之诉，一方面违反无争不成讼的基本诉讼原理，强迫有关利害关系人提起确权诉讼以确定预告登记权利是否存在，无异于徒增讼累；另一方面，即使案外人提起了确权诉讼，受理法院也仅能就预告登记是否成立进行裁判，这样的裁判无法直接产生阻止执行的效力，案外人意在阻止执行的诉讼目的还是无法实现。

二、案外人异议之诉的诉讼标的 案外人异议之诉的诉讼标的不仅直接影响到案外人异议之诉的诉讼构造及其功能实现，而且关系到案外人异议之诉与执行行为异议以及申请再审等相关制度之间的竞合与协奏。

（一）案外人异议之诉的诉讼标的 关于案外人异议之诉的诉讼标的，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案外人异议之诉是案外人对系争标的物主张实体权利并请求排除执行，因此其诉讼标的有二：案外人主张的实体权利是否存在和案外人排除执行的请求能否成立。另一种观点认为，案外人异议之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排除执行，主张实体权利只是排除执行的原因和基础，故其诉讼标的仅为案外人排除执行的请求能否成立。

对此，可以肯定的是，案外人排除执行的请求能否成立作为案外人异议之诉的诉讼标的是无可争议的。至于案外人所主张的实体权利是否存在是不是案外人异议之诉的诉讼标的则应当根据有关利害关系人之间对之是否争执而有所区别。

如果申请执行人对案外人主张的实体权利没有争执，在案外人异议之诉的裁判中无需对实体权利是否存在作出裁判，在这种情形下，案外人主张的实体权利是否存在自然不是案外人异议之诉的诉讼标的。如果申请执行人对案外人主张的实体权利有所争执，由于案外人主张的实体权利对于其排除执行的请求能否成立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在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审理过程中必然需要对之进行审理。

这种审理不仅是对相关事实的查明和认定，而且直接关系到案外人所主张的实体权利是否存在及其归属，为了避免就同一事件在他案中再行争执和重复审理，法院在案外人异议之诉中应当对之作出具有既判力的裁判。在此情形下，为了使得诉讼标的与既判力范围相一致，应当将案外人所主张的实体权利是否存在作为案外人异议之诉的诉讼标的。

因此，案外人提起的诉讼是否构成案外人异议之诉不能仅依凭其案外人的身份予以判断，还必须结合相应的诉讼标的加以确定。如果案外人在起诉时仅主张实体权利而未请求排除对系争标的物的执行的，人民法院的相关部门在立案、审理时应当予以释明并在探求案外人本意的基础上作出相应的变更。

在案外人异议之诉的裁判结果上，则依原告的诉讼请求和有关利害关系人的争执情况而有所不同：其一，案外人排除执行的请求能够成立或者不能成立，对系争标的物应当停止执行或者继续执行，而对案外人主张的实体权利是否存在因无争执而不作裁判。其二，案外人主张的实体权利和排除执行的请求均成立，对系争标的物应当停止执行。

其三，案外人主张的实体权利成立，但该实体权利尚不足以排除对系争标的物的执行，排除执行的请求不能成立。其四，案外人主张的实体权利和排除执行的请求均不成立。

（二）案外人异议与执行行为异议 执行行为异议是指，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2条之规定，执行程序中的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对执行法院就书面异议审查裁定不服的还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执行行为异议在学理上亦称为“执行异议”或者“关于执行方法之异议”，性质上属于程序性救济。

至于法院的违法执行行为是否侵害了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实体权利则在所不问。[11]因此，案外人认为执行行为违法，何种情形下应当提出执行行为异议，何种情形下应当提出案外人异议则不无疑问。

例如，案外人认为执行法院未能根据《查封规定》第2条所规定的财产权属判定标准查封了由其占有的动产或者登记在其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在此情形下其应当提出执行行为异议还是案外人异议？还如，被执行人所扶养的家属作为案外人时，其认为执行法院未能根据《查封规定》第5条至第7条之规定为其保留生活所必需的房屋和生活用品，在此情形下其应当提出执行行为异议还是案外人异议？对此，笔者认为执行行为异议和案外人异议虽然都具有纠正违法执行行为的功能，但两者之间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这主要表现为执行行为异议旨在纠正执行程序和执行措施上的违法，其并不以排除执行为必要，而案外人异议则旨在通过主张实体权利以排除执行。由是观之，可予提出案外人异议的只要同时符合执行行为异议要件的均可提出执行行为异议，两种救济制度之间存在竞合的现象。

在此情形下，有观点认为可以并行适用，[12]或者由当事人自由选择适用且互不排斥。[13]对此，笔者认为考虑到通过异议审查、诉讼审查的案外人异议制度远较通过异议审查、复议审查的执行行为异议制度来得完备，因此应当将执行行为异议的适用范围界定为仅通过形式审查即可确定的事项上，对于通过形式审查难以确定的事项则应当通过案外人异议予以救济。

此外，两种救济途径可并行适用意味着对同一异议可重复审查，如此必将造成执行迟延和执行成本的增加，也会滋生两次审查结果互相矛盾之流弊，因此两者之间只能择一适用。鉴于可否排除执行的复杂性和对于案外人、执行当事人利害关系的重大性，通过异议审查、诉讼审查的案外人异议予以救济较为妥当。

换言之，案外人请求排除执行的，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04条规定提出案外人异议，反之则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02条规定提出执行行为异议。

（三）案外人异议之诉与申请再审 民事诉讼法第204条规定，案外人、当事人对执行法院就案外人异议审查裁定不服，并认为据以执行的原裁判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在执行实践中，需要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救济的情形主要有两种：其一，据以执行的原裁判错误地判令债务人将案外人所有的特定物交付给债权人。

其二，据以执行的原裁判错误地将不需要承担担保责任的案外人的财产作为担保物并判令债权人对之享有优先受偿权。在执行法院裁定支持案外人异议的情况下，如执行当事人认为据以执行的原裁判确有错误的，自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78条之规定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而在案外人异议被裁定驳回的情形下，据以执行的原裁判即使有错误也不会损及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有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积极性的只能是合法权益可能受到侵犯的案外人。同时，由于案外人异议是与原裁判相关的，依法仅能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而不得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

这一点与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不同。就提起再审而言，由于提起再审的主体为诉讼当事人以及原判决既判力所及的第三人，[14]而案外人并不是原判决既判力所及的第三人，故其无权提起再审。

就第三人撤销诉讼程序而言，由于适用该程序须以第三人无其他法定救济途径为前提，在第三人可以提起异议之诉的情况下，不得适用该程序。[1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审判监督解释》）第5条对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予以突破，赋予案外人在对原裁判所确定的执行标的物主张权利且无法提起新的诉讼予以救济时享有申请再审的权利。

[16]具体到执行程序中，有观点认为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物提出书面异议的，执行法院经审查认为案外人异议成立的，可据此作出中止对该标的物执行的裁定，其后再由案外人向有关法院申请再审。[17]对此，笔者认为该观点在逻辑上是存在缺陷的，这是因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4条之规定，案外人异议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的前提是其异议被执行法院裁定驳回且其对该驳回裁定表示不服。

反之，若执行法院认为案外人的异议成立并作出中止对系争标的物执行裁定的，案外人则无再行申请再审的必要。此时如申请执行人不服该裁定并认为原裁判没有错误的，则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4条之规定提起许可执行之诉以资救济，如申请执行人或者被执行人认为原裁判有错误的，则可以通过申请再审予以救济。

据此，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下，案外人无从通过案外人异议之诉对确有错误的原裁判予以救济，但可以根据《审判监督解释》第5条第1款之规定申请再审，但此申请再审无需以执行法院支持其异议并作出中止对系争标的物执行的裁定为前提。

三、案外人异议之诉的价值实现 案外人异议之诉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诉讼，与一般意义上的民事之诉有着不同的产生原因和价值追求，为了实现其价值就有必要为其设置有别于一般民事诉讼的程序构造。

（一）案外人异议之诉的诉讼构造 案外人异议之诉与一般民事诉讼在构造上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当事人、管辖法院、起诉期限和起诉的法律后果等几个方面。 第一，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当事人。

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原告自是案外人无疑。但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值得研讨，即案外人因提出异议也无从享受实益而怠于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的，对其享有债权的第三人可否代位提出案外人异议和案外人异议之诉。

从合同法第76条第1款的规定来看，代位诉讼的对象应当仅限于债务人对次债务人所享有的到期债权，提出异议以排除执行似不属于债务人所享有的到期债权。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如果不允许第三人代位提出异议则可能影响到其债权的实现。

因此，笔者认为第三人代位提出案外人异议和案外人异议之诉是符合代位权的性质的，在案外人怠于行使异议权的情况下应当赋予对其享有债权的第三人代位提出案外人异议和案外人异议之诉的权利。[18]至于案外人异议之诉的被告，由于案外人的主张与申请执行人的利益形成冲突，故此应当以申请执行人为被告。

这里的申请执行人应当包括申请参与分配的申请执行人。有学者认为，申请参与分配的申请执行人作为案外人异议之诉适格被告的还必须取得执行依据，仅有未取得执行依据的担保物权人、优先权人等申请参与分配的申请执行人否认案外人享有排除执行权利的，案外人没有提起异议之诉的必要。

[19]对此，笔者认为不然，因为无论是启动执行程序的申请执行人还是申请参与分配的申请执行人，无论是取得执行依据的申请参与分配的申请执行人还是尚未取得执行依据但有权申请参与分配的申请执行人，在法律地位上都是申请执行人，只要其与案外人之间就案外人是否享有实体权利并能否排除执行产生争执的，都有作为被告的必要。申请执行人为多人时，案外人应当以否认其享有实体权利并可排除执行的申请执行人为被告或者共同被告，被执行人亦否认案外人享有实体权利并可排除执行的，还应当以被执行人为共同被告。

反之，未否认案外人享有实体权利并可排除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或者被执行人因其与案外人之间并无争执，没有必要将其作为共同被告，也无必要列为第三人。 第二，案外人异议之诉的管辖法院。

案外人异议之诉应当由执行法院专属管辖，[20]这是因为：其一，对案外人异议之诉所作出的裁判关涉到对执行措施、执行机构先行审查裁定效力的认定，对此显然由采取执行措施和作出先行审查裁定的执行法院作为管辖法院较为妥当。非此便会出现其他法院甚至是下级法院通过裁判确定执行法院执行措施和先行审查裁定是否合法、适当的现象。

其二，案外人异议之诉是由执行案件衍生而来的，与执行案件关系密切，由执行法院作为管辖法院一方面有利于负责审理的审判部门和负责执行的执行机构之间及时交换信息、合理安排审理时间以提高审理的效率并促进执行，另一方面也能够方便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和案外人参加诉讼，避免在不同法院之间的奔波。既然案外人异议之诉应当由执行法院专属管辖，那么在具体适用时则不应受级别管辖和其他专属管辖的规定而有所改变。

换言之，不论系争标的物的种类、标的额的大小、也不论系争权利义务关系的类型，案外人异议之诉都无一例外地由执行法院专属管辖。 第三，案外人异议之诉的起诉期限和起诉的法律后果。

关于案外人异议之诉的起诉期限，德国、日本以及韩国等国家的相关法律并未作出限定，从我国台湾地区来看，其“强制执行法”第15条规定，案外人必须在强制执行程序终结前提起异议之诉。所谓强制执行程序终结是指，在金钱债权的情形下对特定标的物已经变价、价款已经交付申请执行人的即视为执行程序终结，在交付特定物的情形下特定物已经取交申请执行人占有的即视为执行程序终结。

[21]从我国的规定来看，由于在案外人异议之诉前设置了执行机构的先行审查程序，为了敦促案外人及时启动诉讼救济程序，促进执行效率，案外人应当在收到驳回其异议的裁定之日起15日内提起诉讼。案外人超过该期限提起诉讼且未有延期事由或者申请延期未获准允的，则丧失了提起诉讼的权利。

对于超过起诉期限无从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予以救济的案外人如果其合法权益确实受到了侵害，由于受益的主体要么是申请执行人要么是被执行人，则其可以以申请执行人或者被执行人为被告另行提起损害赔偿或者返还不当得利之诉。[22]由于案外人是在其异议被执行机构裁定驳回的情况下才提起异议之诉的，因此其提起异议之诉原则上不具有停止执行的效力。

但如果执行法院认为案外人的诉讼请求确有理由或者案外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请求停止执行的，执行法院可以裁定停止对系争标的物的处分。如果申请执行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请求继续执行的，执行法院则应当继续执行。

案外人请求停止执行或者申请执行人请求继续执行确有错误并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二）另行提起诉讼的禁止 在执行实践中，被执行人为了逃废债务往往与案外人合谋另行提起确权诉讼并通过自认、达成和解、调解协议等形式转移财产。有些案外人甚至先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当其所提出的异议被裁定驳回后，其并不在法定期限内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而是在此期间或者在此之后根据一般的管辖原则向有管辖权的其他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甚至在案外人异议之诉被驳回后再向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对此，有观点认为案外人异议之诉与案外人以被执行人为被告另行提前的诉讼是两个不同的诉讼，案外人分别提起诉讼时是无法阻止的。[23]笔者认为，既然执行法院根据国家公权力已经对系争标的物采取了强制执行措施，那么案外人如有异议就必须向执行法院先行提出案外人异议，并在异议得不到支持时再依法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

否则，若允许案外人或者被执行人对执行法院已经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执行标的物另行提起诉讼则会因申请执行人无法参加进来而使得诉讼中的争执和对抗性大为降低，甚至出现被执行人与案外人合谋，制造假诉讼的情形，[24]如此不仅会滋生恶意对抗执行的流弊，危及执行权威，而且还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和不同法院就同一事项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损害司法权威。有鉴于此，立法上禁止就已为执行法院采取强制措施的执行标的物另行提起诉讼就显得至为重要。

然而，在现有案件信息管理条件下由于不同法院间无法做到信息共享，仅靠受理法院审查以杜绝另行提起诉讼在实践中是无法实现的。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另行提起诉讼产生的问题，还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完善：其一，明确规定其他法院在立案受理后发现案外人与被执行人系争标的物在立案前已为执行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9条、第186条之规定裁定驳回起诉；已经作出生效裁判的，则应当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并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210条之规定裁定撤销

一、二审判决，驳回起诉。其二，明确规定案外人或者被执行人明知执行法院业已对系争标的物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下仍向其他法院另行提起诉讼的，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02条之规定追究被执行人和案外人妨害民事诉讼的责任。

执行法院对系争标的物采取强制措施前，被执行人已经与案外人合谋通过诉讼的形式转移财产的，则可以由申请执行人提请检察机关抗诉或者提请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院长或者上级人民法院启动再审程序予以救济。 注释: 参见汪祎成：《强制执行法实用》，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3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以下简称《查封规定》）第2条第1款。《物权法》第6条关于物权的设立和变动的公示方法的规定对该司法解释的精神总体上也予以了肯定。

参见[日]竹下守夫：《日本民事执行法理论与实务研究》，刘荣军、张卫平译，重庆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4页。 参见刘学在、朱建敏：《案外人异议制度的废弃与执行异议之诉的构建—兼评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204条》，载《法学评论》2008年第6期。

参见张卫平：《案外人异议之诉》，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1期。 参见赵晋山：《民诉法执行编修改重点释义之六—赋予案外人提出异议之诉的权利》，载《人民法院报》，2007年12月7日。

参见德国民事诉讼法第769-771条、日本民事执行法第36-38条、韩国民事执行法第48条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18条。 参见赖来焜：《强制执行法总论》，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649页。

参见杨与龄：《强制执行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页。 陈世荣：《强制执行法诠解》，国泰印书馆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112页。

[11]德国民事诉讼法第766条、韩国民事执行法第16条、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12条也做了类似的规定。 [12]同注，第202页。

[13]参见陈荣宗：《强制执行法》，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61页。 [14]参见陈计男：《民事诉讼法论》（下），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377页。

[15]参见王甲乙等：《民事诉讼法新论》，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727页。 [16]另有观点认为，执行程序外的案外人申请再审须以案外“无法提起新的诉讼解决争议”为前提，而执行程序中的案外人申请再审则无此要求。

参见肖建国：《案外人申请再审的理论与适用》，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3月17日。 [17]参见刘岚：《最高法院审监庭负责人解读“关于适用民诉法审监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落实民诉法修改决定 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载《人民法院报》，2008年12月1日；孙祥壮：《关于案外人申请再审以及相关处理》，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3月17日。

[18]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五十二年台上字第六八一号判例对此予以了肯定。参见陈计男：《强制执行法释论》，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239页。

[19]参见林升格：《强制执行法理论与实务》，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266页。 [20]案外人异议之诉由执行法院专属管辖也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通行做法，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771条、日本民事执行法第38条、韩国民事执行法第48条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15条对此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21]参见耿云卿：《实用强制执行法》（上），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278-279页。 [22]参见张登科：《强制执行法》，三民书局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94页。

另一说为仅得对申请执行人提起返还不当得利或者损害赔偿之诉。参见庄柏林：《最新强制执行法论》，台笠出版社1997年版，第97页。

[23]同注，第12页。 [24]参见吴光陆：《强制执行法》，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221页。

【参考文献】{1}.[日]竹下守夫：《日本民事执行法理论与实务研究》，刘荣军、张卫平译，重庆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张卫平：《案外人异议之诉》，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1期。

{3}.赖来焜：《强制执行法总论》，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 {4}．杨与龄：《强制执行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陈荣宗：《强制执行法》，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版。 {6}．肖建国：《案外人申请再审的理论与适用》，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3月17日。

{7}．肖建国：《案外人申请再审的制度价值与程序设计》，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9期。 {8}．吴光陆：《强制执行法》，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