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汉语文学语言的诗性特征与意合特征的契合性

摘要:本文试图沟通文学和语言学这两个学科领域,将汉语文学语言的诗性特征和意合特征进行一番比较,让人们看到汉语的诗性与意合性的天然的契合关系。

关键词:汉语诗性;汉语意合性

语言都具有一定的诗性特征,文学语言更是如此。语言的诗性指“具有暗指来说出的东西,从而使个人独特的东西得到他人理解的特点和功能”。语言也都具有一定的意合特征,语言的意合特征指“用最经济的词语、最凝练的格式表达尽可能丰富的深层语义”。对汉语诗性的讨论,在今天已成为国内学术界令人关注的热门话题。而学术界尤其是语言学界对汉语意合性的研究也可以说是方兴未艾。但以往学者对汉语的诗性特征的讨论大都就集中在文学、美学和哲学等学科领域,而对意合性的研究更主要集中在语言学领域。本文则试图沟通文学和语言学这两个学科领域,将汉语的诗性和意合性进行一番比较,让人们看到汉语的诗性与意合性的天然的契合关系。理解了这种天然的契合关系,我们就能明白有关汉语诗性和意合性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其它语言也当然有其诗性,但为什么汉语的诗性特征格外突出,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广泛讨论?为什么汉语比起其它诸多语言来说更具有得天独厚的诗性特征?这是与汉语的得天独厚的语言条件——其语法的意合特点分不开的。同样,其它语言当然也有一定的意合特征,但为什么独有汉语的意合特征是如此的显明突出被人津津乐道?这又是与汉语对诗性能够得到自然方便的表达有密切关系的。如果仅仅从文学的角度来论说汉语的诗性,无论如何都有一种欠缺卖征和虚无缥缈的感觉;同样,如果仅仅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明汉语的意舍特点,也同样让人感到意犹未尽,美中不足。通过二者的对比,我们将会看到,它们简直就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相依为命的共生共荣体。

汉语的诗性特征,虽然在个别细节上不同的人会有些分歧,但大体上有了比较公认的结论,张世英用诗的语言特征来说明汉语的诗性特征,我们认为比较有代表性。他把汉语的诗性特征概括为四个特点:言约旨远;象征性和暗喻性;画意性;音乐性。我们将其进一步整理成:简约性;象征性;画意性;音乐性。“言约旨远”,其实主要指“言约”, 也即简约性,因为“旨远”可用象征性概括。又因为暗喻性本质上也是象征性,所以我们把第二个特点“象征性和暗喻性”都通称为象征性。同样,汉语的意合特征到今天虽然也有不少分歧意见,但大体上来说,其主要方面还是得到大家公认的,我们姑且把汉语的意合性概括为三个特点:形象性:简易性:顺序性;音乐性。成中英深刻地论述了汉语是一种形象语言。郭绍虞则对汉语的简易性、顺序性和音乐性进行了深刻的论述。我们认为这四个特点比较集中地说明了汉语的意合特征。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汉语诗性的其中三个特点与汉语意合的其中三个特点的一致性:简约性对应于简易性;象征性对应于形象性;两个音乐性自然是对应的。只有诗性的画意性和意合的顺序性好像看不出直接的对应关系。其实它们也是具有内在的联系的。

诗性的言约旨远是指,要求用尽量少的语言表达尽量多的内涵,中国文学从古至今都是这样主张的。所谓“言约旨远”、“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语少而意广”、“文贵约而指通,言尚省而趋明”(王充《论衡》)、“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责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刘大櫆《论文偶记》)、“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刘勰《文心雕龙》)。古人对言简旨远可谓推崇到了极点。鲁迅说:“写完文章后自己至少要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有人说:“我喜欢简单的诗,因为我们的生活太丰富了,也太复杂了,我们为什么要把诗歌也弄得如此复杂呢?诗歌并不需要繁复的意象,所以我赞成诗歌‘越简单越好’的创作观点,越简单越能写出好诗。”他们都主张写诗作文要追求言约旨远、言简意丰,这其实也是对汉语诗性语言的追求。

诗性的言约旨远需要落实到具体的形式载体——语言文字上,那么,中国文学的形式载体又是怎样的呢?申小龙指出:“由于尚简,汉语语词单位的大小和性质往往无一定规,有常有变,可常可变,随上下文的声气、逻辑环境而加以自由运用。”就是说,汉语语词没有性、数、格、时、体、态等等的形式限制,在句子的构成时,没有主谓一致的形式框架的形式束缚,为汉语的尚简提供了天然的保证和条件。相反,西方形态语言有一套繁琐的形式,即使尚简也不能彻底,正像潘文国所说:“诗歌是最精练的语言,无论中外,诗人写作时无不惜墨如金。中国诗人可以把虚词芟除得一个不剩,而英语诗人只能徒呼奈何。写诗尚且如此,其他就更不用说了。”

汉语诗性中的象征性指以表示具体事物或具体实景的语言暗示象征深远的意境。法国当代着名哲学家李克尔认为:“语言的神奇性正是在于:语言是利用象征的特性玩弄‘指明——隐藏’的双重方向的运动的魔术——语言在‘指明’时就包含了一种新的‘隐藏’,而在‘隐藏’时又包含了再次指明的可能性。”口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象征乃是语言的诗性本质。综观中外文学史,可能没有哪一个民族语言能像汉语这样有如此复杂系统的象征体系:松柏象征坚贞,梅花象征坚韧,竹象征气节,菊花象征孤标亮节、高雅傲霜。兰花象征高洁、典雅、坚贞不屈,等等。中国诗歌几乎每一首都浸润着象征意蕴。那么如此众多复杂的象征意蕴的表达又是通过什么样的语言文字的形式载体来实现的呢?我们认为,汉语诗性的象征性与汉语意合特征中的形象性是密不可分的。范军指出:“象征性思维有利于促进中国人体验、意会能力的发展,同时也抑制了信号化推理因素。中国传统的象征性思维,迥异于西方古代的逻辑思维,其实质是一种形象思维。”他进一步指出:“过去,人们往往将比喻和象征看作文学表现的手法,而忽视了它所代表的传统思维方式的深层意蕴。事实上,早在先秦时期,比喻和象征就不仅是文人学士自觉遵循、普遍采用的艺术手法,而且是思想家们借以完美表达思维、建构理论体系的重要手段。这说明,汉语诗性的象征性和哲学中的形象思维具有同构性,那么这种同构性是否可以延伸到作为它们形式载体的语言文字呢?事实的确如此,汉语的形象性早已成为不刊之论。成中英指出:“中国语言以形象为主导,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六书’就以象形或取象为主,当然也有象声,都是对客观自然现象的模仿。指事也以形象一符号显示自然关系、模拟自然关系。会意则是对事态的复杂关系的显示,不是单纯的象形。这基本上决定了中国文字的形象性。转注、假借则是语义的延伸,是把象形文字的形象性延伸出去。语义的延伸也代表了形象的延伸。”语言文字的形象性和汉语诗性的象征性的密切关系是无可怀疑的。

汉语诗性中的音乐性指汉语在用简洁形象的语言表达尽量丰富深刻的象征性意蕴时所表现出的音乐特征。“诗的语言的画意性在于提供空间上同时并存的事物的外在形象,使语言所未说出而又暗指的精神境界更具鲜明性,但仅仅画意性语言还不足以表达时间上先后之承续,不足以暗指精神境界的节奏性,这就需要语言的音乐性。”所以真正的诗性语言必然具有以节奏为基础的音乐性,单就中国古诗词而言,可以说,世界上很少有其它语言的诗歌的音乐性能与其媲美的,它们具有最多的音乐性成分:音节整齐、押韵、平仄、双声词、叠韵词等等。实际上不但汉语的诗歌等韵文体是如此,其散文体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也就是说,只要是通顺的汉语,即使语言使用者不去有意地去追求语言的音乐性,汉语也必然含有较强的音乐性。这正是因为汉语本身的结构组织就利用了节奏性等音乐成分,这也就是汉语意合特征中的音乐性。正像郭绍虞所指出的:“化长句为短句,有时再组成匀整的句式。不仅可以充分表达复杂的思想,同时也可以表达复杂的情感。并且再能使人在理解复杂的思想情感之外,同时体会到汉语音乐性的美感,以加深对于思想情感的理解。”申小龙的论述更为具体:“汉语句子的脉络与句子节律是浑成一体的。音步是节律的基础。汉语利用语词单位‘单音节’、‘孤立’的纯一特点,以单音词构成单音步。以双音词构成二音步,于是只须把单音词与双音词巧为运用,使之错综变化,也就自然造成了汉语的节律。”可见,汉语意合语言的音乐性与汉语诗性的音乐性是天然契合的。

汉语诗性特征中的画意性与其形象性是有密切关系的。画意性指,诗性语言虽然也仅仅是语言。而非绘画中的线条、颜色、人物的姿态,但这样的语言却具有触发人的想象和联系的特点,让鉴赏者在头脑中产生一幅生动的画面。但这种理解仍然是画意的浅层理解,而画意性的最深层理解则是指在形象和画面背后表达的深远意境。可见,只有形象语言经过匠心独运的构思和巧妙的安排后才能产生画意性。而汉语意合特征的顺序性恰恰说的就是“汉语不象西方语言那样为每个句子建造一个以动词为中心的空间结构体,而是以流动的短语形成一种具有逻辑天籁的心理时间流。”如《红楼梦》写刘姥姥初进荣国府,与王熙凤正说着话,“只听一路靴子响,进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俊俏,轻裘宝带,美服华冠。”从逻辑上讲,刘姥姥忽听靴子声响,有个男人进来。她最关心的是“少年”,然后才看清楚他的服饰、身段、面目,可见汉语句子的流块建构确实具有一种心理时间的逻辑天籁。可见,汉语以时间流来按排语序为形象语言最大限度地追求画意性表达深远的意境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参考文献:

徐静茜,汉语的“意合”特点与汉人的思维习惯[J],语文导报,1987,(6)。

成中英,中国语言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A],中国思维偏向[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郭绍虞,汉语语法修辞新探[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申小龙,语文的阐释[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高宣扬,李克尔的解释学[M],中国台北:远流出版社,1989。

范军,略论我国先秦时期的形象思维[J],江汉石油学院学报(社科版),19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