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荆江地区水灾及其特点和影响

1931年荆江地区水灾及其特点和影响

民国时期，灾害频发，其频率之高，灾情之重都达到了历史上空前的程度。1931年的江淮流域特大水灾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水灾。

1931年入夏以后，气候异常，全国大部分地区出现长达3个月的淫雨天气，造成全国性的大水灾，受灾区域达16个省，其中江淮流域的湘、鄂、赣、浙、皖、苏、鲁、豫等8省灾情最重。 国民政府的财政顾问阿瑟•恩•杨格描写这次水灾：“据全国水灾赈济会报告，不仅超过中国苦难历史中任何一次水灾，而且也是世界中创纪录的大灾……受灾地域比英国全境还大”。[1]荆江地区水灾便是该年特大水灾的一个缩影。

荆江是长江中游的一段，因旧时楚地称荆州，故流经这里的长江得名荆江。荆江上起湖北省枝城下至湖南省城陵矶，全长423公里（裁弯前）。 按河型不同，以藕池口为界又分为上荆江和下荆江：上荆江为稳定的微弯型河段；下荆江为典型的蜿蜒型河段，素有“九曲回肠”之称。荆江流经湖北省宜昌市的枝城、枝江、松滋、公安、江陵、石首、监利及湖南省的华容、岳阳等县。荆江贯穿于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平原之间，两湖平原沃野千里，水网交错，是长江流域最富饶的地区之一。“湖广熟，天下足”举世闻名，是一块宝地，但是这块宝地却最易遭受洪水的摧残。“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荆江两岸地势南高北低，南岸地面较北岸地面平均高出5米，每到汛期，江水高出地面约5—14米,“帆轮楼顶驶，江水屋上流”，形势十分险峻，是长江流域最易发生水灾的地区。1931年荆江水灾以其百年罕见的酷烈灾情在中国灾荒史上写下了沉重的一笔。

（一） 灾情荆江沿岸各县，水势滔滔，田园庐舍，尽行淹没，人畜漂流，触目皆是。分述如次：

1、江陵

7、8两月，淫雨倾盆，平地积水深达数尺。江水上涨，自新滩口向内荆河倒灌，白鹭湖、三湖及周围民垸漫溢。8月3日，江南之虎西堤斗星场段溃口成灾。8月上旬，岑河口一带尽成泽国。8月9日，沙市水位涨至43.52米，荆江大堤江陵段沙沟子溃口，洪流上灌，受灾范围迅速扩大。县境东西部和江南弥市受灾范围最大。县东南部以沙市关沮口为起点，向东沿长湖抵与石首县交界的荆江大堤堤脚，从关沮口向南沿岑河口、东市、资福寺折向西南再向东抵潜江、监利的广大区域全部被淹。江南弥市大部被淹，只有天保垸、集生垸、神保垸幸免。据《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工赈报告》统计，江陵全县受灾面积2，330平方公里，淹没农田672，100亩，毁坏房屋7，000间，灾民496，089人，死亡3000人。被列为一等灾区。

2、石首

石首的灾情较为严重，与江陵、监利并列为一等灾区。该县中西南三区均被淹没，“只高阜城市及少数屋宇尚可目观，其作田地方均成泽国”。[3] 江南柳湖坝堤溃，江北溃7个垸，[4](淹没1189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70%，[5]死1180人。[6]《石首县志》记载是年“特大水灾。柳湖坝干堤、支堤尽溃，淹垸116个，全县一片汪洋，灾害为全省之最”。

3、监利

8月，江汉一带连降暴雨，洪水泛涨，莲花寺及忿河口堤防溃决，监北被淹，继之9月新堤溃决，逆流倒灌，下车湾下游一带尽为泽国。旋又以上游江流水位突涨，一弓堤溃口900米，水深10米，[7]于是全县尽沉波底，颗粒无收。“被冲淹民堤500余，田地90余万亩，悉遭沉沦”。[8]8月17日监利水灾救济会电请急赈的电文中称：“监邑全境被淹田亩十居八九，情状至为惨酷，……连日襄水江水，倒射逆流，陡涨数尺，阳虞又狂风暴雨……朱三弓江堤骤然漫溢，水高堤面数尺，直迫程集汪市，全县已成汪洋，禾苗人畜，悉饱鱼腹，浮尸遍地，哭声震天……实为空前未有之奇灾。”

4、岳阳

当年滨湖各县灾情最重。岳阳被水时间长达3个月。五月十七日，岳阳广兴洲倒垸，四千弓倒四垸，湖田全部受渍，到处暑边尚未退水，秋作全部失收。[9]六月，大雨兼旬，山洪骤发，汹涌波涛，漫淹田亩，七八两月，连月淫雨不止。该县大湖以西地势低洼，“垸田十数万亩概遭淹没，全乡居民逃亡死伤者共五万余人，沿湖地段三十六湾尽成泽国”。[10]“中城南北各区淹没田丘约共四十余万亩，现在积水未退，日来风势紧张，湖水复涨至七八尺以上，懹山襄陵，势尤凶恶，灾区之广，损失之巨，较前又增一倍”。[11]数十万灾民鹄面鸠形，食栖无所，苦痛难熬。

除此之外，其它县的灾情也很严重，此处不再一一详述。

（二）水灾特点

1、水灾波及的范围广

该年水灾荆江地区的枝城、枝江、松滋、公安、江陵、石首、监利、华容、岳阳等县，无一幸免。可以说是荆江地区空前未有的的巨灾。为方便比较，列表如下：

1911—1931年荆江地区9县水灾统计表

年份 被灾县数 年份 被灾县数 年份 被灾县数1913 1 1920 5 1927 21915 3 1922 3 1929 21917 8 1924 7 1931 9由表可知，1912—1931年这段时期，除了1930年没有发生水灾外，其他年份均有水灾发生。象1930年那样的“太平年”（仅指没有水灾而言）在民国史上实属罕见。1931年以前，水灾波及范围最广的年份是1917年，有8县受灾，但是1931年荆江地区9县全部受灾，水灾波及范围之广是民国历史上历年水灾都无法比拟的。

2、水灾强度大

1931年荆江地区水灾强度之大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百年罕见的，当年的降水量、洪峰流量、水位等水文资料都反映了这一特点。

（1）降水量

1931年荆江地区降水量 单位：毫米

测站 时间 总计 年降水量 占全年降水量 最大日降水量 降水日数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日期 降水量 宜都 256.5 147.2 471.5 280.3 1155.5 1317.3 87.7% 7月9日 148.7 48岳阳 497.3 157.0 366.8 30.3 1051.4 1799.6 58% 5月6日 97.5 51

注：

（1）总计是指列表中几个月的降水量总和。

（2）降水日数是指列表中几个月的降水日数总和。资料来源：《长江流域水文资料：一八八零至一九四九年长江中游干流区洞庭湖区降水量》，长江水利委员会，1957年刊印。

（2）洪峰流量

（3）水位1931年荆江水灾期间，水位不仅高，而且上涨快，使抢险几乎成为不可能，“无术可抗”。从以下监利县政府频繁的公文及报告中可以看出当年水势的汹涨：

8月8日“本日大雨倾盆，自晨迄夕，江水又增5寸许，抢护虽在进行，但雨下泥泞，甚形困难”。[24] 8月15日“水势自朱三公溃口后，连日续长。现水位较十五年高

四、五尺，超过全堤老堤面一尺以上。”[26]水势上涨如此迅猛，水位又高，政府缺乏准备，致使江水一次又一次地溃堤冲垸，桑田变沧海，人畜水中漂，惨状不可胜言。

3、灾后瘟疫盛行该年瘟疫对人民生命的摧残实较水灾更为残酷。据金陵大学对江淮流域的水灾调查，这次水灾从发生到当年11月，被灾区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中，淹死的比例仅占24%，而病死和饿死的竟高达71%，其他占5%，且大都死于灾后的传染病。岳阳县发病率高达211‰人。[30]瘟疫肆行，加重了水灾的灾难性后果， “洪水固可畏，疫病尤甚于洪水也”。[31]

（三）损失和影响

1931年荆江地区水灾奇重，为清道光以后80年所未有，江河并涨，堤垸溃决，人口大量死亡，财产遭受严重损失。为方便叙述，列表如下：

1931年荆江两岸地区水灾损失统计表

县别 人口

总数 灾情等级 被灾面积（方里） 原有农田（亩） 被淹农田（亩） 被淹农田占农田总亩数 被淹房屋（间） 灾民

人数 占全县总人口 死亡人数 损失估计(元)监利 480,745 一 5,908 1,177,000 941,900 80% 20,000 372,003 77% —— 4,000,000松滋 471,156 二 3,312 816,000 81,600 10% 39,800 224,173 48% 2,149 8,500,000公安 300,812 三 1,758 939,000 563,600 60% —— 105,734 35% 2,965 9,242,000华容 311,322 1,051 800,000 520,000 65% 10,445 160,000 51% 2,000 10,700,000总计 3,485,567 31,000 8,187,000 3,993,100 42% 118,225 2,041,495 59% 14,176 57,364,400

注：因对水灾损失各种资料统计的时间不一致，所以对各项统计数字多有出入，本文为方便起见，采用了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委员会的调查数据，实际上，各种损失远不止此数。

资料来源：

（1）人口总数据《湖北民政刊要》，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十月，第一期。

（2）原有农田据《统计月刊》农业专号，民国二十一年

一、二月合刊，第19页。

（3）华容、岳阳人口总数、原有农田、被淹农田、损失估计据周一虁等撰《湖南省水灾查勘报告书》上编，1931年铅印本。

（4）其它资料据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编《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工振报告》，民国二十二年。

1、人口死亡或逃亡，劳动力锐减

水灾所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人口死亡，劳动力锐减。据湖北水灾急赈委员会公布的数字称全省“死于洪水、饥饿和瘟疫者有33600余人”。[32]若按此数仅湖北6县死亡人数就占33%，可见荆江地区人口死亡率之高。但是实际上，荆江地区的死亡人口不止于列表中的数字。这一点从其它资料的记载可窥一斑。松滋县内仅第

三、四区，“人口淹毙者二千一百四十余人 ”。[33]公安县死亡绝户。江陵县“仅淹死者就达3000人”。[34]由此可见列表中的统计数字远不及实际死亡人数。 劳动力是农业生产中首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之一，劳动力的兴衰直接关系到农业的兴废。荆江地区在1931年的灾荒中，大批农村人口死亡或外逃，农村劳动力锐减，灾区存留的灾民中老弱病残比例较大，进一步削弱了农业劳动力的水平，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荆江地区农业的衰退。

2、田舍毁坏，粮食减产，财产遭受严重的损失

一场大洪水，不仅会卷走无数灾民的生命，还会毁坏田亩，剥夺幸存灾民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粮食，毁损农民的耕畜农具。灾区农民的财产遭受严重的损失。

监利：“全县被冲淹 500余民堤，田地90余万亩，悉遭沉沦”。[38]

公安：“淹没田地二十余万亩，统计全境十区已沉波底者八区，冲毁房屋，损失无算”。[39]

松滋：据报“淹田四十余万亩，损失粮食四十余万石，棉花四千余万斤”。[40] “仅第

三、四区就淹没了田约三十九万四千余亩，禾苗被淹者颗粒无收。房屋冲毁者七千五百余户”。[41]

3、粮价上涨，引发饥荒

粮食是维持灾民生存和延续生命最主要的生活资料之一。农民平时也仅能维持生存之最低限度，难求一饱，水灾导致农作物减产或绝收，必然会使粮食紧缺供不应求，价格上涨，引发饥荒。1931年大米的物价指数由1930年的100上涨到115.64。[44]该年湖南省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水平比1930年上升10.19%。[45] 江陵“发生粮荒，商品价格混乱，粮价上涨”。[46]华容因农业减收，“米价涨至吊钱一升尚难买到”。[47]粮价的上涨，对灾民的生存无疑是雪上加霜，因为无力购买粮食，饥荒迅速蔓延，扩增了人口的死亡数量。华容当年“米粮来源断绝，现斗米万钱，有三五人合籴米一升，和草煮食者，有终日莫得粒米入口者。城外麻里泗地方，有东山难民陈友章一家三口，投水自溺”。[48]灾民不死于水则死于疫，不死于疫又难免死于饥，其生存之艰难惨不可言。

任何社会都无法绝对避免自然灾害的发生。但是1931年荆江地区的水灾如此烈惨，一方面说明该年气候的异常，另一方面也说明国民政府对减灾防灾工作的懈怠。在那硝烟不断的年代，纷扰的战争耗费了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相当大一部分的物力和精力，对减灾防灾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懈怠了减灾防灾，一旦天灾发生，政府就不得不投入十倍于减灾防灾的物力和精力去抗灾赈灾，这是1931年荆江地区水灾给我们的深刻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