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取向

探析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取向 探析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取向

摘要 :在不同的文化中,人们从历史传统、现实需要和生活环境里,都找到了与之适应的音乐风格,形成了独特的审美取向。中国传统音乐以“和”为价值取向,以“虚”为追求境界,力求“韵”之美,发展成为举世公认的精致优雅音乐。

关键词:中国传统音乐 审美取向 和 虚韵

在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历史时期,音乐在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在劳动中,在婚丧嫁娶、结业典礼、宗教活动以及各种庆祝、纪念活动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召唤我们去爱、去崇敬、去哀悼,它激发集体的情绪——它令人兴奋,使人平静,叫人斗志昂扬,让人潸然泪下,音乐使这些场合中的情绪上升为伟大的生命韵律。

在不同的文化中,人们都从历史传统、现实需要和生活环境里,找到了与之适应的音乐风格,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情趣。例如非洲的“鼓文化”,印度尼西亚的 “编锣文化”。中国传统音乐在长期发展中也因独特的审美取向,发展成为举世公认的精致优雅音乐。

一、以“和”为音乐美的最高原则

中国传统音乐中,对于“和”的追求与表现一直占据着主导的地位,视“和为五音之本”。我国第一部音乐理论着作《乐记》对音乐的界定是:“乐者,天地之和也”。许多先秦学者都认识到“和”的作用,如史伯“和生实物”的观点,晏婴“相成”“相济”的观点。《国语》中说“应声相保曰和”,《吕氏春秋》说“声比则应”,《文心雕龙》说“异音相从谓之和”,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对“和”的认识。

儒家学派产生以后,把乐作为一种教化工具,注重发挥“乐以治世”的社会功能,对“和”的推崇达到了新的高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的观念就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观念。孔子要求音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感情适度,在音乐内容和音乐形式上“尽善尽美”,起到“同民心而出治道”的作用。“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是也。”(《礼记》卷三十七,《乐记》)“乐者圣人之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荀子·乐论》)

传统音乐“和”的取向是多方面的,既包含人与自然的“和”,也包含人与人的“和”,当然也有音乐内部诸要素的“和”。追求人与自然“和”,导致传统音乐中经常出现山水、月、渔樵等主题,如《高山流水》《潇湘水云》《水龙吟》《秋江夜泊》《春江花月夜》《月儿高》《关山月》《二泉映月》《渔歌》《樵歌》《渔舟唱晚》等众多曲目。这些作品,不仅诠释了自然美,也展示了人的精神境界和追求,使天、地、人达到了统一和谐。追求人与人的“和”,赋予音乐更多的教化色彩,欧阳修说:“七情不能自节,待乐而节之;性不能自和,待乐而和之。”《吕氏春秋·适音》:“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特以欢耳目、极口腹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行理义也。”《明史.乐志》记载,明太祖开国伊始,即令乐官弃“谀词艳曲”,取“铿锵雅键”之乐,制作了《中和》《太和》《肃和》《永和》等曲,宣扬“长想创业艰难”“仕武同心,君臣协力,主圣臣良”“躬勤节约,物阜民康,黎庶欢悦,普天同唱”等思想,以达到“广教化,美风俗”的效果(《乐记》)。追求音乐内部诸要素的“和”,使中国传统音乐在音程配合、节拍、曲式结构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音程配合上,提出“角羽俱起,宫徵相征,参发并起,上下累应”(嵇康《琴赋》),“宫羽相合,角徵参发”(杨维桢《赠天台蔡仲王琴赋》)等。如琴曲《梅花三弄》用清澈的泛音、舒缓的旋律,营造出风荡梅花的意境,用按音、散音,抒情的旋律,通过切分、大跳等手法,表现梅花的孤傲姿态,两个主题,对比强烈,却十分和谐。节拍上,采用倍分体系,没有西乐的三倍分体系,常常运用散节拍,如“散-慢-中-快-散”,使乐曲留有必要的空白,引人遐想,创造出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境界。曲式结构上,中国传统音乐具有多种变奏体系及曲式,统一中求变化;西乐则是以奏鸣曲为代表,变化中求统一。中国传统音乐的结构不同于西乐的精确计算,犹如国画,没有刻板的几何构图,重在写意,追求神似,达到了极高的美学境界。

中国传统音乐对“和”的重视,使中西传统音乐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异:西乐重强度,中乐重深度。西方音乐的魅力在于它那强烈的震撼力。聆听西方音乐,受到震动的不仅是心灵,而且还有自己的全部感官和整个身体。例如,施特劳斯的圆舞曲《蓝色多瑙河》,其旋律的轻柔优美和谐,不是使你沉静下去,而是使你顿然产生翩翩欲舞的冲动。中国音乐的魅力在于它带给你身心的陶醉,恰如清代叶燮在论诗时所言:“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

二、以“虚”为音乐美的最高境界

中国传统音乐追求含蓄美,视虚实结合、阴阳相辅、意象共存为最高艺术境界,这种观念是道家思想的产物。道家创始人老子主张“淡兮其无味”,他说:“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庄子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主张:“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这种见解发展了《乐记》的“音由心生”的观点,注重用心灵体会自然、人生、社会,强调心的作用,是对儒家过分强调礼乐教化功能的校正。这种重视内心感悟的审美取向不仅影响了传统音乐美学,也符合当今“欣赏即是再创作”的认识,给欣赏者留下了想象空间,至今仍有巨大的美学价值。

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传统音乐一样,都要表现一个思想,这是一致的,但它们思想的意义取向则很不相同。西方音乐的思想往往趋向于表现“实有”,制造“意义”;中国音乐则趋向于展示“虚无”,取消“意义”。西方文化中,自然始终是作为一个有意义的实体存在的,故倾向于对它进行观察、研究,试图揭示其奥秘。所以,西方音乐总是实在、固定而且明晰,很少有空灵的效果。再加上西乐纵横交叉、网状铺叠的织体,更加重并突出了它的实在性。中国音乐则不同。中国音乐即使在表现一个实在的对象,这个对象也往往不是乐曲的真正核心,乐曲的魅力主要不是来自对象本身,而是在表现对象的旋律进行中所创造的特殊韵味和营造的疏阔、空灵的意境,使人听起来有一种“荡胸涤腑”的感觉。吴调公在论及诗歌中的“空灵”时,曾描述过这类作品的表现形式的特点,那就是:“在密度上以少胜多,在色彩上以淡写浓,在时间上从片刻见永恒。”中国台湾学者唐君毅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中指出:“以愈少之物界形式,表现愈多之精神境界,而堪为人文精神藏休息游之所,其价值宜为最高。”这种含蓄美也许就是东方文化的神秘之处吧。

实践上,中国传统音乐常运用旋律,把主题表现得抽象、虚幻,不同于西乐借助和声、复调、配器,把主题表现得具体、逼真。可以说,西方音乐主要表现为“深刻”,中国音乐则表现为“深邃”,其内容和效果均很不相同。西方传统音乐的深刻主要是指音乐中所体现出的思想和情感,其结构重逻辑、冲突,音乐时值建立在理性思维之上;中国传统音乐的深邃则是指音乐思维中所表现出的体验和领悟,是就

音乐的意境而言,中国传统音乐追求幽婉、深邃、含蓄、淡泊,其时值建立在心理感受之上。西乐的“深刻”是静态的、固定的、明晰的,是可以诉诸理性的;中乐的“深邃”则是动态的、游移的,无意精确鲜明,它不可以诉诸理性,而只能借助于悟性、直觉,它是主题之外的一种审美特质。贝多芬《第三交响曲》的深刻性来自乐曲中与命运抗争的主题,来自作者对时代的敏锐把握和完美再现;而《梅花三弄》的深邃性来自作者对梅花的高洁气质的理解和感受,并用从容的节奏、旋律,清脆、晶莹的音色将其表现出来。

三、以“韵”为音乐美的最佳情趣

“韵”是中国传统音乐的灵魂,是中国传统音乐独有的审美取向。“有韵则生,无韵则死;有韵则雅,无韵则俗;有韵则响,无韵则沉;有韵则远,无韵则局。”(陆时雍《琴学丛书》)

传统音乐的乐音,本身会有或多或少的润音(即“音腔”),润音或在音前,或在音后,或“去而复返”,使乐音的音高、音色、力度发生一定的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使音乐在“大音稀声”“大乐必易”的前提下,增加了表现力,此种音腔,即是“韵”。这种“韵”,在戏曲、民歌、民族器乐曲中普遍存在,并且由于艺术家个性、修养不同,由于润音方式的不同,形成了众多门派,各具特色。难怪一位美国音乐家感慨说:“世界上节奏最发达的是非洲,旋律最发达的是印度,音色最发达的是中国。”这种韵,“是乐音最深层次的润饰,是思想感情细微变化的结果,是音乐思维最细腻的表现,是(主音)曲调以外的‘神来之笔’,即所谓‘音韵萧然,得于声外’”(唐朴林《华乐魂——中国传统音乐美学要旨》)。

由此,发展出中国传统音乐在记谱、演奏上的特别之处。中国古谱只记骨干音,明代王骥德《纳书楹曲谱》说:“乐之框格在曲,而色泽在唱”,“板眼中另有小眼,原为初学而设,在善歌者自能生巧,若细细注明,转觉束缚。”演奏上,注重因时因地发挥创造,形成了弥足珍贵的即兴音乐演奏传统。

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音乐一样,都涉及到主客关系,涉及到自我的情感表现和对象的形象描写这两个方面。西方音乐的价值尺度以“真”为旨归,总在对外部世界的再现和对自我心灵的表现这两者之间摆动,少有别的追求。其音乐,要么是理智、冷静地模仿自然,给人知觉上的真实感;要么是完全的自我宣泄,给人以情感上的真实感。中国传统音乐则不同,它不是单纯的表现,而是超越再现和表现之外的一种新的方法:写意。通过音色的处理和音列的起伏变化诠释生命的律动和自身的韵味,这是对内在生命律动的深入体验、感受、捕捉和表现,是中国艺术的本体,是中国音乐所竭力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魅力、情趣所在。

参考文献 : [2]中国音乐研究所.《民族音乐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64.

[3]薛艺兵.中国传统音乐概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

[4]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

[5]孙志鸿. 试论中国传统音乐的结构原则及思维特点[J].齐鲁艺苑,2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