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金融服务贸易规范与我国金融法制建设(1)论文

一、金融服务协定的基本内容 《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ment on Trade Ser-vice，GATS)是WTO于1995年1月1日生效的国际服务贸易法典，它适用于所有成员的基本义务规定，同时还包括作为该协定各服务部门特定问题的附件和具体承诺。

（一）《服务贸易总协定》的主要法律原则 GATS的主要法律原则是指WTO成员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一般性准则。其内容包括：最惠国待遇原则，有关服务贸易总协定的任何措施，每一缔约方给予任何其他缔约方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应立即无条件地给予其他任何缔约方相同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国民待遇原则，是指每一缔约方在其承担义务清单所列开放的服务部门或分部门中，给予其他缔约方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得低于给予本国相同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透明度原则，除非在紧急情况下，每一缔约方必须将影响服务贸易总协定实施的有关法律、法规、行政命令及所有的其他决定、规则以及习惯做法，无论是由中央或是地方政府作出的，还是非政府有权制定规章的机构作出的，都应最迟在它们生效以前予以公布，任何缔约方也必须公布其签字参加的所有有关影响服务贸易的其他国际协定，并且应在1996年底之前设立至少一联系点，以便为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个人提供有关法律、规章和管理方面的查询；逐步自由化原则，通过缔约方不断进行服务贸易多边谈判，逐步取消和减少国际服务贸易中的障碍，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

此外，GATS还包括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的原则、公共秩序优越权原则、市场准入原则、对服务业进行管理的原则、资格承认的原则、国际支付和转移的原则、为特殊服务行业制定特别规则的原则等。这些原则规定也是各WTO成员在立法尤其是金融服务贸易立法中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二）有关金融服务附件的基本规定 GATS关于金融服务有两个附件，即金融服务附件一和金融服务附件二。前者对金融服务的范围和定义，有关金融服务的国内法规、认可以及争端解决等实质性内容作了规定；后者主要是对金融服务贸易谈判的时间安排作出了规定。

金融服务附件一适用于对金融服务有影响的各种措施。“金融服务”是指由一成员方的金融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任何有关在资金融通方面的服务，金融服务提供者是一成员方希望提供或正在提供金融服务的任何自然人和法人（注：金融服务提供者不包括成员方政府、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机构以及由政府所有、控制的主要执行政府的或为政府的意图而活动的其他机构。

）。金融服务包括4种情况：一是跨境提供，即从一成员方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方境内提供，如一国银行向另一国借款人提供贷款服务；二是国外消费，即在成员方境内向来自任何其他成员方的金融服务消费者提供，如一国银行对外国人的施行支票进行支付的服务；三是商业存在，即一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在任何其他成员方境内的商业存在提供，它与金融业的对外投资紧密联系，便于金融服务者在消费现场及时、有效地提供金融服务，提高当地金融市场的参与度；四是自然人存在，即一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在任何其他成员方境内的自然人提供的服务，例如风险评估、咨询等。

由于一成员方的金融发展水平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各成员方在金融领域中发展具有不平衡性，使该领域内的贸易自由化规范更加谨慎。因此，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不采取统一的规定，而是由各成员提供自己的开放承诺表，然后进行双边贸易谈判。

附件在对各成员方内部法规的调整方面也体现了较大的灵活性。尽管GATS中有其他规定，但是不应阻止成员方基于审慎的理由而通过国内法规采取各种措施，包括保护投资者、储蓄者、保单持有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之具有信托义务的人，或保证金融体系的完整和稳定。

如果这些措施与GATS的条款不符，则不应用于规避该成员在GATS下的承诺和义务；尽管GATS中对各国政策有透明度的要求，但是这一要求不得解释为要求某一成员方披露有关顾客个人事务和财务方面的资料，或公共机构掌握的任何机密或独占性资料。 金融服务附件一中对承认也作了一些规定。

主要包括成员方可以认可任何其他国家在决定该成员的金融服务措施如何适用方面的慎重措施。通过协调或其他方式而达成的此种认可，可基于与有关国家达成协议或安排，或自动地给予；作为前项所述协议或安排当事方的成员，不论是未来还是现存的协议，应向其他有利害关系的成员方提供适当的机会谈判加入该协议或安排，或在有相等的法规及其监督实施机制的情况下，谈判达成类似的协议或安排。

此外，如果合适的话，有关该协议或安排的当事方之间应分享有关的信息。如果成员自动给予认可时，则应给其他成员提供适当机会以表明此该情形的存在。

简言之，认可应建立在平等和具有透明度的基础之上；在成员方考虑认可其他任何国家的审慎措施时，GATS第7条第4款尽可能在协议或安排谈判开始之前事先通知服务贸易理事会不予适用。 附件中还规定有关金融服务贸易的争端解决应在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和GATS制定解决机制之上，组成具有金融服务技能的专家小组进行处理。

（三）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协议基本内容 谅解协议是在发达国家的提议下达成的，所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已经按照该谅解协议就金融服务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作了特定承诺。该谅解协议使参加者能够按另一种途径作出金融服务的开放承诺，它对跨境提供开业权和扩大商业存在规定了最低的承诺水平，并要求参加国允许外国银行在其境内提供新的在国外已获得的金融服务；它还要求参加国在其承诺表中详细说明现有的垄断经营权，并要求成员方努力消除这些垄断或缩小范围；此外，还要求成员方就专业人员的临时进入作出承诺。

《谅解》序言明确鼓励乌拉圭回合各参加方作出超过GATS第三部分作出的具体承诺，每个成员国有权以不同于GATS第三部分的方式对金融服务作出承诺，只要不与GATS的规定相冲突，不损害别国按照GATS第三部分作出承诺的权利；达成的具体承诺要在最惠国基础上予以适用，对成员方承诺的自由化程度不作推断。 《谅解》在市场准入方面，把维持现状、不增加新的限制列为最低标准，并进而要求缩小金融服务中的垄断权或加以取消；允许非居民的金融服务提供者提供多种跨境金融服务；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在本国设立并扩大其商业机构，还要允许外国在其境内设立的上述机构经营新的金融服务品种，允许其服务人员中各种专家安排暂入境。

另外，《谅解》中还大大提高了在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方面的适用范围。

（四）《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基本内容 《金融服务贸易协议》(Financial Service Agree-ment，FSA)是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主持下，于1997年12月13日达成的，该协议由三个文件构成：第五议定书；通过第五议定书的决定；关于金融服务承诺的决定。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五议定书、各成员的承诺表和豁免清单及其附件。

第五议定书主要是金融、保险业市场准入的规定，该议定书的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允许外国在国内建立金融服务公司并按竞争原则运行；二是外国公司享受同国内公司同等地进入市场的权利；三是取消跨境提供服务和跨境消费的限制；四是允许外国资本在投资基础上的比例超过10%。 加入WTO后，无论是贸易服务总协定所确定的基本原则，还是相关附件和金融服务贸易协议规定的基本内容，都将逐步在我国使用，我国借鉴WTO成员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建设经验，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健康运行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中外各国金融立法之比较

（一）WTO主要成员的金融立法情况 1.成员立法。大陆法系各国与英美法系各国，由于历史传统的原因，在制定法和判例法方面各有侧重，但在金融服务业方面，都有大量的成文法及单行法规法令，而且每一个WTO成员都在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不断制定着新的法律或修改原有的法律，特别是自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起至《服务贸易总协定》达成前后，以适应国际金融服务贸易的需要。

(1)英美立法。在英国，英格兰银行是英国的中央银行，也是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的始祖，但由于英国是以判例法为主的国家，直到1979年4月才颁布了英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银行法——《英国银行法》，从此英国以立法形式确认，在统一金融组织构架内为金融机构提供更宽阔的业务领域。

在1986年颁布了《金融服务法》，1987年5月对《英国银行法》进行了修订、补充，通过了新的银行法。1997年5月英国政府向议院提交了《英格兰银行法》和《金融服务市场法案》。

在美国，银行法可以说是相当完善的。1863年颁布的《国民银行法案》，旨在鼓励联邦对具有适合资本准备金的州立银行要求注册权，形成了双重银行制度。

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案》旨在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式的全国储备系统，向中央银行制度迈进。1927年颁布了《麦克芬登法案》。

1933年的《银行法》（即《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是30年代美国金融危机后实施的，此法成为美国银行发展史上最为根本的法律。该法禁止美国商业银行从事证券投资业务，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制度；限制存款利息；规范银行控股公司，扩大联邦银行在其全部所在州的扩展权利，以及建立独立的储蓄和房屋贷款业法律制度。

这个法案规定了美国“分业经营”的原则。1956年《银行控股公司法案》限制连锁银行业务。

1960年和1966年《银行兼并法案》限制同一城市或城市区域内的大银行间的兼并。1966年的《金融机构监管法案》加强了联邦的管理权力。

1978年《国际银行法》规定了对外国银行的监管。1982年《储蓄机构法案》进一步鼓励取消银行与储蓄机构之间的界线。

1978年《电子资金转账法案》对消费者实行保护并对银行卡和电子资金转账系统规定了权利、义务和责任。1980-1989年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了4部法律，有1980年《存款机构放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1982年《银行业存款机构法》，1987年《银行业务平等竞争法》，1989年《金融机构改革、复兴和实施法》，这4部法律确认了金融业结构调整以后新的法律关系，在放松存款利率管制、逐步取消银行业务的地域限制、突破金融业分业经营模式、鼓励金融机构的联合与竞争等方面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1999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该法对美国60年代以来的有关金融监管、金融业务的法律规范进行了突破性修改，将美国数量极为巨大的金融法律中的很大一部分进行规范，并在一个法律文件中作了规定，以成体系的形式将他们表述出来，在放弃分业走向混业的道路上“整合”了美国的金融法律。

(2)大陆法系各国在银行法方面的主要立法。大陆各国也都制定了银行法及相关法律。

法国先后制定了《票据法》、《支票法》、《银行法》等。德国制定了《票据法》、《支票法》、《中央银行法》等。

日本制定金融方面法律较多，如《银行法》、《银行法施行细则》、《外汇银行法》、《开发银行法》、《长期信用银行法》、《信用金库法》；日本在经历了多次金融震荡的深刻教训后，政府也开始金融改革，1998年12月通过了《金融体制改革法》，其改革定位为自由、公平和全球化，该法改变了过去只强调风险而过分限制市场的法律规定，撤销由法律设定的对金融业务范围的各种限制，授予银行、证券、保险以及其他金融机构更多的自由竞争权利，促进金融机构真正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自由竞争者。 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也颁行了银行立法，如瑞典、澳大利亚、墨西哥、韩国等普遍颁行了《银行法》。

各国银行服务立法的内容大体包括以下内容：一是规范银行服务平等主体间，即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二是规范银行服务机构在建立、经营及破产清算中心各种行为的法律规定，以促进本国银行业的健康发展；三是规范外国银行服务机构的进入、经营等行为的法律规定，目的在于保护本国的银行业。各国的法律主要是通过市场准入和经营范围的规定限制外国银行服务机构。

2.国际立法。与WTO密切相关的国际立法主要包括欧共体银行业立法、北美银行业立法、国际银行监督立法、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等。

(1)欧共体银行业的立法。1977年12月12日，欧共体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协调有关从事信贷机构业务的法律、规则和行政规章的理事会指令”即“第一项银行业指令”。

该指令提出了“母国管制原则”即由特定信贷机构设有总部的成员国主管机构对该信贷机构在各成员国经营的各分支机构实行全面监督，同时规定信贷机构应具有适当的符合最低标准的自有资金。1989年12月15日，欧共体又通过了“关于协调有关从事信贷机构业务的法律规则和行政规章，以及修改77/780号欧共体指令的第二项理事会指令”即第二项银行指令，该指令的最终目标就是给欧共体金融服务提供完全自由。

(2)北美银行业的立法。1992年8月12日，美、加、墨三国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于1994年1月1日正式生效。

其中第14章“金融服务”专门对金融服务进行了规范，它适用于成员国对其他成员国金融机构维持的措施，对非成员国投资者在本国金融机构投资的措施以及跨境金融服务。

(3)国际银行监督的立法。1975年12月，“十国集团”成员加上瑞士共十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监督官员在国际清算银行的发起下，在瑞士巴塞尔组成了“银行管理和监督实施委员会”（简称“巴塞尔委员会”），并签署了《银行国外机构监督条约》。

1983年，巴塞尔委员会对该条约进行了重大修订，它主要根据外国银行的性质对跨国银行管理责任在各国间的划分以及管理监督的主要方面及指标的统一协调等方面，作了较原协议更为明确的规定。其内容主要包括：一是不论是东道国还是母国，都应对跨国银行业务进行监督，即对跨国银行的监督应由母国和东道国共同负责；二是流动性、清偿力和外汇头寸是对跨国银行实行监督的主要方面；三是各国政府之间应加强合作，如加强信息、资料交流、允许母国监管人员到本国检查母国银行在当地分支机构的经营情况。

(4)国际条约。国际条约在国际金融机构规范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创设、确认或变更国际金融法的原则、规则与制度的基本规范形式，国际条约对缔约国具有国际法上的约束力。

调整国际金融关系的国际条约可分为全球性的和区域性的，前者如《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议》、《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后者如《亚州开发银行协定》、《泛亚开发银行协定》等。全球性国际金融条约对国际金融关系影响大于区域性的国际金融条约，但无论是全球性国际条约还是区域性的国际条约，一般均只对缔约 国产生法律约束力，仅在当事国之间产生权利义务关系。

(5)国际惯例。国际惯例是在长期的国际金融活动中形成或者由国际官方或民间组织制定的一般规则，只有对明确表示接受的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作为国际金融法的渊源主要是国际惯例中的国际金融惯例，其内容涉及国际商业贷款、国际支付结算、国际证券融资、国际融资担保等广泛领域的金融活动，如《国际商会托收统一规则》、《合同担保统一规则》、《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和世界银行《货物协定和担保协定通则》等。

（二）WTO成员金融法律体系特点分析 金融法律体系作为经济法学上的一个重要分支，在现代任何一国国民经济发展中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完备金融法律制度的国度里，其金融事业能够健康有序地发展。纵观加入WTO各成员的金融立法，可以看出他们存在着一系列共同的特点： 1.金融法律体系完备。

如美国早在1933年制定《银行法》之后，又制定了很多我国至今尚未在立法上考虑的法案，如1956年制定《银行控股公司法》、1980年《存款机构管制放松与货币控制法》、《电子资金划拨法》、1940《投资顾问法》、1994《Riegle-Neal州银行即分行效率法》等数10部法案和诸多的涉及银行业务等方面的判例，构成较为完备的金融法律系统。日本等发达国家同样在金融立法方面形成完备的法律系统，对保障金融业健康有序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金融监管立法各有特色。世界各国政治、经济与社会体制不同，立法上反映出金融监管体例亦不相同。

法国银行的监管模式特点是集中化，1984年颁布的《法国银行法》将监管信贷机构的责任赋予以法兰西银行牵头的银行委员会；德国对银行业的监管是分散式的，几个机构共同参与对银行业的监管，包括中央银行、同业协会、联邦银行监管办公室等；日本的银行监管体系带有浓厚的行政干预色彩；英国长期实行的银行业自律式的监管体制；美国的监管体系的特点是法制化、规范化、多元化，其监管体系最为严格；新西兰银行监管体系最为市场化。各国对商业银行监管的依据均源于金融立法，金融法律规定的不同使各国产生了不同的监管模式。

3.金融法律透明度较高。根据GATS要求，任何一谈判方都必须把影响服务贸易措施的有关法律、行政命令及其他决定规则和习惯做法（无论是政府作出的，还是非政府有权制定规章的机构做出的），在生效之前予以公布；同时，还要求各方每年必须向其他参加方通报其对服务贸易产生重大影响的新的立法和对原有法律的修改，各参加方应建立一个或多个咨询机构，以便尽快回答其他参加方的询问。

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已经参加WTO的成员国普遍按照上述要求达到有关“透明度”。 4.对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在立法上均有体现。

欧共体金融服务贸易的法律框架基本上有两部分组成：一是建立欧共体的《罗马条约》等基本法，规定了金融服务贸易的基本原则；二是理事会和执委会为执行基本法而制定的规则、指令和决定。如1977年12月12日欧共体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协调有关从事信贷机构业务的法律、规则和行政规章的理事会指令”即第一项银行业务指令；1989年12月15日欧共体又通过了“关于协调有关从事信贷机构业务的法律、规则和行政规章以及修改77/80号欧共体指令的第二项理事会指令”，该业务指令的最终目标是给欧共体金融服务提供完全自由，包括实行单一银行许可证制度、实行母国管制和相互承认原则，并对各国的银行法进行协调。

1994年1月1日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其中第14章“金融服务”专门对金融服务进行了规定，它适用于成员国金融机构维持的措施、对非成员国投资者在本国金融机构投资的措施以及跨境金融服务如银行服务等有关方面的措施。

三、构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健康运行的金融法律体

（一）我国金融法制的基本框架 近些年来，我国金融立法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但不论从其系统性还是开放性方面均与国际金融立法体系存在明显的差距，一些法律如《商业银行法》的配套措施还没有出台，对外资金融机构只重管理，很少从权利义务角度进行规范。为了适应加入WTO需要，我国不仅要依据国际标准完善金融服务贸易领域的立法，还要根据国情做好民族金融业的保护性立法。

我们认为，我国金融法律体系应当由以下多层次、多角度的广义的法律组成：第一层次为国际法中金融服务贸易相关规定，主要包括GATS、FAS、谅解书、部长决议、巴塞尔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世界银行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欧共体相关金融服务贸易协定以及金融交易国际惯例等；第二层次为国内立法，包括国际多领域服务贸易在内的《国际贸易法》、《公司法》，调整和规范中央银行的《人民银行法》、规范商业银行的《商业银行法》以及《证券法》、《保险法》、《外汇法》、《票据法》、《担保法》等，与该层次相关的法律还应包括《期货法》、《信托法》等，上述法律的配套实施细则和司法解释亦应属于该层次范畴；第三层次为规章规范，即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如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和国际金融服务贸易相关的规章规范。 适应加入WTO需要的金融立法不仅要包括管理金融服务贸易的法律，还应包括调整各种金融服务贸易合同的法律以及解决处理国际和国内金融服务贸易纠纷的法律和配套规章细则等。

金融立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必须和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总体要求相适应，既要有一定的超前性，又要有可操作性，同时必须在借鉴外国金融立法经验和国际“游戏规则”的基础上同中国国情有机结合。

（二）我国金融服务贸易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快了金融立法步伐，先后颁行了大量金融方面的法律法规，开创了中国金融立法的新局面。综观这些法律法规，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国内金融机构管理的法律规范，二是规范金融服务法律关系平等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三是对外金融机构监管的法律规范。

这些法律规范的颁行对促进我国金融事业健康发展起到了法律上的保护和保障作用，但其不适应性已经明显暴露，必须加以调整。 1.进一步加快金融立法。

近些年来，我国金融立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在与国际接轨方面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首先是立法的滞后性，如目前各银行广泛开展的资产重组、投资理财、衍生金融工具、基金管理、信息咨询、消费信贷业务等不仅在《商业银行法》中没有规定，在其他法律中仍然没有规定，这不仅不便于维护广大客户和银行的合法权益，也使商业银行在业务操作上无所适从，立法的滞后性十分明显。

其次，相当多的领域在立法上仍然是空白，如关于金融机构监管没有专门的法规，一些金融业务必然涉及的领域尚无相应法律，如金融租赁业相关立法等。再次，我国加入WTO后在金融立法上尚无明确的实施对策，至今没有任何一部能够体现FAS的法律规范，在金融立法上没有做到接轨，甚至还没有必要的准备。

立法上的缺位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金融业的健康发展，金融领域从业人员普遍对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内容了解不多。 2.修改调整有关金融法律。

如前所述，我国目前的一些金融法律和规章与FAS原则精神不尽一致，存在着不协调条款。为此，需要修改《商业银行法》有关银行业务范围规定，科学合理、事实求是地扩展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 并逐步解决由分业到混业经营所带来的负面作用；修改《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或将该条例所规范的内容上升为法律，制定《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法》），消除外国金融服务者在业务范围“歧视性待遇”和税收政策上的“超国民待遇”问题，使外资金融机构在税收、贷款利率、收费等方面与国内金融机构同享国民待遇，同时要明确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的法定条件，严格市场准入条件，依法避免外资金融机构大量涌入对我国民族金融业的冲击；修改《境外机构管理办法》，依法鼓励我国金融机构发展境外金融业务，鼓励其拓展境外金融市场，培育国内金融机构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和金融服务的输出能力。

3.采取多种形式弥补金融服务贸易法律真空状态，同时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具体实践中要依据规范对象的不同而采取相应的法律形式。

首先，要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工作，根据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对有关条款作出补充性的立法解释；其次，通过国务院行政法规或国务院部委规章的形式，进一步制定各项实施细则；再次，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采用司法解释的方式进行完备补充；最后，对于明显违背GATS和FAS规定精神的现行法律规章，依据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清理和废除。同时，加强金融服务贸易监管执法。

加入WTO后，金融监管当局能否公平执法，对创造“国民待遇”良好环境至关重要，这不仅涉及能否有效执行GATS和FAS基本要求，而且涉及外资金融机构和国内金融机构及其相互之间的公平开展业务。良好的金融监管必须体现金融监管规范性、公平性和一定程度的灵活性。

4.充分利用WTO有关规定保护民族金融业。GATS中有关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政策，对我国进行保护性立法很有启发作用。

利用GATS中“例外条款”和“保障条款”，完善我国有关金融服务贸易的保护性、过渡性立法，可以保护民族金融事业在过渡期内尽快发展，最大可能地减少外资金融机构进入给国内造成的金融风险。据美国财政部的研究显示，在WTO135个成员国中，对外资银行没有明显限制的只有13个国家。

加强保护性立法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是限制外资金融机构以独资、开设分支机构等形式进入中国，从法律上鼓励采用合资形式，便于国内银行业尽快掌握国际金融领域先进的管理经验，按照FSA规定，合资金融机构50%股份属于中国股东持有，这样有利于中国金融政策的宏观调控；二是限制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开业数量，尽量避免同一国家在中国设立过多的银行或过多的分支机构，防止外国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形成垄断；三是逐步解决外资金融机构超国民待遇问题，使中外金融机构在同一税负起跑线上发展；四是引导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操作，可以考虑将其国际结算业务和国内贷款业务挂钩，并引导外资金融机构把资金投向国家优先发展而效益较低的产业；五是进一步加大金融监管力度，依法管理外资金融机构，对其违法经营和损害我国国家利益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罚，为外资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银行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在金融立法上要考虑到我国过渡时期的特殊性和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身份，根据GATS规定的发展中国家因服务和竞争能力的差别，允许发展中国家享受一些不对称原则，包括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第4条）和“逐步自由化”（第19条），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些规定在立法上保护民族金融业；同时，在立法上还要坚持国际性和民族性的统一，国际条约并不能凌驾于我国金融立法之上。

（三）当前国有商业银行亟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国有商业银行是我国银行业的主体，不论是从业人员、机构数量，还是资产规模或市场占有率均属于“超级型”，而国有商业银行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又很难在短期内加以解决。因此，国家仅从金融立法上予以保护还不能全面从法律角度保障国有商业银行的生存和发展，国有商业银行还必须注意以下几个与法律方面相关问题。

1.提高广大员工的法律意识，尤其是领导干部的信用观念和法律意识。由于多年的计划经济的影响，国有商业银行员工的法制意识十分淡薄，商业银行因违法等因素造成的经济损失十分惨重。

信用文化的内涵包括债权人和债务人两个方面的法律意识，其实质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而这种权利与义务是以整套连贯一致的法律、监管和司法实践为基础的，在一个法制精神和信用意识缺失的商业银行里，仅靠外部法制环境是不能保障其自行的健康运行。提高员工的法律意识，首先应当进行加入WTO相关的法律业务知识培训和金融法律知识培训，其次加强银行内部的执法检查和监察，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2.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对现有规章制度进行清理。机构庞杂、内部规章制度繁多，也是目前国有商业银行运行机制的一个重要特点。

适应加入WTO需要，各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对现行的内部规章制度进行清理，主要从规章制度的合法性、有效性等方面进行清理，确保现行的各类规章制度与国家法律规定一致，避免与国际条约、国际惯例相冲突。对于新制定的规章制度必须参照CATS和FSA的有关规定，从防范加入WTO产生的新的法律风险入手加强内控制度建设。

3.加强法律顾问工作，造就一批国际金融法律专才。加入WTO给国有商业银行提出了一系列法律方面的新课题，加强国有商业银行的法律顾问工作也显得日趋重要，加强法律顾问工作要从国有商业银行法律顾问的队伍培养、专业工作机构设置等方面研究问题。

国有商业银行必须从多种途径入手，造就一批既懂国际金融业务，又懂国际金融服务贸易法律的专门人才，以适应入世后国有商业银行法律事务工作的需要；适当提高法律顾问的政治和经济待遇；千方百计留住人才。要加强法律顾问工作，就要参照国际上管理先进的商业银行在法律顾问工作机制方面的经验，在总行和

一、二级分行建立健全法律顾问工作机构，把法律顾问工作纳入国有商业银行健康运行的法律保障之中，通过法律顾问工作促进国有商业银行依法经营，维护国有商业银行的合法权益。 4.建立健全国有商业银行法律风险防范机制。

国有商业银行的健康运行不仅仅需要国家在宏观金融立法上予以法律体系保障，更重要的是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必须建立健全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作为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一方面，它需要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者具备良好的法律素质，众多的从业人员具备一定的法律意识，时刻将依法合规经营理念渗透到商业银行运营的每一个环节，确保国有商业银行依法合规经营；另一方面，还应逐步解决业务工作人员不懂法、法律专门机构工作人员不懂业务的“两层皮”现象。

建立国有商业银行的法律风险防范机制，还应将国有商业银行在经营运行中暴露的法律风险通过多种渠道予以化解，探讨建立化解重大法律风险的快速反应机制的绿色通道，从法律风险防范的机制上适应加入WTO的需要。【参考文献】 缪剑文，罗培新.WTO与国际金融法律实务[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李本森.WTO与国际服务贸易法律实务[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朱子勤，姜茹娇.世界贸易组织(WTO)法律规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法出版社，2000. 张圣翠，赵维加.国际服务贸易法与中国[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许军珂.国际服务贸易法律与实务[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 000.